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一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农民工。下面是爱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供大家阅读!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保障农民收入快速健康发展。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收入依然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农村人，我不禁要问：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农民增收困难，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利用假期时间对自己所在县农民增收问题做了一次深入调查，以期为本地农民增收困难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化建议，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选取惠民县有代表性的部分村庄进行调查，采用入户走访、实地 调查等方式，同时，充分发挥同学、亲戚优势利用电话、短信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完成此报告。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就业是民生之本，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条件。然而，从调查情况看，我县农民就业问题严峻，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农业科技水平的逐步推广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过剩程度必然会进一步增加，相应的需要更多的劳动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我县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农民素质偏低，与农业现代化不相适应。在农民素质方面，我主要调查了以下四点：一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8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90%以上，高中文化程度只占7.8%。二是农民的科技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农民农业科技素质不高，进行农业活动大多依靠传统经验，接触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不足15%。三是思想观念。我县农民思想观念保守，缺乏进取精神，很多农民表示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别无所求，因此，很多农民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维持生计。四是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力度。调查结果显示，有70.13%的农民从未关注过三农政策，33.7%的农民不知道三农指哪几方面，63.64%的农民仅靠听说获取农业政策信息。从这四方面来看，我县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大障碍。

3. 生产力低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矛盾凸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已有30多年的历史，在改革初期，它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已开始显现。精细的生产模式不能形成规模，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广缓慢，且农产品批量小、质量差，无力面对市场竞争。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还将大批劳动力禁锢在农业上，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障碍。

4.村官选举问题重重，村委服务不到位。在调查村官选举这个问题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经济发达、乡镇企业较多的村庄，村干部成了美差，有人为了当上村干部，花费巨额资金送礼，有的甚至打起了“选票价格战”，一张选票从100到1000不等，有的候选人一次竟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与此相反，在经济落后、没有乡镇企业的村庄，村干部选举却很少有人问津，当选者多为年龄较大、无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不难想象，在这两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村委会其服务意识和带动能力是怎样的。素质偏低的村委会成员导致村委会发挥不了应有的职能，使其在引导种植结构、引导推进产业化经营、引导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加快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5. 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留守儿童教育受制约。我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当地教育发展受限，突出表现在教师工资上，根据调查，我县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分别为17400元和14650元。较低的工资水平致使大量优秀教师流失，导致农村教育质量下降。同时，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其父母常年在外，对他们的辅导、教育乏力，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像心理发育不健全、学习成绩下降等。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是农民在“起步”方面就比城镇居民差。

6.社会保障措施不力，致贫因素增加。由于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不足，农民生产和生活保障能力差，致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外，国家出台的一些保障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在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农民实际收益不大，像农村合作医疗，仅从定点医疗机构的药价看，同一品牌和剂量的常用药，从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药价即使扣除报销部分，往往比从药店购买的还贵，因而其最大受益者并非农民，而是医院。

7.农民工地位低，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由于城乡差别，农民工在与城镇居民的岗位竞争中多处于弱势，因而农民工多从事脏、累、差且收入低的工作，无固定住房，子女教育无着落，个人生活不方便以及无权享有城市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险等保障，而且工作很不稳定，甚至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基本的低收入工资。

三、对策与建议

从上述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多管齐下，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1. 立足农业特色，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城镇化进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立足农业特色，靠发展农业和相关产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各乡镇的农业特色，建立与其相关的乡镇企业，例如在大年陈乡建立水果加工企业，在何坊乡建立蔬菜加工企业，在石庙镇建立桑蚕加工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

2. 整合社会力量，从多方面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科技教育事业，积极开展农业知识的科普宣传，发放一些农业科普书籍，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农业科技知识讲座，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二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回乡任职，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者。三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宣传文化阵地。

3. 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进行规模经营，将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领域。同时，农业部门加强对集约化经营的技术、资金、信息、机械、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广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加收入。

4.推进乡村民主建设，切实提高村干部素质。对于村干部选举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应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对于出现“贿选”现象的村庄，可以在村内设置观察员，监督村里的选举行为，同时加强乡(镇)政府的行政干预，严厉打击“贿选”行为。而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村庄，政府应加大对其民主建设的投入力度，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批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参加选举。通过上述措施，切实选出高素质的村干部，使其真正发挥带动农民致富的作用。

5.加大师资力度，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的教学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前来任教，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应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使之健康成长。

6.加大投入力度，规范制度体系。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每年从财政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保障农民生产和生活，减轻农民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压力，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规范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各项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农民真正从中受益。

7.多管齐下，切实提高农民工地位。政府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拿出一定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确保农民工劳有所得。 施，切实选出高素质的村干部，使其真正发挥带动农民致富的作用。

5.加大师资力度，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的教学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前来任教，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应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使之健康成长。

6.加大投入力度，规范制度体系。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每年从财政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保障农民生产和生活，减轻农民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压力，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规范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各项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农民真正从中受益。

7.多管齐下，切实提高农民工地位。政府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拿出一定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确保农民工劳有所得。

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的《xx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根据抽样调查结果，去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分别增长1.3%和2.8%。

统计显示，xx年以来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xx年、xx年、xx年和xx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5、1.5和0.5个百分点。

以下为详细内容：

一、农民工规模

(一)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比上年增加21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加290万人，增长2.8%。

(二)农民工总量增速继续回落

xx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详见下图)。xx年、xx年、xx年和xx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0.5、1.5和0.5个百分点。xx年、xx年、xx年和xx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个百分点。近三年本地农民工人数增速也在逐年回落，但增长速度快于外出农民工增长速度。

(三)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长快于其他地区

按输出地分，东部地区农民工10664万人，比上年增加210万人，增长2.0%，东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8.9%;中部地区农民工9446万人，比上年增加111万人，增长1.2%，中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4.5%;西部地区农民工7285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人，增长2.5%，西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26.6%。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长速度分别比东部、中部地区高出0.5和1.3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六成以上为男性农民工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0%，女性占33.0%。其中，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9.0%，女性占31.0%;本地农民工中男性占65.1%，女性占34.9%。

(二)年轻农民工比重逐年下降

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3.5%， 21-30岁占30.2%，31-40岁占22.8%，41-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xx年的65.9%下降到xx年的56.5%，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5.5岁上升到38.3岁。

(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增加

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占23.8%，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占26%，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高中及以上的占21.4%，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四)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提高

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6.8%，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分性别看，男性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6.4%，女性占31.4%。分年龄看，各年龄段农民工接受培训比例均有提高。

三、农民工流向分布

(一)西部地区吸纳能力继续增强

在全部农民工中，16425万人在东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6%;5793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93万人，增长1.6%;5105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154万人，增长3.1%。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速较快，主要由于就近就地转移加快。与上年相比，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增长了4.1%。

(二)跨省流动农民工比重有所提高

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867万人，比上年增加129万人，增长1.7%，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6.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18.3%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62.8%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53.9%跨省流动，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三)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上升

在外出农民工中，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0885万人，占64.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8.1%流入直辖市，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22.4%流入省会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34.2%流入地级市，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跨省流动农民工77%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省内流动农民工53.9%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就业

(一)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提高

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6.6%，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为42.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4%，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0%，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二)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从业比重提高明显

中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13.2%，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6.5%，分别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占8.7%，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8.3%，分别比上年提高0.5和0.2个百分点。

(三)自营方式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

xx年，受雇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3%，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自营就业农民工比重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五、农民工收入

(一)各行业农民工收入均保持增长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长9.8%。分行业看，各行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均保持增长，增长较快的是制造业、建筑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二)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966元，比上年增加273元，增长10.2%;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61元，比上年增加227元，增长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97元，比上年增加246元，增长9.6%。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1.2和0.6个百分点。

六、外出农民工消费和居住

(一)农民工在外务工生活消费支出增长

外出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944元，比上年增加52元，增长5.8%。外出农民工月均居住支出人均445元，比上年减少1.8%，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7.1%，比上年下降3.6个百分点。

(二)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外出农民工中，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28.3%，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在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17.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租赁住房的占36.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乡外从业回家居住的农民工占13.3%，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务工地自购房的农民工占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自购房农民工比例提高，主要是在小城镇自购住房的农民工增加。在自购房农民工中，在小城镇购房的农民工占49.1%，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三)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增加

外出农民工中，从雇主或单位得到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6.8%，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6%，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的比重为44.6%，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七、农民工权益保障

(一)超时劳动和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变化不明显

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3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8个小时，较上年变化不大。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40.8%，较上年略有下降，但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xx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8%，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有所下降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0.8%，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0.5%，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本地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比重下降0.7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2%，与上年持平;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1%，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

