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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优势和劣势篇一

一． 管理成本低

1.相互之间具有天然的人伦信用关系，家族伦理的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2.家庭成员的团队意识强 植根于家的文化 企业文化家庭化 强调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和谐与融洽 相互之间具有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助于发挥团队精神。

3.表现在企业创建的初期最强 迅速聚集人才 同心协力 快速完成资本的积累。

三． 决策灵活迅速

1.领导制度 企业家长权威制

2． 企业成功取决于家族企业主人企业家的素质

家族企业

企业家的企业

体现个人的绝对权力

2.亲情和血缘关系形成的 差序格局 有层次的非正式组织

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适应和调整能力 长幼有序形成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

2.非理性化管理向理性化管理 激励机制 约束机制 竞争机制无法实行 无法根据外界环境进行企业战略性业务流程的调整。

1.家族企业的继任是家族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关键。四．

1.居功自傲 井底之蛙

2.不求上进 无危机意识

家族企业在营销方面灵活多样的应变形式不用赘述，但传统的人情化销售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节奏，吃喝请送的营销手段也早已淘汰过时。现今的市场瞬息万变，客户和消费者日趋理性，现代化的市场格局更需要专业化的营销队伍。检阅公司在市场调研和市场细分方面，有没有投入必要的精力来创造和发现先到先得的市场先机；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没有运用不同的产品组合来定位企业产品，倡导消费（服务）时尚；在营销组合应用方面是否做到精耕细作，把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企业的整体营销有没有行业竞争优势。因为营销部门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龙头，应该首先跨入现代化管理阶段。

企业治理——财务

绝大多数家族企业把财务管理简单理解为后勤保障和资金监督部门，订立了林林总总的财务规范制度来制约各项业务行为，但是财务分析报告中除了有相对的数据报表外，在财务比率和资本结构分析上缺乏系统的现状和变化趋势描述，从而忽略了作为独立职能部门，应通过财务战略和财务目标来支持和调控企业整体战略目标实施的职责。家族企业的财务职能更应该从纯粹的成本费用控制思维中解脱出来，密切观察企业宏观资金调度变化趋势以及财务指标与企业发展的匹配性程度。

企业治理——运作与后勤

有个非常有趣的数据现象，家族企业的规模大小与企业的亲戚朋友型员工数量总是成正比。碍于亲情世故，此类员工高层管理做不了，就充实到一线管理或普通员工层次。也恰恰是这些特殊员工群体的存在，使得家族企业的运作效率低下、运作成本居高不下。存货成本（仓库）与后勤成本（准时制）之间得不到均衡，每单位产品的人工、材料与管理费、停工时间、生产定额、设备利用率、定单按时交货比例等，企业甚至从来都没有测算过，更不用提建立一个成本体系、质量控制与可靠性系统、存货控制管理、人员进度安排、全面质量管理、安全计划等一系列的工程化计划。而这个环节通常成为家族企业的资金漏斗，窟窿的大小与企业维持生存的时间成反比。

企业治理——人力资源

建筑企业优势和劣势篇二

本人女儿居民户口簿上的名字是张末，女，汉族，20__年1月19日生,身份证号：。现在，正式以文本形式向贵所提出更改我女儿姓名为张皖琪的申请。根据《_户口登记条例》第十八条的第1条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或者父母、收养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所以我现为女儿提出书面申请。改名理由：由于当时起名草率，没有考虑到重名现象。

办理户口登记时用的是张末，到现在一直没有在任何场合使用过,现在上幼儿园了，考虑到将来要上小学办学籍,如果还使用张末这个名字会出现重名现象，现特向贵所提出书面改名申请。

请贵所给予办理，在此感谢!

申请人：

20__年_月_日

建筑企业优势和劣势篇三

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左臂，但是他很想学柔道。

师傅回答说：“不错，你的确只会一招，但你只需会这一着就够了。” 小男孩仍然不是很明白，但他很相信师傅，于是就继续照着师傅的教导练了下去。几个月后，师傅第一次带小男孩去参加比赛。小男孩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能轻轻松松地赢了前两轮。第三轮稍稍有点艰难，但对手还是很快就变得急躁，并连连进攻，小男孩敏捷地施展出自己的那一招，又赢了。就这样，小男孩顺利地进入了决赛。

2、小男孩最大的“劣势”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最大的优势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根据短文内容，概括文中主要人物的性格。

4、请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在文章结尾一段的横线上，把师傅说的赢得冠军的第二个原因补充完整，填在横线上。

5、读了这篇段文，你有什么感想？请用两三句话写出来。

参考答案

建筑企业优势和劣势篇四

家族企业的优势与劣势和治理有效性 家族，《辞海》释为：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所组成的社会细胞。企业，乃社会结构中的行动主体之一，是从事生产、购销、运输以及服务性活动的经济单位。那么家族企业该如何定义？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认为：“企业或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握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其强调家族企业由家族成员大部分或基本掌握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未将由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的企业包括进来。江苏省社科院潘必胜研究员则认为：当一个家族和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他根据家族关系渗入企业的程度及其类似将其分为三类：一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全部为一个家族所掌握。二是掌握着不完全的所有权，却仍能掌握主要经营权。三是部分所有权而基本不掌握经营权。该定义外延较宽，不把家族企业看成一个固定模式，应该说是对前者定义的一个修正。