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几个行业看，建筑业仍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多发地，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上升。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4%，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制造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下降0.3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下降0.4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下降0.3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比上年上升0.2个百分点。

(三)工资拖欠额上升较多

xx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增长17.1%。其中，被拖欠工资的外出农民工人均被拖欠10613元，比上年增加1529元，增长16.8%;被拖欠工资的本地农民工人均被拖欠8148元，比上年增加1050元，增长14.8%。

(四)参加“五险一金”的农民工比例提高

农民工 “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比上年分别提高1.2、0.5、0.5、0.7、0.6和0.5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均有提高。外出农民工在工伤、医疗、住房公积金方面的参保率高于本地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和生育方面的参保率低于本地农民工。

(五)东部地区参保率最好，中西部地区参保率提高较快

分区域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五险一金”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9.8%、医疗保险20.4%、养老保险20.0%、失业保险12.4%、生育保险9.1%、住房公积金6.0%，均好于中西部地区。但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提高较快。

(六)制造业参保率最高，建筑业参保率最低

分行业看，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几个行业中，制造业农民工“五险一金”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34.2%、医疗保险22.1%、养老保险21.4%、失业保险13.1%、生育保险9.3%、住房公积金5.3%，分别是参保率最低的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2.3倍、医疗保险4.1倍、养老保险5.5倍、失业保险6.2倍、生育保险7.9倍、住房公积金5.9倍，从事不同行业农民工参保率差距明显。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xx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xx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xx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xx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xx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xx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xx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xx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xx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xx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xx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xx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四、对策与建议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xx”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xx”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二

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中国农民工

调研报告

，供大家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农民工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外出务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同时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市场经济观念，直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顺利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响应国家号召，关心“三农问题”，同时为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把大学生的热情奉献给社会，服务于人民，展示当代大学生大良好精神风貌。经过精心准备，在本暑期(7月15日-21日)在**市机加工地针对农民工工资问题通过走访、展板宣传和调研问卷的形式展开调研活动。

通过现场走访和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问题大部分方面得到较为理想的改善，但仍然存在着问题。具体表现如下文。

4、有无劳动保险?(有)30%、(无)70%，

5、有没有被拖欠过工资?(有)60%、(无)40%，

7、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有)50%、(无)50%，

8法定假日是否有休息?(有)45%、(无)55%，

9、是否有加班?(有)10%、(无)90%，

10、对现在生活状况的看法，(很好)0%、(一般)50%、(差)5%、(很差)45%。

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高消费的地方仍要省吃俭用，尽量节省，把大部分工资留给家庭其他开支。不管是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天，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这300多元的生活费又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善，况且大部分都是50多岁，更需要得到生活改善和营养的补充，这样的工作条件的给他们身体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大部分用人单位给农民工未办过劳动保险，农民工也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合同。难道他们从事的工作真的很安全?工地的安全措施做的万无一失?难道用人单位真的深受农民工的信任，不用签订任何合同?那么有55%被拖欠工资，又更是让人费解了。我想这可能是农民工对劳动法的认识不够，没有掌握法律知识来吧护自己;也有更多的用人单位忽视国家政策和法律，故意侵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一多半的农民工对自己现在的工作环境评价很差，还有农民工称他们从事的是“二级劳改”，这个似乎和恰当的称呼，又能让我们想到什么。

维护农民工权益是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其中有部分面已经得到了改善，比如，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加班，大部分在假日有休息等。但是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知识社会和国家做的宣传仍让不够，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还不够完善。

我想构建和谐社会要克服的困难很多，解决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某个人的事，它是国家的事是社会的事，是我们共同的事。我们应该倡导社会各界响应国家号召，宣传弄命宫权益保护知识。关心“城市边缘群体”，为共建和谐社会解问题做决三农出贡献。

国家也着力完善政策和管理，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保护和调动农民工的积极性，促进城乡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健康发展。

通过此次调研，一方面锻炼了我们把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使我们走出了书斋，走出了校门，担当起了一个青少年应该承担的职责，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了解人民疾苦，尽我们的能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时下正值酷寒的严冬季节，当大多数市民呆在暖乎乎的被窝里时，而那些民工兄弟却饱受严寒的在冰冷冷的工地上干工，境况类似这样的年轻民工数不胜数。宾馆的服务员，小区的保洁员、建筑工地的工人，理发师……这些在千千万万城市居民生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小人物”，大部分来自外地，干着绝大多数城市人不愿干的活。

据调研表明，绝大部分的外来人口都是从事建筑、美发、保洁、收旧等行业，其中8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达55.7%，未婚青年占了61.5%，60%的人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到达城市打工的37%的民工中，只有不到20%的人是通过职介所介绍找到工作的，大部分是通过亲朋好友来到打工的。

在书上看到一篇报导，跟5个老乡租住在一带的小李今年20岁，初中毕业后在家乡学了点裁缝手艺，跟随家乡某私营老板来到做服装。常常是每天干14个小时才拿15元钱，饭菜每天几乎都一样，小李干了一年实在觉得辛苦，就“跳槽”到了一家个体小饭店。这里跟服装店差不多，也是早晨七八点钟工作，晚上11点左右睡觉。不过，收入稍高点，每月能拿到600元，这样，小李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小李每月除了要寄300元给弟弟上学外，自己只有150元生活费，交了80元的房租后，可以自由花费的只有70元。因此，她很少买衣服。调研显示，外来务工青年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达75%，其中8%的人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但他们中却有76%的人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

但他们中却有76%的人每月用在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开支低于50元以下，来外地找工作期间身上带够一个月花费的仅占12.9%，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生活就将陷入极困难境地。一旦有了工作，他们还要将收入的一大部分用来支持家里。

外来务工青年的精神生活跟同龄的城市青年相比有较大差距，他们缺乏务工青年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活动阵地。据我们了解到的务工青年一般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工作上，其余的一般就是聚在一起聊天，打牌、看电视，他们一般不关心时事新闻。虽然很多人都想去看些文学、技能介绍等方面的书，但苦于没钱或没时间，只得去买些地摊上的书，或者干脆趁休息时间跑到书店看免费的书。

民工中，绝大多数没签用工合同。一项调研中，当被问及“您希望组织对你提供哪些帮助”时，有30.1%的务工青年希望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据了解，外来务工青年中75%的人工作不稳定，56%的人未签

劳动合同

，52%的人加班后没劳动报酬。

而且，务工青年法制观念和知识也很薄弱。据调研显示，绝大多数务工青年通常与用工单位口头协商工资待遇，只有不到44%的人签订了用工合同。用工单位为他们缴纳失业保险金和工伤医疗保险的寥寥无几。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33.2%的人感到孤立无助，只有13.3%的人想到去找工，青、妇、组织。

由于工作不稳定，外来务工青年的子女上学也成了大问题，他们的孩子不得不打游击，很多务工青年子女就读的外来务工子弟学校，既无法跟城市学校相比，又无法跟他们家乡的学校相比。

1、改善农村组织，生产结构。其次，要投入农业结构改革，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增加其他副业或手工业，使农民可以有多方的出路。总之，提高基层人员的素质是重点，提高农民的文化、认识是主要工作。

2、政府应该从各部门抽调人员，专门成立一个组织，专门针对农民工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3、完善法律制度，但同时加强宣传效率，让农民工也能明白其简易程序，法律维护自己什么权益。

4、加强城乡交流，促进城乡居民的相互了解，可以考虑也让城区居民“下下乡”了解农民的生活，体验一下农民的感受，将心比心，切实到实际行动，完善两者之间的关系。

要关注一件事，你必须亲身实践去接近它，不要自己的想法去认知，这一次在接近，了解农民工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许多，也对“三农”中的农民工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认清了作为中学生的职责，让我们共同投放目光。给弱势群体以人文的关怀，共同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本文选取农民工作为调研对象，用独特的视角去关注，了解分析这一弱势群体，调研深入，见解透彻，建议 ，同时也体现了学生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三

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这次是农民工返乡集中时段，从这次调查可以看出，当前重庆地区返乡农民外出务工意愿强，信心足，但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机构提供的服务与农民工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为进一步了解受金融危机影响，我村返乡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按照年初计划，继xx年12月21——23日第一次调研之后，我于xx年1月17日至24日对我村返乡农民工进行了第二次入户调查，随机调查农民工145人。

綦江县郭扶镇古松村xx年外出务工人员为921人，截止xx年1月24日已返乡的农民工为613人，占外出务工人员的67%，xx古松村人均劳务收入为2350元，占xx年人均年收入的54.2%。

（一）学历情况

调查的145人中，文盲及小学学历为34人，占23%，初中学历为104人，占72%，高中及中职学历为7人，占5%。

（二）性别，年龄结构，拥有技能情况

调查的145人中，女性为46人，占32%，男性为99人，占68%，年龄在18周岁至30周岁的为41人，30周岁至40周岁的为72人，40岁以上的为32人，他们中85%的人都无一技之长，15%的人拥有机械加工、建筑、印刷等技能，但技能单一。

（三）务工地点普遍为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在工地上干活的较多调查发现85%的人都在东南沿海一带打工，其中选择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的人占75%，都是看重该地区工资报酬高，95%的人月收入在1000元至2500元之间，60%的人从事建筑，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四）返乡原因

因工厂或公司停产、倒闭、业务不好提前放假、无工作等原因返乡13人，占9%，其中2人是从事手套加工，3人从事机械加工，1人从事玩具生产，以上6人原公司或工厂的规模都很小，员工人数在20人至100人之间，另外7人是在务工点做临时工，未找到工作而返乡；回家过春节为118人，占81%；而回家照看子女、天气寒冷等原因返乡为14人，占10%。

通过对145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他们在务工方面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工作选择的意愿有差别

劳动密集型行业。调查中87%的女性都进入电子、制衣、制鞋、玩具加工等行业的公司；而75%的男性不愿选择进入公司、工厂工作，觉得在那工作会受到相应制度约束，感觉不自由，且收入较之工地或其他工作要低，另外由于自己的学历低、年龄大无法进入公司或工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自主创业意愿强烈，但普遍认为资金是最主要的问题

调查中80%的人希望能自主创业，比如搞养殖和种植业，但资金问题是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其次是技术和经验。

（三）流动频繁

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即使在同一务工地点，换的工作也比较多，究其原因是有些公司、建筑工地等现在都在大量招临时工，工程做完后，这部分人就得重新找工作。另外，他们的务工地点变换也较多。

（四）举家外出呈上升趋势

夫妻双方因都在外面打工，为方便照管子女，将子女带到务工地点就近入学的不在少数，我村举家外出就有98户（此数据是xx年11月农村医保参合情况各社统计上来的），这一数据比xx年增加10户。此次调查中全家外出回来过年的'有15户，但春节后全家还会出去。

（五）找工作的途径不多

调查发现农民工在外打工，找工作的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途径：一是熟人或亲戚介绍，也有的随本村在外面包工程的包工头出去；二是自己找，自己在一些工地上去问是否要人，或者到一些工厂门口去看是否有招工信息。

（六）大部分人都有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

调查中70%的人都表示会返回原来的岗位继续打工，剩下21名因公司或工厂停产、倒闭等原因返乡的农民工有18人表示还要出去务工，有3人表示将过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有22%的人将重新找工作，只有8%的人暂不外出务工。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古松村返乡农民工中，有部分人员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返乡，但所占比例不大，大多数返乡农民工都只是回家过节，并且他们大部分人都有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预计部分农民选择务工地点会转向内陆城市。外出务工现在和将来都是农民生存的一种主要方式。调查还发现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机构提供的服务与农民工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为农民外出务工搞好服务是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组织当前首要任务。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加强就业指导。调查中发现很多人都是通过熟人介绍和自己找工作，如果想换工作只有自己找，成本高，另外，有一部分人是看到别人在某一地方打工还可以，就随波逐流到那地方找工作，因此，农民外出务工存在一定盲目性和扎堆现象，发现现在所谓的劳务市场建设离大多数农民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建议相关部门深入实际，加强与用工方的联系与沟通，搜集相关用工信息，通过网络、职介机构等渠道向广大农民工提供用工信息，促进农民工合理流动，减少农民工找工作的成本，减小他们外出务工的盲目性。

二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切实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能与用工单位联合培训最好，不搞那些完成任务式的培训。同时鼓励他们就近就业，尤其是国家的扩大内需计划，涉及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应大量使用农民工。

三是重视无地农民的生存发展。农村土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下放，但是90年代后出生，或者婚嫁古松村并且户籍也迁入这个村的没有土地，这部分人一般靠耕种外出务工人员的土地生存，据了解，这种情况各地普遍存在。对于农村向来没有土地的这部分人，建议政府在土地流转和其它方面，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使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减少摞荒地，妥善解决这部分农民的生存问题。

四是加强对自主创业农民工的信贷支持和帮扶引导，减小他们创业的困难、风险和盲目性。对自主创业的农民工，政府可采取贴息、直接补贴、担保贷款等方式给予他们资金上的支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五是加强对农民工的跟踪调查，及时掌握他们的情况，必要时候能提供及时的服务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大量事实说明，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5年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这一比重达到50%以上。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决定的，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工积极性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民工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工农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也必然要求解决好涉及农民工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他们在劳动工资、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益，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充满活力、有序安定的社会局面。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进度和方式不同，其社会效果也不一样。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数量也多，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农民工队伍的出现和壮大，是我国特色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确抉择和有效途径。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不是短期的，而必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并从我国国情出发，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宏伟目标的实现。

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这些重要论述和要求，为我们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从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感和长期性。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有正确的指导原则。概括地说，既要遵循世界上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既要积极解决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又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着力完善政策和管理，又要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稳步健康发展。进一步地说，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必须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保护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这不仅要体现在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中，也要体现在各地方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还要体现在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和做法中，任何部门、地方和单位都不应有歧视农民工的规定和做法。

第二，强化服务，完善管理。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努力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服务，提供维护合法权益和子女接受教育的服务。在管理方式上实现由防范式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在公共产品提供上实现由单纯面向城镇户籍人口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转变。要充分发挥企业、社区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使农民工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也使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

第三，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就是实行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要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搞好科学规划，实行正确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我国国情决定了和规定着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既要积极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又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防止大量农民盲目涌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避免一些国家出现过的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贫富悬殊的现象。

第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是要坚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解决农民工问题也一定要考虑到各地的差异，不搞一个模式。近些年来，许多部门和地区进行了不少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要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输出地和输入地都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要积极探索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有效办法和途径。

第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就是既要抓紧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靠改革和发展，逐步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与制度。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也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长过程。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方向性和操作性相统一。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方向和思路，为各地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措施留有空间。

贯彻以上这些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尊重、保护和善待农民工，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

解决农民工问题涉及面广，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当前，特别要抓紧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一些带普遍性和最现实的问题。

第一，着力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和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问题。这是农民工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是当前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一方面，要从制度机制上杜绝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通过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做到农民工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切实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现在，不少地方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积极探索，要认真总结经验，推广成熟做法。同时，要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企业必须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责任。要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监督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对于延长工时和占用休息日、法定假日工作的，必须依法支付加班工资。任何企业都不得压低或变相减少加班时间的工资支付。要多渠道地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标准，通过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

第二，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和劳动合同管理。关键是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各地方、各部门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各级政府都要把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要依法规范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企业招用工行为。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与监督，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任何单位都不得违反劳动约定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特别要依法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对介绍和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应从严惩处。

第三，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也是各方面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抓紧建立符合农民工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既涉及维护农民工权益，也关系稳定农民工队伍。要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首先着力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要兼顾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各地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当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采掘等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各统筹地区要采取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农民工也可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抓紧研究探索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并能够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

第四，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要在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前，子女上学是长期在城市工作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列入教育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输入地政府还要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实行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管理服务体制，全面搞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第五，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目前，涉及农民工的侵权案件屡屡发生，由于多种原因使得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困难重重，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至关重要。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权利。农民工在评定技术职称、晋升职务、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等方面要与城镇职工同等看待。要依法保障农民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严禁打骂、侮辱农民工的非法行为。要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当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对复杂的问题，一定要根据大中小城市的不同情况，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而稳步推进。要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应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的作用。

第六，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据调查，目前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吸纳了65%，主要是在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内就地、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达到90%左右。实践证明，这种就业模式和途径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一定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容量。要努力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在当地就业机会。要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收入，也利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要提高小城镇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特别要依法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这是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失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七，着力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由于农民工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因此，一定要用极大的努力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在农民工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农民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行为准则，成为既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又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的合格的产业工人。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知法守法，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农民工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环境、讲究文明礼貌，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广大农民工要努力按照现代产业工人的基本素质要求自己，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业务和生产技能、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履行当地城市居民应尽义务。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五