1、家族的持股比率大于临界的持股比率。

2、家族成员或具有二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

3、家族成员或具有三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公司董事席位超过公司全部董事席位的一半以上。该定义比较精确，而且从股权和经营控制权的角度把家族企业看成是一个连续分布的状况。从家族全部拥有两权到临界控制权，都是家族企业。一旦突破了临界控制权，家族企业就蜕变为公众公司。哈佛大学博士、“比较现代化”研究学者丁学良则另辟蹊径，其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企业的成员通常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企业的所有者，第二个层次是企业的管理者，第三个层次是企业的雇员。如果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都来自于同一个家族，该企业就是纯粹的家族企业。否则，只能是接近于家族企业或非家族企业。该定义与叶银华的“临界控制持股比率”论相比，精确度稍逊，但要明了得多。实际上，家族企业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地变化和丰富的。时代不同，其特征也不尽一样。笔者认为，家族必须对企业拥有全部或相当部分所有权，这才是家族企业永恒的特征。故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家族企业，应首先从其所有者之构成入手，如果其所有者之间具有血缘亲缘关系且拥有相当部分企业产权并能适当控制其经营权或能够对经营权实施有效影响时，再结合其所处现实环境的特征加以概括，就可以得出认定一个企业是否是家族企业的时代标准。

二、家族企业产生的原因

根据克林.盖尔西克1997年的研究表明，由家族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65%至80%之间，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家族企业约占40%。根据王彬2001年的研究，在欧洲，43%的企业是家族企业，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更是非常普遍。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家族企业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经济总量也占相当份额，其创造了全美78%的就业机会和gdp的50%。不难看出，家族企业在当今社会依然是活跃的经济主体。实际上，家族企业强大的生命力已昭示出其生存的理由和社会根源。

1、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血亲和姻亲而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别是血缘关系，还具有无法选择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常说的利他主义在市场关系中因没有收益，故其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但在家庭却较为普遍。这是因为其可以提高家庭成员抵御突变和其他不测事件的能力，分散风险和损失。

2、家族成员之间长期互动，彼此了解和特有的关注和宽容，使其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较之外来人而言要强烈的多。

3、家族文化价值观使家族成员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标，并对实现目标构成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其次，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文明法治。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来说都概莫能外。当良好的法治环境尚未造就，井然的社会秩序尚未彻底形成，应有的社会规则尚有缺位的时候，家族企业正是克服这种困难的有效手段。故在经济发展初期，家族企业出现的就多。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沿海地区私营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的大量涌现，正是对这一点的充分验证。因为在法治社会中，企业中的人际关系和合作绝大部分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不论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员工及所有者，大都可以通过这个契约来保证自己一方的目标得到基本实现，并由法律保障它的实施。相反，当有效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在位，企业的信任和信托关系无法建立和维系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办法来克服这种困难。而以血缘为基础，以亲缘为依托的家族企业此时便应运而生。

（一）优势方面

1、初始融资的优势 美国小型企业管理署发起过一次调查，想了解新兴企业是如何获得风险投资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75%的新兴企业通过“非正规投资途径”来发现和获得财务支持-----“非正规投资途径”是指由资金寻觅者和投资人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被调查的新兴企业，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这一调查结果表明美国的家族企业初始投资主要来源于以创业者为中心的，与创业者有特殊社会关系的群体。我国的情况亦大体相似。根据浙江省工商联合会2002年对浙江120名非公有制代表人士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创业资金来源主要是原来劳动所得，综合平均为31.02%，其次是银行贷款，综合平均为24.71%，第三是亲朋好友借款，综合平均为19.86%，即直接和间接来源于创业者的创业资金平均达到创业资本金的50.88%。以上数据表明，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可以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类似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及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能够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迅速聚集创业资本金。家族利益的共同性和目标的一致性会使全族人员在创业初期全情投入，团结奋斗，甚至可以不计报酬地忘我工作，因而能够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地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

2、管理成本低，监督成本不高 前文述及，家族企业出现比较多的情况一般是在市场经济初创时期，游戏规则不健全，法治秩序未确立，政府监管不到位。并且企业在初创时，相关控制制度不完备，市场风险还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寻找可靠而又能干的非家族人员来参预管理，所有者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甚至要吃一些很大的苦头。于是找亲属来占据企业主要的管理岗位，是回避风险，降低成本的现实选择。因为亲属之间长幼有序，有辈份等级，这样就容易协调处事，即使有小的矛盾，也可以通过成本较低的手段来摆平。以便初创的企业去应付瞬息万变的市场，迅速打开创业局面，赢得市场份额，从而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占据应有的空间。

家族成员在血统上和心理上的天然纽带，使得彼此间的信任及了解要远高于其他非家族成员。他们之间所担负的心理契约成本大大低于非家族成员，使得家族企业的监督成本较非家族企业要低得多。因为家族企业的财产，其所有者大多均属同一家族，企业财产与家族财产几乎等同，千变万化总的来说还是家族财产，不会流到别人手里。而对一个非家族的管理人员，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如果有心攫取企业财产，就等于家族财产被外人拿走。于是在一个非家族企业里，企业主不得不设计出一套足以让所有者信任的监督制度，建立起一套切实有效运行的监督机构，而这必将加大企业运行成本。