本次调查分别针对农民工、企业（用人单位），主要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讨薪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 民工的从业情况

1、农民工大多是通过劳动市场找到工作单位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亲友、同乡介绍工作的。

2、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建筑工人、工厂临时工、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人员、城市环卫工人等。而且农民工大多奋斗在第二产业，从事的工作大多工作条件比较差、工作强度大，有些甚至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是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工作。

3、对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合同情况的调查发现，由于政府部门加大了建筑行业、加工制造业等农民工相对比较集中的企业的监督管理，现在签订劳动合同、临时雇佣合同的比例大大提高了。但还是有不签合同的情况，往往出现在打短工、由熟人介绍工作、以及在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打工的农民工身上。有的是因为不知道有订合同这回事，有的是根本不把签合同当回事，还有的则是因为老板根本不理会这种要求。而且，即使有签订合同，也往往是企业指定的，存在大量不合理、不合法的霸王条款，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条约理解并不深，明显不利于保护农民工权益。

（二）民工的工资状况

1、农民工工作报酬的计酬方式主要为计件制和计时制，计时制有按小时和按日两种。

2、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按工作的强度、技术要求、个人能力等有较大差别，从1500元到3500元不等。但是一般都没有奖金、公积金、社会福利、医疗保险。

3、薪资的发放有三种情况：打短工的一般是在完工以后一次性发放，不过可以预支一些作为生活费；建筑行业一般分为两部分，每月发放一部分生活费，年末或工程结束时再发放另一部分；工厂以及服务业一般按月发放，但会扣留一定的保证金，如果是打短工很容易发生拿不到短期打工的工资，损失保证金的情况。

（三）农民工的讨薪问题

1、出现工资拖欠的比例不高，而且多为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黑工头等不正规的雇主。工厂、工地往往会因为资金没有到位而出现短时间拖欠工资，但都能很快补发。

2、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主要有技术上的和道德上的两方面：技术上的原因有上家汇款迟延导致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层层分包体制等；道德上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工头卷款逃跑、有的是老板无视农民工的权利而肆意侵害其利益。

3、农民工在遇到长时间老板拖欠工资时，所采取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直接向老板抗议、请工会之类的组织进行调解、向新闻媒体曝光、找政府部门投诉、求助于司法、仲裁等，其中，比较极端的有"跳楼秀"、绑架老板、报复包工头等，但一般很少会有人选择这种方式。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向政府部门投诉，因为一旦发生拖欠，向老板抗议或进行调解很少有实际效果，申请仲裁和诉诸于司法对农民工来说都成本太高，要上媒体又需要事情具有一定的新闻性，而找政府部门不但成本较低且成功几率也比较高。

4、各地方政府都有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并设有监 察大队（纠察大队）专门处理这类案件，以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减少侵害的发生。从调查来看，各地政府部门都能比较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一经调查认定，坚决追讨回欠款，案件成功解决的几率在98%以上，而且对违规单位有处罚、教育等手段。为了减少事件的发生政府还有日常的巡查，主动进行监察工作，平时也经常展开针对性的宣传教育。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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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最新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务院研究室近日发布《中国农民工

调研报告

》。报告汇集了对农民工问题系统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是近年来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权威成果。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

调查当中，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过8小时。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审批手续和收费的政策在少数地区落实仍不到位，乱收费、搭车收费的现象依然存在。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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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大量事实说明，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xx年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这一比重达到50%以上。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决定的，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工积极性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民工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工农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也必然要求解决好涉及农民工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他们在劳动工资、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益，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充满活力、有序安定的社会局面。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进度和方式不同，其社会效果也不一样。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数量也多，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农民工队伍的出现和壮大，是我国特色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确抉择和有效途径。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不是短期的，而必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并从我国国情出发，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宏伟目标的实现。

在党的xx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

》中明确指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这些重要论述和要求，为我们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从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感和长期性。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有正确的指导原则。概括地说，既要遵循世界上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既要积极解决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又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着力完善政策和管理，又要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稳步健康发展。进一步地说，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必须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保护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这不仅要体现在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中，也要体现在各地方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还要体现在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和做法中，任何部门、地方和单位都不应有歧视农民工的规定和做法。

第二，强化服务，完善管理。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努力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服务，提供维护合法权益和子女接受教育的服务。在管理方式上实现由防范式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在公共产品提供上实现由单纯面向城镇户籍人口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转变。要充分发挥企业、社区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使农民工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也使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

第三，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就是实行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要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搞好科学规划，实行正确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我国国情决定了和规定着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既要积极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又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防止大量农民盲目涌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避免一些国家出现过的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贫富悬殊的现象。

第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是要坚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解决农民工问题也一定要考虑到各地的差异，不搞一个模式。近些年来，许多部门和地区进行了不少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要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输出地和输入地都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要积极探索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有效办法和途径。

第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就是既要抓紧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靠改革和发展，逐步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与制度。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也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长过程。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方向性和操作性相统一。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方向和思路，为各地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措施留有空间。

贯彻以上这些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尊重、保护和善待农民工，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

第一，着力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和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问题。这是农民工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是当前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一方面，要从制度机制上杜绝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通过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做到农民工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

劳动合同

约定执行，切实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现在，不少地方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积极探索，要认真总结经验，推广成熟做法。同时，要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企业必须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责任。要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监督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对于延长工时和占用休息日、法定假日工作的，必须依法支付加班工资。任何企业都不得压低或变相减少加班时间的工资支付。要多渠道地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标准，通过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

第二，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和劳动合同管理。关键是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各地方、各部门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各级政府都要把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要依法规范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企业招用工行为。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与监督，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任何单位都不得违反劳动约定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特别要依法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对介绍和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应从严惩处。

第三，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也是各方面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抓紧建立符合农民工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既涉及维护农民工权益，也关系稳定农民工队伍。要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首先着力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要兼顾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各地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当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采掘等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各统筹地区要采取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农民工也可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抓紧研究探索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并能够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

第四，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要在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前，子女上学是长期在城市工作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列入教育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输入地政府还要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实行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管理服务体制，全面搞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第五，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目前，涉及农民工的侵权案件屡屡发生，由于多种原因使得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困难重重，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至关重要。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权利。农民工在评定技术职称、晋升职务、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等方面要与城镇职工同等看待。要依法保障农民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严禁打骂、侮辱农民工的非法行为。要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当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对复杂的问题，一定要根据大中小城市的不同情况，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而稳步推进。要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应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的作用。

第六，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据调查，目前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吸纳了65%，主要是在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内就地、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达到90%左右。实践证明，这种就业模式和途径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一定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容量。要努力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在当地就业机会。要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收入，也利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要提高小城镇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特别要依法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这是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失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七，着力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由于农民工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因此，一定要用极大的努力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在农民工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农民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行为准则，成为既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又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的合格的产业工人。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知法守法，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农民工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环境、讲究文明礼貌，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广大农民工要努力按照现代产业工人的基本素质要求自己，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业务和生产技能、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履行当地城市居民应尽义务。

xx年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以及部分专家，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研究成熟后为国务院制定一个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历经10个多月的努力，课题组形成了一批调研成果，并起草了一个指导性文件;xx年1月18日，总理主持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听取汇报，并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已经发布实施。这本《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汇集了对农民工问题作系统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对农民工的地位、作用、现状、趋势和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农民工这一新事物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请广大读者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农民工问题，为这支新型劳动大军的可贵精神和重大作用鼓与呼，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奋斗。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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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公布的《中国尘肺农民工生存状况

调查报告

(xx)》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尘肺病农民估计数量在600万人左右。尘肺病的死亡率高达22.04%，更为严重的是，每年仍有2万名新增尘肺病患者。

欧洲和美洲国家的经验是，尘肺病问题由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遏制和解决，日本最后一例尘肺病在1970年，美国尘肺病在1930年代已经消灭。目前在我国，与尘肺病的严重性相比，它的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尘肺病患者90%是农民，他们从事矿山开采、路桥隧道开凿、金属冶炼等行业，缺乏安全和权益保障，维权艰难，更缺少发声途径。曾经很多人不知道这种职业病，但经过近些年的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事件、媒体报道等，尘肺病的知晓率已经有所提高。

“高达82%的尘肺病农民工最终在家里去世，因为他们在患病晚期已经没有条件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了”。

“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情况十分糟糕，所调查的家庭没有一家有存款，75%的家庭有欠债，28.26%的家庭变卖过家产”。

在7月5日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一组组数据敲击着人们的神经，这是接受调查的501个尘肺病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全国逾百万尘肺病患者的现实生活。

陕西镇安一村庄共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达70户

“在调查的样本中，尘肺病农民工平均年龄48.5岁，其中最小的只有25岁;去世的尘肺病人平均年龄仅47岁，最小的32岁，尘肺病让他们提前结束了人生!”