3、决策效率高 首先，家族利益的一致性导致决策过程较短，从而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在家族企业中，决策层大多来自同一家族，各成员对企业外部环境之变化具有天然的、敏感的一致性。市场变化信息很快传至每一个决策成员。为了家族利益，决策成员很快会聚集在一起，甚至可以忽略必要的程序，在认同家族利益的前提下很快达成共识，使得决策效率大为提高。其次，家族企业的管理体制以家长居多，创业者一般都是家长或前辈，企业重大决策由他们最后决定。这种家长制的权威领导，可以使得企业决策速度最快。决策过程中消耗的时间、精力大大降低，同时也提高了决策产生效用的效率。再次，家族企业由家族成员绝对控股，所有者与决策者合一。企业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所有者对其资产的一种处置。这种具有实体权力性质的物权处置是自由的，不受外人干涉的，因而处置的效率也就很高。

4、内部信息较为通畅，企业行为效率较高 现实中大多数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事实上是合二为一的。这一特殊性使得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形式往往表现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即决策层与执行层实际上是重叠在一起的，而不是两套独立的机构。这就使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不存在，并且无论是在决策层还是在执行层这个单一层面上，企业的各种信息传递都较为通畅。这是因为事实上的信息传递是在执行层这一个层面上进行的。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信息传递程序会使各种信息汇聚至以创业者为中心的决策层的速度大为加快。而家族企业特有的二合一模式又必然导致决策被执行的速度快、效率高。因为执行者往往就是决策者，其不断知道决策之结果，而且还知道为什么要如此决策。故其执行必然是坚决的、彻底的，从而使企业行为效率大为提高，使初创的企业能抓住机遇，拓展市场，快速攫取第一桶金。

5、在不公平及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中承担违法责任的风险相对较低竞争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法治的社会是优胜劣汰。但法治社会不是一日而就的，而是社会发展至高度文明阶段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初期，家族企业大量出现时，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却往往是各种法规尚不健全，政府监管手段尚不到位。特别是在人治社会，公平竞争必将大打折扣。钻政策空子，规避对其不利的、尚不完备的法律法规，腐蚀监管人员以及各种投机活动都将在企业中存在。这为家族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先天性条件。我国温州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蓬勃发展，以违法违规为代价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家族成员之间天然的血缘和亲缘导致其相互之间信赖程度较高。家族利益之一致性又导致家族成员在维护企业利益行动上的一致性。为了共同的家族利益，家族成员一般情况下不会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不法行为公之于众，更不大可能向政府相关部门或司法机关主动坦承企业过错而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丧失既得利益，断绝与其曾朝夕相处的家（族）人之间的亲情。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做是不符合人性的特点的，进而更不必担心“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可以这样认为：在法治不健全和以人治为主的社会环境中，家族企业具有承担违法责任的风险相对较低的天然优势。

（二）劣势方面

家族企业管理体制与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相冲突，制约企业做大、做强

首先，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具有矛盾。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不是建立在商业原则的基础之上，其组织行为不是依据市场规则，而是依据伦理规范；维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不全部是利益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之间的情感和信任关系。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就容易形成家族业主实际管理素质与现代管理者角色需求的矛盾。其次，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是制约家族企业做大做强的瓶颈。传统的家族制管理方式在创业初期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这一特殊阶段是较为有效和实用的管理模式。但在企业具备一定规模寻求扩大发展时，家长制管理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和不足：一是缺乏民主和集体的决策机制，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因为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独断的个人决策与民主的众人智慧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而存在问题的决策一旦付诸实施，对企业的成长显然是不利的，弄不好会使企业垮掉。二是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处于绝对控股状态这一基础之上的，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如果不吸收外来资本，开放股权结构，其发展动力将会衰竭。因为经济活动量的不断增长，市场份额的快速扩张，是企业壮大的必由之路。如果这时仅凭积累和家族资金，将很难满足企业的需求，从而制约其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2、不利于优秀人才进入企业核心阶层 丁学良博士认为，如果家族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占据市场甚至开拓海外市场，一定会遇到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企业管理层的非家族化。因为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它不可能永远局限在于一个家族之内。

企业要发展，需要突破一个重要瓶颈就是管理专业化和规范化。通过吸收大量的专业人才进入企业的核心层是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家族企业往往在家族成员之中选择人才，选择面很窄，难以找到一流人才。长期的家长制管理，使得领导者变得自负，从而使企业似乎对外来资源和活力产生一种排斥作用。总觉得自己是最能干的，这就排斥了社会上更优秀人才的加盟。每一个人都想独立地干一番事业，从而实现其生存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想征服别人，这是人的本能。优秀的人才更是如此。由于在家族企业中，一般外来人很难享受股权，其心态永远只能是打工者，始终难以融入组织之中，这与社会发展至今天，人人欲彰显其个性的时代特征不符。家族企业中事实上存在的对员工信任上的内外有别，又使家族之外的员工受到极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多么优秀的人才都无法融入企业的核心团体，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

3、绝对控制不利于员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家族成员在企业股份中占主体地位，核心管理层基本上来自同一家族，这是家族企业最直接的外部特征。但家族企业不可能所有员工都来自同一家族。事实上，绝大多数家族企业的一线员工还是来自于家族之外，而直接创造企业财富的正是一线员工。但在家族企业的同一工作层面上，来自于家族的员工往往有一种优越感，即使他们与家族之外的员工相比，对企业的贡献不多一些甚至还少一些，但却能较家族之外的员工更容易被赏识和信任。而这种赏识和信任来自企业的决策层，外来员工无法评说。这种不公平待遇必然导致外来员工心理平衡失调，影响其工作热情，难以发挥该部分员工的个人潜能。现实中，来自于家族之外的员工在家族企业中凭工作实效是很难进入企业核心层的，即使偶然有进入的，也往往要付出比家族成员要大得多的代价。对家族企业的这种共识，必然使外来员工进取心受挫，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可能性就不会很大。因为现实中的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是每一个人走向消极的最好的、符合人性的理由。

4、家庭矛盾渗入企业，考验企业生存 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便需要企业管理人员依照企业特定的管理规范和程序去加以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矛盾。这本是企业一般经营管理活动中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在家族企业中，问题却往往不是那么“正常”。因为在家族企业中，家庭和家族矛盾往往因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由家族成员把守而自然而然地渗入企业之中，使家庭矛盾演变为企业中矛盾并相互纠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矛盾有时就显得极为复杂。当矛盾的解决必然以付出极大的情感为代价时，企业就面临解体的可能。因为当一个企业的核心层出现裂痕，企业的走向便无从确定。裂痕由于矛盾的纠缠会逐渐扩大，这时企业的效率也会越来越低。而在竞争的环境中，这必然会导致企业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差，如此则又会促使裂痕进一步扩大。当裂痕扩至足以使企业核心层相互分离时，企业的解体也就水到渠成了。

5、决策的风险较高 决策的独断和高效，是许多家族企业初期成功的重要保证。许多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靠得就是决策的果敢和善断，因为抓住了一两次稍纵即逝的机会而成功的。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迁，这种个人化的经验开始失效。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经济活动的量也越来越大，从而使投资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如果出现决策失误，对企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有时可能会导致企业破产，而不像创业初期那样，一两次失误还可以弥补回来。这时，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就显得越发重要。因为企业重大决策对决策者的素质和能力有更严格的要求。一定规模企业的重大问题决策者一般应当具备敏锐的商业感觉，丰富的商业知识，高超的科学决策能力等核心素质。这对创业初期较为成功的决策者来说便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一是是否对企业及其所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能敏锐地感知并具备相应的处置能力。二是能否针对企业的现实处境作出符合其进一步发展的决策。但在家族企业中，决策的独裁，个人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决策成员来自于同一家族的思维的相似性，对此时发展至一定规模的企业来说，决策的风险相对要大得多。

四、家族企业创新的思路

家族制管理模式，有利于创业，不利于发展，这是学界的共识。故家族企业要做到长盛不衰且不断壮大，就必须要深刻认识到家族企业的优势和劣势，就必须要有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勇气。要以战略眼光，机遇意识，开放观念去认识创新制度的必要性，克服家族企业的短期行为，克服家族情结的缠绕，突破家族观念的束缚。积极探索如何将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与家族制管理模式进行有效融合的方式，紧密结合自身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企业制度。因为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进入到一定的生命周期时，就必须要突破家族制的管理模式，以家族资本去有效融合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企业资产的所有权、盈余分配权和经营控制权，从而完成从家族企业到现代企业的变革。家族企业制度创新主要包括资本社会化、管理专业化、企业治理结构规范化。

1、加快产权制度创新，实现资本社会化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规模超出了家族资本所能承载的范围时，企业后续发展资金不足就会显现出来。其带来的直接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主观上，家族业主会感到身心疲惫，发展欲望明显降低。客观上，企业难以继续做大。家族企业要克服这种不利局面，要向更高层次健康发展，就应该解决产权主体一元化的问题。就要积极稳妥地开放股权结构，以便吸纳和有效利用社会资本，从而使企业从人格化交易转向制度化交易。因为只有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才能使企业成为公众型企业，才能实现人才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有效结合。诚如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所言：企业要做大做强，应该是老板的股份越来越少，员工的股份越来越多。

2、开展管理制度创新，实现管理专业化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管理层次的细化及岗位职责的明细化的要求便日渐显现。就像社会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必然会越来越细一样。当这一要求与家族企业现存的管理方式日渐格格不入时，重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当家族业主不具备重组的能力和素质或不能适应重组后的企业管理模式时，吸纳优秀的专业管理人才，充分发挥其专业技能便成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自主选择。这时，家族企业就应该有明确的竞争战略，就要以理性代替感性和亲缘。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注重对员工的培养和激励。通过创新现代管理模式，实施先进管理方法，建立规范管理制度，从而确立科学管理体系。同时通过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督等一系列制度规范来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双赢，进而实现企业管理专业化目标。