在发布《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面色凝重。

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近100名志愿者完成。近1年中，他们深入安徽、甘肃、贵州、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云南等8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抽取20个尘肺病较为集中的村庄。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世尘肺病人中，76.9%在诊断时已经处于三期(即晚期)。

来自陕西镇安的农民工王明升就是三期尘肺病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不同程度患有尘肺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病情较轻的父亲仍在做泥瓦匠赚取微薄的收入。

不过，王明升觉得自己不是最不幸的，至少在好心人的救助下，他们还活着。他所在的村里有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有70户。其中一个家庭4个孩子全因尘肺病相继离世，只剩两个年事已高的老人。

以门诊为例，33.13%的人一分钱未报销，47.46%只报销1000元

“早期尘肺病人只要及时诊断、治疗，对生命不会有威胁。一旦到了晚期就没有任何方法进行治疗了。”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做过不计其数的肺移植手术，他深知尘肺病对生命造成的伤害。但现实却是，由于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入不敷出，治疗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奢侈品”。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年平均收入只有1万余元，平均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少的年收入为0元。而他们的年平均支出达到24804.9元，是年平均收入的近2.5倍，最多的更高达31万元。

调查发现，看病占了尘肺病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平均达到12364.8元。相对的，能够获得报销的比例却并不理想。以门诊为例，一分钱也没有报销的为33.13%，只报销1000元的为47.46%。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家庭中，95.7%没有任何存款，甚至有近72%的农民工负债累累，70%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低保，大部分过着入不抵支的生活，小部分人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22.3%的农民工为治病变卖家产，16.14%的尘肺病家庭子女辍学。

为了节省开支，尘肺病农民工选择减少或放弃治疗：57%的人有病痛但无钱去门诊治疗;超过90%的人没有到医院进行过任何疗养和康复训练。

这些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74.3%未申请过赔偿，申请者中82.7%未获得赔偿

对尘肺病农民工来说，及时获得赔偿将带来生的希望。但调查报告指出，只有25.72%的尘肺病农民工申请过赔偿，74.3%的人没有申请过;仅有17.3%的人表示获得了赔偿，82.7%的人表示没有获得。

“可以看出，一方面尘肺病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争取赔偿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争取赔偿困难重重使他们望而却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孟燕华在报告中指出，九成受访者认为申请赔偿是十分困难的。

在有维权经历的25.72%的农民工中，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16.94个月，时间将近一年半。其中，花费时间最长的达72个月。在争取赔偿的花费上，平均为6529元，最多达9万元。

争取赔偿的过程中，有31.5%的人依靠政府部门，35.6%的人主要靠自己，13.7%的人依靠社会组织。

尘肺病农民工认为申请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不知道向谁申请赔偿;无劳动合同，没有证明，无法获得正式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导致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经济困难;申请时间及拖延时间长;用工单位推卸责任;政府部门不作为，互相推脱等。

过半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xx年以上

卢晖临告诉记者，接受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中，99.33%长期从事高粉尘工作，从事xx年以上的占到52.09%。98.9%的人只接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收入高、进入门槛低和老乡介绍，是农民工选择高粉尘工作的主要原因。

高粉尘工作主要集中在矿山(87.7%)和工地(7.19%);有80.73%为民营小企业;83.07%的尘肺病农民工从事过两个以上的高粉尘单位，其中更有15.35%的人频繁换工作，已记不清工作过的单位数量。

粉尘防护措施不到位是造成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62.67%的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有佩戴防护面具，25.34%的农民工只戴了一段时间。

对于为什么没有佩戴防护面具，74.16%的人表示用工单位没有提供，14.23%的人觉得戴不戴没关系，11.61%的人觉得难受和不方便。

此外，一些用工单位防护措施缺失、掩盖高粉尘对工人的危害等行为，加剧了粉尘对农民工的威胁。受访农民工表示，83.41%的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1%的单位没有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80.14%的单位没有检查工人是否佩戴面具，接近九成的农民工从没有进行过入职和离职的身体健康检查，93.2%的尘肺病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七

一、农民工追讨工资的件次及维权方式发生变化 20xx年“两节”期间，农民工到因农民工工资未及时支付个访、集访共20余件次，涉及金额1201.1万元。20xx年“两节”期间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诉率上升了15.9%，金额上升10.8%，人数上升51.7%。不包括农民工到区城乡建设委，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的农民工问题，堵高速路口等方式，在城区发生一次。城区堵交通干道的行为在北环路，三环路数次发生，同邦。国际城数次发生民工拉标语、敲盆子等方式上街游行。

二、工程领域普遍存在此类现象

其中工程项目有政府项目，也有私营工程，如示范街道及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程，房地产开发工程，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巴渝民居改造工程，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就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要求各融资平台，国有公司，行业主管单位等要及时监督，按照“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等方式保证工资按时发放。层层建立预警排查机制，层层落实责任制，层层落实专人，筹集应急资金，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工程款及民工工资支付投诉问题。

三、存在的原因

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也有融资市场的限制，支付压力逐渐加大，有个别劳务公司恶意欠薪，或者劳务公司因工程接近收尾，以追讨工资为名，雇请民工帮忙追讨保证金及工程尾款等行为。

根据20xx年“两节”期间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项目资金不到位。因银行银根一度紧缩，使得资金融资难，筹集资金不到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资金跟不上建设的进度，到了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或结点，建设单位无资金来支付进度款、结点款。由此直接给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以及劳务班组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或以各种借口不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工资支付矛盾纠纷增多。

（二）是合同履约难度大。按合同约定执行是整个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也是日常管理工作的依据。一方面，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选择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在选择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在选择劳务班组的时候，由于这些企业的实力和信誉度参差不齐。实力雄厚和信誉度好的企业都能严格履行合同，也能顺利应对市场中的各种风险。遇到经济实力差和信誉度差的企业，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给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施加压力，逼迫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提前履约支付款项。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劳务分包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签订不规范，甚至有的工程项目根本就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导致争议、纠纷不断，给处理这方面的信访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工资监管力度差。目前，建设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程序主要是建设单位支付给施工总承包方、施工总承包支付给劳务分包、劳务分包支付给民工班组、民工班组支付给农民工。部分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在划拨工程款时，未遵循优先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原则。即使建设单位在已按合同给定支付工程款后，下属分包单位未直接支付给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隐患仍然存在。从中反映出工程项目对农民工工资监管乏力。

（四）建设秩序不规范。部分项目在施工管理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未细化不明确。工程项目管理不力，导致工程款结算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中诱发争议和矛盾纠纷较多。

四、工作建议

（一）是加强项目资金监管。为了杜绝和减少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的发生，积极探索防止拖欠的方法及措施。从源头上防止拖欠。严格执行项目资金和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对资金达不到规定比例或后续资金没有保障的经营性工程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坚决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对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的工程，不予竣工验收备案。全区各类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要尽快成立处理民工工资应急方案，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民工工资投诉问题。

（二)是落实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认真落实建设领域“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利用“市场评价”、“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合同履约”、“市场行为”四个评价体系，重点是参建单位的“合同履约”情况。采取房屋建筑多层不得少于2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高层不得少于3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完成一半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采取建设进度过半一次，结束一次，加强对我区在建工程项目的动态监管。对存在有农民工工资支付拖欠行为的工程项目，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工程项目，采取建管、质量、安全、造价管理科室、站、所联动，限制该工程活动的继续进行。

（三）是健全农民工用工体系。区人社局要积极探索农民工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用工情况、用工合同签订的动态监督管理力度，随时掌握工程各阶段、各工种的农民工用工情况。切实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实行“月结月清”制度，农民工工资支付由建设单位和用工单位负责落实专人监管。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每月由用工单位以工资名册的形式向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报送备案。

主管部门是加强对施工合同及履约情况的监管，合同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均表现在对合同的事后监督，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方式对合同备案后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早发现未按照合同进行履约的情况，避免造成承发包双方的扯皮事件，即时予以纠正，避免更大的损失，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对不按照合同执行的主体应视情况给与一定的处罚。再次，涉及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要强化施工现场的监管，重点是管理人员的到位情况、从业人员持资格证上岗情况、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现场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管。