3、加强企业治理制度创新，实现治理结构规范化 家族企业要在坚持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下，结合家族企业实际发展情况，建立现代规范化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家族企业壮大的过程也是社会资本不断融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从合二为一转向相互分离。这样，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管理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就显得十分重要。各机构在实际运行中各自独立又相互监督、制约，在制度的轨道上按制定者的初衷去运行，以期达到最佳的效果，这便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目标。即建立员工、股东、债权人共同治理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过有效拆解经营权和所有权合二为一，科学划分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的权责，确立制约监督机制，从而实现治理机制的创新和治理结构的规范化。

建筑企业优势和劣势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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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民

2005年12月16日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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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先发国家和地区相对应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既存在着独特的“后发优势”，同时也存在着独特的“后发劣势”。这些，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应予以全面的把握。否则，如果只是注意了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便会对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方案的设计以及具体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一 后发优势：六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更容易形成一种强大的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只要一个民族没有灭亡，那么它的一切重大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其自身体内,外部的因素是无法予以取代的。毛泽东所说的“自力更生”一语,至今看来仍是蕴意很深，对于后发国家与地区来说更是如此。问题是如何才能有效地激发后发国家和地区自身的动力。必须看到的是，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之中，开放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必然抉择，也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动力的重要源泉。在现时代，只有通过开放，面临着强手如林的外部环境，才能对后发国家和地区保持着有益的压力感，从而诱导出一种民族的超越精神，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原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启动。后发国家和地区只有通过开放，面对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以及其他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激烈竞争，其自身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民族意义，从而变压力为动力，获得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其一，在发达国家和巨大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压力面前，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向心力。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广大社会成员、各个利益集团、群体与阶层，可以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凝聚力。由于目标的相对一致性和简洁性，本国家和地区内原有的某些隔阂、离心因素可以消弥，至少可以不同程度地有所减弱。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本国家和地区体内现有的动能可以略去不必要的磨损，而集中在一个方向、一个点上释放，从而最大限度地收益；另一方面，本民族体内所具有的许多潜在动能本来有可能在无形中消隐，而在这时，极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动能，并进而最大限度的收益。其二，在外来的压力下，本国家和地区深感有自省的必要。自省的结果，会使自身的许多积弊得以剔除。这样，就更有利于民族动能、原动力的有效释放。其三，由开放所引起的压力感，相对说来，可以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动能、原动力以较快的速度持续释放。如果仅仅是依靠本民族新旧因素之间的冲突与替代的纵向启动，那么就后发国家和地区体内原动力、动能的释放来说，其程度和范围是相当有限的。相对说来，一个民族“封闭”的纵向发展，在更多的时候是以稳定、平缓积累为主。但是，由开放所形成的压力感却是长时存在的。这是因为，世界范围的竞争是急剧进行的，一个占有优势的民族一旦衰落下去，那么，往往是意味着另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民族崛起，然后又会对别的民族形成新的压力。这样，相对恒常存在的压力感，便会持续不断地启动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原动力、动能的释放与再生。相比之下，后发国家和地区如果只是封闭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环境中，是无法获得十足的民族意义的，因而其动力来源将是十分有限的。

第二，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汲取必要的而且是大量的参照与借鉴。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必定是经过了一番艰苦的奋斗与创造。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文明成果，如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与规则、社会保障的理念与具体内容、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法治社会的建构等方面的经验以及片面的经济增长、贫富分化悬殊、拜金主义、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的教训。这些，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人类是有相同之处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完全可以以此为参照和借鉴，追则有目标，戒则有所鉴，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首、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相比之下，早发国家所能借鉴和参照的范围要小得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社会需要有一整套严密、合理、有效的规则与章程，用以维系正常的运转。中国是一个后发大国，面临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任务。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中国必须有一整套严密、有效的规则，以顺利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实现产品的平等交换，并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从事现代化建设，又要求中国社会必须有完整的运作章程，以便及时消除社会机体紊乱的隐患，缓解众多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局面。必须承认，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创造，在这些方面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中国可以吸取、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并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创新，以尽快形成有效、合理的规则与章程。