（五）是落实清欠工作责任制。清欠工作在今后几年的工作中任务非常艰巨，是关系我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区委、政府一定要把他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抓。必须进一步完善健全清欠机制，以目前已经建立的清欠机制为基础，以《刑法修正案》第四十一条规定支撑，以打击恶意欠薪和恶意讨薪为重点，以“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为原则，层层落实责任，落实专人，继续推进清欠工作。特别是要加强融资的力度，确保工程项目资金到位，切实维护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八

2014年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研究室牵头，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先后到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四川、河南、宁夏等11个省（区、市）进行调研，实地考察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和居住区、农民工培训场所、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农民工子弟小学等，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50余次。历经10个多月，在深入研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起草形成了报告。

农民工月收入主要在500至800元之间

国务院研究室近日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对正在城镇务工和返乡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至500元的占29.26%，500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

目前，农民工打工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资深”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地以滚动方式进城。据调查，通过熟人或亲戚介绍的比例达到60.37%，而通过中介机构介绍和自己应聘的仅占14.20%和12.10%。

仅53.70%签订用工合同

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领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按月领取，为60.37%；另一种方式是按年领取，为28.02%。在被调查者中，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达到47.78%，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达到35.68%和15.68%。

仅13.70%每天工作在8小时以内

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过8小时。在被调查者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至9小时之间的达到40.30%，9至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

在二、三产业中占半数以上

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报告同时指出，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2014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月平均生活消费支出290元，平均全年节余3000元左右。农民工群体每年带回家的数以千亿计的现金，成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来源。

针对农民工乱收费现象仍然存在

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审批手续和收费的政策在少数地区落实仍不到位，乱收费、搭车收费的现象依然存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研组在报告中指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各地均对本地区针对农民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进行了全面清理，但在个别地方外来人员居住集中的街道、乡镇，还存在乱收费情况，如超标准收取卫生清扫保洁费，擅自收取综合管理费、宣传管理手册工本费等。调查还显示，个别地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个别教育部门擅自抬高免收借读费的申请标准；少数地方农民工培训所需财政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影响农民工就业培训工作顺利开展；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有的政府主办的劳动保障培训基地收费公示不符合规定等。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九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1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19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9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

调研报告

》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2019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19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

劳动合同

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2019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1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1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1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1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

农民工越来越“恋家”

外出农民工出现回流趋势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报告显示，截至20xx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长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公开数据显示，20xx年到20xx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为5.5%、4.4%、3.9%、2.4%、1.9%、1.3%，增速逐年回落的趋势非常明显。

从报告中可以发现，农民工数量增幅自20xx年以来出现首次扩大，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但增量主要来自本地农民工；二是外出农民工增速继续回落，跨省流动农民工继续减少。

中央财经大学民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永壮表示，从近年来的农民工总量变化可以看出，过去那种劳动力过剩的局面正在改变。另外，农民工回流趋势明显，说明外出务工的性价比越来越低。同时，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家乡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超时劳动、拖欠工资情况有所改善

报告显示，近年来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20xx年，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9.1%，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3.9%，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而在农民工权益保障上，超时劳动情况有所改善，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xx年，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4.9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5个小时，均与上年持平。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64.4%，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78.4%，分别比上年下降0.4和1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日工作超过8小时和周工作超过44小时的比重比上年分别下降1.8和0.6个百分点，超时劳动情况改善比较明显。

农民工社会交往有待丰富

人才培养政策需跟上

在城市生活中，除家人外，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人际交往时，老乡占35.2%，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当地朋友占24.3%，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同事占22.2%，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占3.1%，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基本不和他人来往占12.7%，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

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和休息，分别占45.8%、33.7%和29.1%。其中，选择上网和休息的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了2.7和0.9个百分点。选择参加文娱体育活动、读书看报的比重分别为6.3%和3.7%，分别比上年下降0.8和0.9个百分点；选择参加学习培训的比重仅为1.3%，与上年持平。

专家认为，我国农民工数量、结构、自身特点等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人才培养政策和措施需要及时跟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表示，相关部门要根据农民工数量、质量和结构三种指标加强分析，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一

解决农民工问题涉及面广，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当前，特别要抓紧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一些带普遍性和最现实的问题。

第一，着力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和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问题。这是农民工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是当前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一方面，要从制度机制上杜绝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通过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做到农民工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切实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现在，不少地方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积极探索，要认真总结经验，推广成熟做法。同时，要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企业必须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责任。要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监督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对于延长工时和占用休息日、法定假日工作的，必须依法支付加班工资。任何企业都不得压低或变相减少加班时间的工资支付。要多渠道地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标准，通过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

第二，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和劳动合同管理。关键是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各地方、各部门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各级政府都要把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要依法规范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企业招用工行为。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与监督，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任何单位都不得违反劳动约定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特别要依法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对介绍和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应从严惩处。

第三，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也是各方面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抓紧建立符合农民工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既涉及维护农民工权益，也关系稳定农民工队伍。要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首先着力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要兼顾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各地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当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采掘等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各统筹地区要采取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农民工也可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抓紧研究探索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并能够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

第四，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要在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前，子女上学是长期在城市工作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列入教育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输入地政府还要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实行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管理服务体制，全面搞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第五，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目前，涉及农民工的侵权案件屡屡发生，由于多种原因使得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困难重重，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至关重要。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权利。农民工在评定技术职称、晋升职务、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等方面要与城镇职工同等看待。要依法保障农民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严禁打骂、侮辱农民工的非法行为。要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当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对复杂的问题，一定要根据大中小城市的不同情况，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而稳步推进。要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应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的作用。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3篇3篇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3篇3篇第六，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据调查，目前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吸纳了65%，主要是在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内就地、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达到90%左右。实践证明，这种就业模式和途径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一定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容量。要努力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在当地就业机会。要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收入，也利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要提高小城镇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特别要依法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这是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失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七，着力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由于农民工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因此，一定要用极大的努力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在农民工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农民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行为准则，成为既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又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的合格的产业工人。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知法守法，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农民工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环境、讲究文明礼貌，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广大农民工要努力按照现代产业工人的基本素质要求自己，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业务和生产技能、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履行当地城市居民应尽义务。

20**年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以及部分专家，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研究成熟后为国务院制定一个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历经10个多月的努力，课题组形成了一批调研成果，并起草了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本，汇集了对农民工问题作系统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对农民工的地位、作用、现状、趋势和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农民工这一新事物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请广大读者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农民工问题，为这支新型劳动大军的可贵精神和重大作用鼓与呼，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奋斗。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二

浙江省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省。根据省统计局20xx年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农民工总数已达1783万，其中本省农民工约1260万，外省农民工约523万，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准确把握浙江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对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20xx年，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对浙江七市十县区、市的劳动力市场和百余家企业、20xx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为确保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次调研采取了现场填写、现场回收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100份，回收2100份，获得有效问卷1915份，回收率与有效率分别为100%和91.19%。现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对浙江省农民工就业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就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从性别看，男性多于女性，且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影响，外出务工人员的男性比重高于女性男性59.5%，女性40.5%，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女性农民工逐步回归家庭，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重差距呈剪刀式不断扩大如图。另外，由于浙江省纺织服装业比较发达，这些行业主要需要年纪轻、反应快的女性从业，因此，在女性农民工中16-23周岁的女性比重较高，达40.1%，与同龄的男性农民工相比，其比重也高于男性农民工。

年龄结构青壮年居多，学历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50.3%的农民工学历为初中，31.9%为高中或职高。较低的文化水平使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较少从事脑力劳动，不得不吃“青春饭”。在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中，63.9%年龄在30岁以下，40岁以上的农民工不到10%，以青壮年居多。另外，在16-23周岁的农民工中，60.3%为初中以下学历，这些人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思想单纯、社会经验少，且多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只能机械地重复某种单一的动作，难以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提高自己的就业层次和可持续性。

“晚婚”现象较为普遍，四成已婚农民工家里有“留守儿童”。浙江流动就业的已婚农民工比重较低，只有52.5%的农民工已婚。根据有关调查，全国外出农民工婚姻结构基本呈现“三七开”。与全国水平相比，差距较大，这主要源于浙江省16-23周岁的农民工未婚比重较高，为89.6%，24-30周岁之间未婚农民工比重也高达48.8%。说明农民工在流动就业过程，不断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从乡土到城市的转变，很多农民工摒弃了农村传统的“早婚”观念。在已婚的农民工中，全家都搬到城里的占28.8%，43.3%的人夫妻在城里，孩子在老家，两地分居的现象较少，但“留守儿童”现象比较普遍。

外省农民工主要来自于安徽、江西、四川等地。安徽、江西两省与浙江毗邻，成为浙江外来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在外省农民工中，户籍为安徽的占20.82%，江西的占13.3%。其次是四川、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工所占比重较高，依次为12.0%、10.1%、8.6%、7.4%；江苏、贵州、山东、陕西、重庆户籍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依次为4.8%、4.4%、2.8%、2.6%、2.4%。

。根据调查，目前浙江农民工求职信息“老乡”、亲戚介绍的占41.1%；通过市县劳动力市场了解住处的占17.2%；通过当地政府的劳动管理站了解住处的占12.0%；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了解招聘信息的占3.3%；而毫无目的，随意闯荡的占9.0%。

外出动机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赚钱，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学技术、见世面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16-23周岁的农民工，为寻求发展机会而外出就业的比重为33.3%，见世面的占11.3%，想学技术的占11.1%。

劳动关系日趋稳定，多数农民工想扎根城市。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年为单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这种“候鸟式”流动就业的模式影响了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但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两年内平均每位农民工转换工作在1.08次左右，46.2%的农民工没有转换过工作，大多数农民工春节后仍然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劳动关系日趋稳定。在未来打算方面，只有20.6%的农民工明确表示要回家，并且30岁以下农民工明确打算回家的比例更低，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不愿再退回农村当农民，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永远留在城镇，成为城镇居民的一部分。

注重就业质量的提高，失业期间依靠积蓄维持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正视自身的价值，在工作中不仅仅局限于对收入的追求，更注重自身的发展，对职业生涯规划有较强意识。在有转换工作经历的农民工中，35.5%是想找一个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单位，由于工资太低转换工作的农民工占46.4%。在失业期间，55.3%的农(民工依靠以前赚的钱来维持生活；17.1%的农民工依靠亲戚朋友的帮助；13.6%的农民工靠打些零工；依靠社会救助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仅占2.8%。失业保障不足，使农民工失业后承受着比当地人更大的经济、社会、心理压力，因此大多数农民工通常是“骑驴找马”，失业期较短，88.3%的人在两个月内可找到下一个工作。

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浙江省农民工就业环境日益改善，农民工收入水平总体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目前，浙江省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218元，比全国966元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20xx的平均水平高出252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25.2%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在拖欠工资方面，有4.8%的农民工经常被拖欠工资，尤其是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的现象比较严重，只有39.8%的人能按时领到工资。

劳动时间总体较长，大多数能获得加班工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但调查显示，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的农民工仅占37.6%。大多数农民工不仅每天工作时间较长，而且难以享受到正常的双休日，26.7%的农民工每月只能休息1-2天，还有19.8%的农民工根本没有休息日。对于超时工作，69.9%的农民工表示能得到加班工资，当问及他们的加班意愿时，70.2%的农民工表示加班加点是出于自愿。这一方面是由于超时工作可以获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农民工业余生活比较贫乏、单一，与其在家睡觉，还不如多赚点钱。这说明，当前浙江省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处于较低的需求层次，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部分休息权。

社会保险在省际间转移较难有关。

职业安全教育还存在较大不足，女性农民工缺乏特殊保护。《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通过调查，参加过所在用人单位为其组织的岗位安全培训的农民工仅占63.1%。企业不仅在职业安全教育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在劳动防护方面也缺乏重视，仅有47.5%的农民工能够按时领到用人单位发放的劳动防护用品，68.2%的女性农民工在“三期”没有得到应有的 特殊保护。农民工大多数从事重、脏、苦、险等工作，不进行必要的职业安全教育、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用品和提供必需的特殊保护，很大程度地提高了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发生率。

劳动合同签订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受劳动合同约束。劳动合同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全国79.3%的外出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浙江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49.4%，与全国水平相比，签订率较高。部分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一方面是因为一些用人单位存在着用工管理不规范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农民工在主观上不想签劳动合同。数据显示，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有44.9%的农民工由于担心受到约束等原因自己不想签订劳动合同，尤其是16-23周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有59.8%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部分农民工已加入工会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对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调查，农民工不再被工会组织拒之门外，21.0%的农民工加入了工会。另外，农民工地位不断提高，选举权也得到重视，进城后参加过选举的农民工占19.0%，而且参加过选举的人中，有12.

8%参加的是务工所在地城市居委会选举和人大代表的选举。

工资水平偏低，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浙江省20xx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25572元，而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4613元，前者是后者的1.75倍，收入差距较大。低工资水平伴随的是较低的生活支出，农民工在打工地平均年消费仅为7812元，而浙江20xx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254元，是农民工人均消费的1.57倍，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但与其他省市相比，浙江省农民工生活成本仍然较高，消费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6%，而收入水平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1%。表面上，浙江省农民工在收入上优于其他省市就业的农民工，但实际上，一方面，浙江省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相比，处于“低收入、低支出、低生活水平”的“三低”状态，在与周围的居民进行比较时，容易形成极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与其他省市的农民工相比，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因此，仅从经济收益的角度看，浙江省在吸引农民工就业方面并不具备足够的优势。

整体素质不高，“眼高手低”就业难。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0.04年，大多数缺乏专业技术技能，且不愿意或无经济能力参加收费的培训项目，仅有14.4%的农民工愿意参加自费的培训，愿意参加的人中72.1%的人只愿意承担300元以下的培训费用。虽然自身素质不高，并且较少参加职业培训，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的收入、环境要求却越来越高，他们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体面的工作、体面的生活，并且定居在城里。自身的能力限制了农民工良好愿望的实现，43.2%的农民工在转换工作中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找到下一个工作，11.7%甚至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

超时工作，业余生活单调。58.4%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是赚钱，因此，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民工和能获得加班工资的农民工有较强的加班意愿，而且随着加班工资支付的标准越高，农民工加班的意愿越高。高强度、长时间的透支体力工作，对身心的损伤是显而易见的。在较少的空余时间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未得到重视，看电视和睡觉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居住环境也差强人意，大多数人居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和出租房内，农民工疲惫的身心难以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恢复。

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保障。在一些农民工眼中，外出就业只是“权宜之计”，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大多数人未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农民工比较注重近期内的经济收益，较少考虑工作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未来养老等问题。在未参保的农民工中，仅有13.2%是因为用人单位不给参保而未参保，即便是不需要农民工缴费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也没有得到农民工的重视。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部分农民工因不想受到约束，担心影响自己转换工作而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来讲，一些保障有如一把“双刃剑”，虽是保障，但也是一种束缚或经济负担。

子女就学难，家庭教育缺失。农民工外出就业，使子女教育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随父母到务工地就读，一方面由于户籍限制，不得不缴纳一定金额的借读费，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父母流动性较高，其子女不得不成为“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连续性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在老家就读，则要与父母长年分离成为“留守儿童”，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监护人，在子女成长中长期缺位，无法实现持续的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极为不利。

居城市难以逾越的鸿沟。另外，在择偶方面，仅有18.4%的人希望在城里找配偶。可见，农民工无论是在经济能力上，还是在心理上仍不具备在城里定居的条件。

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浙江省到20xx年底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实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但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难以完全从二元结构中走出来，几十年形成的思维惯性使农民工难以彻底摆脱户籍身份制的阴影。因此，应该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彻底清除一切对农(民工的排斥与歧视性制度，使农民工依法获得普通劳动者的平等合法身份，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里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待遇，在公平的环境中自由地流动和择业。甚至可以考虑为农民工建立档案制度，树立农民工“职业人”意识，从主观上延长职业生涯，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是造成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业能力和维权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要城乡并举，各级政府把关注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当作大事来抓，继续大力抓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大力发展面向农村、城乡互动的职业教育。浙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可率先在农村推行“9+2”义务教育，即对未升入初中的毕业生根据就业意向，自愿选择专业，免费参加2年职业技能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资格。加大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减轻农民工经济负担，并积极推广岗位技能工资制和技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工参加培训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用工单位是农民工的劳动场所，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最直接、最主要的环节。有必要针对当前农民工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全省集中一段时间，组织相应力量，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和培训，督促推动用人单位全面建立、完善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包括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完善劳动合同履约制度，同工同酬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经济补偿制度，集体协商制度等，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就业平等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职业安全权等基本权益的落实。