第三，可以吸收大量的外来资金，以弥补现代化建设所需资金的匮乏。欠发达的后发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均收入的低下。人均收入的低下，使得资本形成过程很容易陷入两个难解的恶性循环之中，即：在供给方面是，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在需求方面是，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严重的资本短缺，成为经济起飞的制约性条件，进而会拖累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进程。因此，如何才能获得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本，提高投资率，便成为大多数后发国家和地区所关切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要想解决这一难题，除了提高国内的储蓄率，还有一个重要途径，这就是应当尽可能地吸引外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存在着资本相对过剩的问题，再加上生产国际化的取向以及其他种种动机，也会考虑将一部分资金流向欠发达的后发国家。至于流入的渠道，既有官方性的，也有非官方性的。从绝对量看，发达国家流入后发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基本上呈递增的状态。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是（主要是对后发国家和地区），1985年为294亿美元，1990年为545亿美元，1991年为586亿美元，1992年为627亿美元，1993年为560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外资的引进也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在1984年为27.05 亿美元，1985年为46.47亿美元，1990年为102.89亿美元，1993年为389.60 亿美元，1995年为481.33亿美元。1997年为644.08亿美元，1999年为526.59亿美元。90年代，中国引进的外资总额仅次于美国而居于世界各国第二位，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则居于第一位。这些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第四，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提高本国本地区的物质技术基础。科学技术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能直接改变生产力的状况，促进经济结构的变革，提高经济产值和经济效益，提升社会生活的质量，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能否得以持续、稳定、健康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学技术基础的状况。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和短缺，也是其现代化建设的阻碍性因素，因此，后发国家和地区必须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有所突破？从历史上看，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出现过三次巨大的飞跃。对后发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基础的成长来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复制这一过程。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高起点、实用化的原则，直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再创造。“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假如正在发展中的国家能获得工业国的新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可能趋于相同。” 后发国家的这一潜在优势，可以使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少走许多弯路，从而取得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时，一定要防止为引进而引进、盲目求新求全的错误作法。

第五，有利于本国本地区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开发。现代化建设是靠人来进行的，现代型人力资源的开发是现代化进程有效推进的重要保证。如果缺乏大量的现代型人才，现代化建设便成为一句空话，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不能想象一个严重缺乏人才的国度能够实现现代化。现代型人才包括现代型的劳动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决策者以及教育者等等。就现代化建设而言，后发国家和地区不仅缺乏必要的资金与技术，更缺乏现代型的人才。虽然后发国家和地区不能指望其全部的现代型人才皆由发达国家培养和提供，但是如果借助于某些适当的方式，通过派出去、请进来的途径，还是能够培养出一定数量的现代型人才的。以中国为例，1992-1997年引进外国专家44.7万人，派出培训的各类技术和管理人员为20.1万人。这些外国专家以及学成回国的人才，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后发国家和地区还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在本国投资企业的机会，培训一定数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崇洋轻己固然不可取，但放弃有利的培养人才的机会也同样不可取。第六，有助于创新能力的生成，并进而推动后发国家和地区实现历史性的跨越。诚如前面所谈及的那样，同先发国家相比，后发国家与地区具有着更容易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汲取必要的而且是大量的参照与借鉴、可以吸收大量的外来资金、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利于本国本地区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开发等诸多的“后发优势”。这些，就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众多的有利条件。以此为基本的“发展平台”，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进一步培育自身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这里所说的现代化内在生长力是指，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社会机体相吻合的、具有内源性和有机性特征的发展能力，而不是外在的硬性拉动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能否得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其基本的前提就在于是否具备了这种“内在生长力”。后发国家和地区一旦具备了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那么，更进一步的事情就应当是着力培育自身的创新能力。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来说，具有许多客观上是有利的条件：它们所面临的复杂多样的问题为其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们所面临的种种外在压力和自身对于发展的迫切要求为其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它们所能借鉴、参照、汲取的空前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资源”则为其创新提供了有效的设计思路和广阔的选择余地。后发国家和地区通过在模式、体制以及发展道路等重要方面的创新，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可以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来取得相对较大的发展收益。当有效的创新达到一定地步时，后发国家和地区就会实现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即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东亚的一些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建设方面进行创新努力的同时，必须防止冒进的、不切实际的作法，否则，所要付出的实际代价将是巨大的。在这方面，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有着深刻的教训。

二 后发劣势：八个方面的陷阱

第一，依附性发展的可能性。后发国家和地区一开始往往要面临着十分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先发国家由于在经济方面很早就具有很强的实力，所以曾经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中扮演了主角，从殖民地国家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并以殖民地为原料产地和工业制成品的输出场所。直到现在，尽管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已经瓦解，但先发国家仍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着比较有利的位置。而后发国家和地区则不然。在后发展类型中，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始初往往是迫于亡国亡种的压力而走入发展进程的，因而往往缺乏“正常”的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后发国家和地区国家往往留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印记，即使在如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也往往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在缺乏现代化建设经验以及必要的实力的背景下，后发国家和地区如果不加择别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与建设项目，而且，如果又不考虑本国本地区的需要程度和消化能力，便很有可能会程度不同地造成本国本地区对于先发国家经济与技术上的依赖，导致经济发展自主性以及技术创新势头的减弱，从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依附性”国家和地区。这种情形一旦出现，那么，就意味着本国本地区的发展潜力被先发国家所限定，意味着本国本地区与先发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无休止地保持下去。“中心国家以及对它们的依附关系并不造成贫困，”但是，“它们的确对长期保持贫困起促进作用”。拉美等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独立以来100多年的时间，拉美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拉丁美洲独立以后依靠出口初级产品带来的100多年的经济增长，只是在帮助推进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而不是在搞自己的工业化，除了表面上经济数字的区别外，同独立以前的道路没有很大的不同。” 对此，其他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应当引以为戒。第二，不平衡发展。从现实的角度看，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早中期阶段的发展不可能是全方位的推进，其演进轨迹必定是首先从某个部位、某个环节开始的，进而由点到面，再到整体。这样，在现代化的早中期阶段，后发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是在某个部位、某个环节发展的迅速推进，另一方面则是落后的历史基础的延续。于是，后发国家和地区便出现了一种不平衡发展的情形，经济“飞地”与周围落后地带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便是这一现象典型的外在标志。在现代化的早中期阶段，后发国家和地区不平衡发展涉面非常广泛：一是就社会机体的各个层面来看，往往是经济领域发展较快，而非经济领域如文化、教育、政治、管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往往是不够配套，容易出现相对滞后的情形；二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工业往往是超前于农业的发展，以致于出现现代的工业体系与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并存的局面；三是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得开放风气之先以及区位优越的区域如沿海地区相对来说发展得要快一些，而内地的发展相对来说则要慢得多；四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也表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城市社会就总体而言其发展的速度要明显地快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不平衡发展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社会的价值体系容易出现紊乱的情形。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形造成了多种不同的社会生活板块。在不同的社会生活板块基础之上，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必然很不相同，致使社会的价值体系出现程度不同的紊乱情状。而社会的急速转型，会使得社会原有的价值准则失效或是部分失效，新的价值准则又难以在短时期内迅速确立起来，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处在某种真空的状态，于是许多社会成员往往只能是按照一种本能化的行为取向去行事，从而加重了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状态。另外，国外示范效应的存在，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民众心理重心外移的特有状况。民众心理重心的外移会进一步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而民族自尊与自信的伤害，又会使不少社会成员丢弃原有的社会行为规范去简单模仿、照搬西方的行为规范。更何况，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先发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后发国家和地区。这些，势必会使后发国家和地区出现一个先发国家和后发社会价值观念并存、不适甚至是冲突的局面，至少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是这样的。再者，世俗化过程片面并且急剧地展开，也会使不少社会成员信奉一种更加接近物欲的、拜金主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加重后发国家和地区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程度。需要说明的是，价值体系的紊乱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不是一回事情。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从本质上讲是同现代社会个性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元化相吻合的，是隶属于一个同一社会的。而价值体系的紊乱则是一个结构分割的社会所特有的一种非同一的、相互抵触的社会现象。价值体系的紊乱会使社会成员缺乏必要的准则和约束，从而会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第四，容易形成相对较高的社会期望值。在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始初阶段，有一个明显的反差现象，这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未来发展所可能取得的积极成果容易抱有程度比较高的期望值，而且，这种期望值极有可能呈高指数增长态势。相比之下，社会对于这些期望值的兑现能力则是相对较低的，至多只是呈正常速度增长的态势。后发国家和地区里的这种现象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层面上，人们往往热衷于经济的高速甚至是超高速增长，期望国家在短时期内就能够迅速富强；在政治层面上，许多社会成员期望通过实施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和措施，使民主化尽快实现；在社会生活层面上，社会成员容易过早地注重高消费的问题，希冀日常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人们对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失误的宽容性很弱，认为这些失误本不该出现。这些相对较高的期望值，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程相距甚远，几乎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得以兑现。而期望值一旦得不到兑现，社会成员便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挫折感，进而产生对于正常的社会秩序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负面影响。之所以会出现前述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人们对于发展结果的适应速度要远高于生产能力自我更新的速度。比如，人们对于高消费技巧的掌握用很短的时间便可以完成，但是，高消费的生产基础的提高却必须经过若干年方可实现。因此，人们的期望值便很容易增高增大。其二，发达国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同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在开放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成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国家和地区同发达国家作横向比较，这样，也就进而难免会使自己的期望值程度不同地脱离本国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水平。其三，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始初阶段的基数较小。在发展基数较小的条件下，相对来说后发国家和地区容易取得比较好的结果。这样，也就难免助长了社会成员对于发展的相对较高的社会期望值。