构建浙江大社保体系，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流动性大，未来趋向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决定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在现有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再建立一个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会增加管理成本，还有背于农民工未来融入城市的发展趋势。浙江省提出的“大社保体系”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个“大”，不仅体现在保障项目的广度上，也体现在保障对象和范围的宽度上，即全民大社保。当前应该着重抓紧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含女工生育和养老保障制度的落实，并积极探索城镇养老、医疗保险与农村养老、合作医疗的衔接方式与渠道，赋予农民工自主选择权，解决他们养老、医疗问题。此外，还要研究解决一方面用工单位认为社会保险费率过高、负担重，另一方面存在缴费基数不实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影响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还会给市场公平竞争带来挑战。

法律法规的落实，积极做好配合 国家《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陆续出台后的宣传贯彻工作，主动调整清理和修订妨碍农民工享受平等权益的各种地方性法规政策。同时，针对浙江实际，按照平等、公正、共享的原则，加快制订和建立适用所有劳动者群体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体系。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严厉处罚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杜绝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恶意拖欠克扣工资、违章盲目指挥生产、逃避社会责任等现象。建立农民工维权长效机制，畅通农民工维权诉求渠道，认真和推广义乌等地维权的经验和做法。加大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维权中的重要作用。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构建共融和谐社会。第二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跨出农村的那一天起，就不准备回到农村去，如果无法融入到城市，长期在现实中找不到理想位置，就会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当前应有针对性地把第二代农民工问题作为重点，要认真研究，真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多关心他们的成长，找出他们理想与现实中的差距及存在差距的原因，帮助他们切实解决问题。当前除了关心农民工的经济利益外，要从社会公平公正出发，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地位平等、民主政治权力等，让他们能在居住的城市真正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当选人民代表和进入政府、社区管理层；完善相应的人民团体制度，通过加入工会等组织，积极参与民主管理，使他们最终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新城市人的目标。这也是构建共融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三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xx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1]。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的估算，20xx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20xx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国务院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升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具体措施。一年来，《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如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20xx年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12份，有效问卷765份，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81个。以期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1.1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略有增加，仍以青壮年为主

在763个样本中，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16~25岁的占28.8%,26~30岁的占12.3%,31~40岁的占31.4%,41岁以上的占27.5%。与20xx年相比[2],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了4岁，3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30岁以下的占53.8%;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30岁以下的占38.5%。

1.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从文化程度看，20xx年初，文盲/半文盲占3.3%,小学文化程度占16.6%,初中文化程度占59.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1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7%。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为8.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达80·5%。在对“阻碍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农民工认为“文化程度太低”是最主要的障碍，这在所有选项中是最高的。

1.3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部门有所扩大，但仍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720个样本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42.1%和36.7%,二者共占78.8%,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6.4%,批发零售业占4.4%,住宿餐饮业占3.8%,采矿业占2.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0.8%,其他行业占2.4%。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22%,20xx年占占25.2%,20xx年占30.3%,20xx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16.6%,20xx年占16.8%,20xx年占22.9%,20xx年初达到36.7%。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8588元，人均收入4408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314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0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6.7%。根据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20xx年，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6065元，人均收入3587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2681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4.9%。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调查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输入地。在本次调查中，中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比例为71.4%,比20xx年高出4.4个百分点；[2]57.9%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虽然农民工的输出输入地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重有所提高。20xx年初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比20xx年的70%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则较20xx年的14%上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27%。二是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xx年跨省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0%和35%,20xx年初，这一比重分别为48.6%和32.4%,分别下降了1.4和2.6个百分点。

2.1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资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xx-200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由659元上升到780元，增长18.4%。而在20xx年初，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1300元，达到1305元，比20xx年增加了625元，增长80·1%,可见20xx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从各月均收入组看，20xx年初月均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农民工占2·9%,比20xx年下降了14·9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农民工占15·6%,比20xx年下降了21·4个百分点。月均800元以上的较高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则大幅度增加，如月均收入在800~1000元的农民工占32·0%,比20xx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1000~1200元的农民工占13·1%,月均收入在1200~1500元的农民工占17·2%,1500元以上的的农民工占19·2%,三者合计，即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达到49·5%,比20xx年提高了28·3个百分点。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农民工20xx年初的月均工资仅相当于20xx年11月全国职工月均工资的85·4%。此外，20xx年初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h,大大超过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果按20xx年城镇职工每周工作47·8h计算，则20xx年初农民工小时工资仅为20xx年全国职工小时工资的62·8%,农民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就更低了(20xx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2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但一些行业和地区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峻

在此次调查中，65·4%的被调查对象从未被拖欠过工资，18·8%的偶尔被拖欠过工资，15·8%的经常被拖欠工资，人均拖欠工资384元，而且大多数农民工通过与雇主协商等方式已经追回其中的85%。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偶尔或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了13·7个百分点，人均拖欠工资也下降了近600元，追回的工资比例则上升了1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行业和地区的工资拖欠情况看，工资拖欠的行业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地区结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建筑业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最为严重，制造业次之，服务业最好。在工资拖欠问题最为严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业，工资拖欠的比重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本次调查中，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达到44·5%,比全国平均值高出9·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19·4%,比全国低15·2个百分点。从农民工输入地的地区结构看，作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部地区，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地区，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地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已经超过东部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东部地区则成为程度最轻的地区。在西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达到58·3%,比全国平均高出23·7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低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有17·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政府组织，7·0%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而这一比例在20xx年分别为1·9%和12·6%,两者合计共提高了9·9个百分点。表明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是农民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业途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20xx年初，75·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85·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82·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5·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上述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渠道与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乏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帮助和政府与职业介绍机构的依靠，仍有11·6%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

调查显示，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81·6%的是在1周以内，11·7%的是在1个月内，6·6%的是在1个月以上，而未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0·4%、17·6%和12·0%。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过政府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在本次调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资为1348元，后者的月均工资为1267元，前者比后者高出81元。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2]。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打工主要目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政府组织或职业介绍机构呢？主要原因是相关组织机构宣传、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这两种方式本身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不得已而选择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在本次调查中，6·8%的农民工认为以上两种途径费用太高，26·6%的农民工对以上两种途径缺乏信任，害怕被骗，13·0%的农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两种途径，53·6%是由于有了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介绍等原因而放弃使用以上两种途径。

2.4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依然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周平均6·5天，每天平均10·0h,比20xx年3月的每周平均6·6天和每天平均10·01h略有下降，但大大高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超时加班就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常态。60·9%的农民工表示他们要经常加班，54·1%的农民工表示在节假日不能得到休息。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很多工种岗位具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点，超时加班工作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虽然农民工要经常加班，以牺牲健康权和休息权为代价，但是很多农民工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在经常加班的农民工中，有40·6%的没有加班费。在节假日的加班中，更有60·1%的没有加班费。

2.5虽然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较高，但农民工的社会满意度较低

20xx年初，农民工对目前打工的企业和工种岗位的评价较好，满意度较高。在农民工对打工单位的评价中，对打工单位“很满意”的占5·2%,“较满意”的占25·3%,“一般”的占52·5%,“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仅占14·6%和2·4%。农民工对目前的工种岗位感到“很理想”的占5·4%,“较好”的占29·7%,“一般”的占49·5%,“较差”和“很差”的仅占12·8%和2·6%。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从社会地位方面看，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47·6%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20·3%的被访者感觉社会地位不高，个人尊严方面曾经受到过伤害，9·6%的农民工担心受城里人的歧视。

2.6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与20xx年相比，20xx年初，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均有所提高。20xx年初，有66·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保障，比20xx年的参保意愿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实际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总人数的26·2%,8·0%,13·0%和4·8%,比20xx年分别提高了19·8,6·2,11·2和4·1个百分点。说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依然很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都有待提高。

2.7尽管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才算完成，只有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才能改变，农民工问题才能最终消失，“三农”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脱离农村、实现市民化，而且这种愿望还在增强，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障碍和困难。在接受调查的757位农民工中，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希望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比例比20xx年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不希望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仅占32·2%。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在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民负担太重”、“农民社会地位太低”,分别占33·7%,21·0%,13·9%,10·6%(见表1)。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来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风险。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分别占22·7%,21·9%,14·6%,11·2%(见表2)。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在694个样本中，87·0%的农民工认为还没有成为市民，5·8%的农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市民，只有7·2%的农民工认为已经成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没有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中，25·6%的认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只有11·3%的是不愿意成为市民。此外，虽然有63·1%农民工的认为是自身还不具备成为市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农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条件要求过高，从而农民工也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的条件。在农民工认为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取得了城市户口”和“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分别占37·9%,25·6%和17·7%。这些成为市民的标志或条件本身就是由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设置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农民工确实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在影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过高的房价，还有6·6%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