第五，贫富差距容易迅速拉大。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早中期阶段，社会的贫富差距容易迅速增大。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无疑，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对此可以在不小的程度上给予解释。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当经济水平很低的国家向中等经济水平发展时，经济不平等最初是增大的，然后到经济发展过渡至高水平时，这个不平等才会缩小。大多数后发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实际进程证实了这种判断。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如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就保持了相对说来比较成功的公平状态。后发国家和地区之所以会出现贫富差距急剧增大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体系的紊乱、社会规则的某种“真空”状态以及过高的社会期望值容易促使人们寻求种种有利于自己的短期行为，以求迅速增大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各式各样“钻空档”、“搭便车”等种种不正常的寻租行为便出现了，并进而使“灰色富有阶层”、“黑色富有阶层”迅速形成。各种非法收入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发生重要的影响，在短时期之内造成了一些相对来说是过于富裕的社会群体。另一个原因是，后发国家和地区不平衡的发展，使得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一些职业、一些群体领先一步地获得了较高的收入，因而使部分社会成员同其他社会成员在收入方面迅速拉大了差距。这一现象如果不予以妥善解决的话，其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而且涉面也将是广泛的，会产生许多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稳定的因素。第六，由外延型发展方式向内涵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十分艰难。从理论上讲，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当务之急，是应当由外延型发展方式尽快地转变为内涵型的发展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转移是极为困难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业劳动者队伍中又存在着较高的隐型失业率，再加上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过低，这些，必然会使劳动生产率难以尽快甚至是难以正常地得以提高。另外，为了在发展过程中保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这一公正的目标，为了避免现有劳动力的浪费亦既充分开发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外延型的发展方式确实还有着某种存在的必要性。这一切，决定了后发国家和地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要想从总体上实现由外延型发展方式向内涵型发展方式的转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七，面临着以强势经济和强势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外来大众文化的侵蚀。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同民众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文化，是一个同民族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在后发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价值体系某种程度上的紊乱，由于社会整合性程度不同的降低以及经济基础的落后，大众文化处在一种相对弱势的状态。与之相对应，外来的大众文化则是以强势的经济和强势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因而也具有了一种强势的特征，并对后发国家和地区进行着大面积的侵蚀。一方面，外来的大众文化以商品文化为突出的潮流冲击着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大众文化，如麦当劳、肯德基、米老鼠、唐老鸭、柯达以及品牌汽车、品牌电器等等。另一方面，外来的大众文化以先进的信息网络系统，对后发国家和地区大量地、不间断地、甚至在客观上是强迫性地输出特有的文化信息（包括价值观念）。而这些文化信息是经过发达国家有所选择和处理的。发达国家同后发国家与地区在大众文化方面的“交换”是极不平等的，一方是主动的，而另一方则是被动的。以下一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却由美国和西方的通讯社垄断。美国的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传播网）、abc（美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是不结盟国家集团发布信息量的1000倍；目前，美国《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48种国际版本在100多个国家发行2800万份，使其在美国的发行量相形见绌；《花花公子》有16个国际版本，读者约500万；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中美国的节目高达60%-80%，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而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美国的电影生产总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外来大众文化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所产生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后发社会的青少年及儿童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它不仅仅会使后发国家和地区许多社会成员对外来文化产生一种盲目崇拜的偏好，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社会价值体系紊乱的程度有所加深，更为严重的是会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程度不同地趋于“空心化”。对此，后发国家和地区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

第八，容易出现社会问题的并发症。在后发国家和地区，社会的急剧转型使得社会控制力程度不同地有所减弱，因而社会对于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往往缺乏一种有效的整合；国外示范效应的影响以及价值体系某种程度的紊乱，很容易诱发社会成员大量的“越轨”行为；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则会使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状态。于是，与先发国家与地区相比，后发国家和地区很容易出现社会问题的并发症，即社会问题的种类很多、很齐全，处在一种“并发”的状态。中国的实际情况就能说明这一点。无论是从横向的角度还是从纵向的角度来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都是非常繁多的。从横向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大致存在着这样一些社会问题：失业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民族心理失重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拜金主义问题，极端的利己主义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平均主义问题，治安恶化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行业不正之风问题，高消费问题，贫困化问题，心理障碍问题，暴力增多问题，民工潮问题，职工劳保问题，道德问题，劳资关系问题，教育滑坡问题，宗教问题，民众参与问题，家庭问题，女性地位问题，代际矛盾问题，老年人问题，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问题，立法滞后与执法不严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消费品质量问题，儿童失学问题，离婚率上升问题，单亲家庭问题，卫生保健问题，住房问题，文化生活枯燥问题，经济病态问题，同性恋问题，“六害现象”亦即卖淫嫖娼、淫秽物品、赌博、拐卖妇女儿童、贩毒吸毒、封建迷信等等。这些问题几乎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问题就其时代属性而言，不仅仅有属于传统社会的问题、转型社会的问题，还有属于较发达社会者甚至是“后现代社会”的问题。

三 扬长避短：六项对策

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后发优势有助于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一种强劲的动力，有助于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获取必不可少的资金、技术、资源，有助于后发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有助于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与确定提供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有助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尽可能地减少成本和代价，从而最终有效地推动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后发劣势则会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质量有所降低，会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公正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有可能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出现摇摆、波动等不稳定的情形，有可能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目标程度不同地出现扭曲的状况，还有可能削弱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后续推动力。

其一，要把握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自主性，防止发达国家对于发展目标和发展过程的干预，避免陷入被动发展的境地。这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通盘的考虑。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其二，要使现代化内容在本国本地区社会机体中得以广泛的渗透和扎根，使之成为社会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如此，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具有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具有源源不断的后续推动力。必须防止仅仅是追求表面外观上的现代化。其三，要使现代化同民族传统融为一体，以民族传统为某种必要的框架和根基，并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防止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空心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培育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并有效地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其四，要使现代化内容与大众的需要相吻合，使现代化内容逐渐成为民众日常生活、行为、观念中不可缺少的成分，防止两者之间的脱节。如是，才有可能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具有一种强劲的底力，具有一种真正的生命力。其五，要使现代化建设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仅仅地集中在社会机体的某一个层面或是某一个环节，以保证现代化进程协调、健康的推进。要防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以致于出现“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的情形。其六，要提高社会的整合程度，应当在现代化程度和市场经济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现代型的社会价值体系，并不断提升社会的控制能力，以此将社会问题并发症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从而保证社会有一个正常的秩序，使得现代化建设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原载《科技导报》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