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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生平简介100字篇一

少年时代

当历史跨入二十世纪的时侯，中华民族止处分深重的苦难中。为了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酝酿中．全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夕。邓小平就诞生在这个大动荡的年代。邓小平的家乡是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祖居是一所传统的三合院，邓小平祖上三代都住在这个林木掩映的瓦舍内。一九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出生在这里。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清末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以后长期在外谋事。母亲淡氏，不幸早年去世。继母夏氏，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邓小平是长子，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童年时候的邓小平名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他五岁开始读书，先进私塾发蒙，七岁时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中学。一九一九年，重队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考入了这所学校。少年的邓小平已经有了朴素的爱国思想。五四运动后，他同全校同学一赵参加了抵制日货活动。他当时对救国的想法，还只是在学生中流行的“工业救国”的思想．只是满怀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就这样，他开始走上了探索人生的道路。

出国留学

一九二零年夏，邓小平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抱着满腔的热望，他和八九十位同学一起乘轮船赴法(坐的是四等舱，即船上装货的地方)，于十月抵达法国马赛。那时邓小平刚满十六岁，在同学中是最年轻的。邓小平到法国后，情况同他的愿望相反，大部分时间只是做工，而且是学不到多少技艺的苦力工。到法国后两个月，他去克娄梭钢铁厂做杂工，以后又在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司炉．还到饭馆里做工，收入刚够糊口。只有短时间在贝页中学、夏蒂荣中学等校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欧洲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因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酪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恩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一九二二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成为小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第二年，他在里昂做工的时候，党组织又委派他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邓小平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革命生涯的开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有一份油印出版的《赤光》杂志，是帮助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中国同志学习理论的。邓小平既参加编辑．撰写文章，又要刻蜡纸、油印。后来，在欧洲的中国党团员有很多人分批转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到了莫斯科。他先进东方大学，不久转入中山大学。这所大学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那时，国内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大批有志青年去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记得在他们年级中有两个人是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冯玉祥长女)，一个是蒋经国。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一年。他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这时，控制着中国西北地区的国民军领导人冯玉样到了苏联。他正准备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邓小平是被选出的二十几个人中的—个。他途经蒙古，穿过沙漠．在一九二七年春回到祖国。

回国初期

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处在走向破裂的前夕、政局动荡他接受党分配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三月到西安，在中山军政学校工作。这是他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第一个场所。这所学校隶属于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部，实际上由刘伯坚等几位共产党人筹建。邓小平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这所学校培养出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并向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输送了一批毕业生，逐步组建了一支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创造了条件。陕北红军的一些将领，就是从这所学校里出来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国政局发生突变。六月间，冯玉详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送出境”。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西安转赴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汉口。

他到了汉口后，就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继续恶化。不久，武汉政府公开反共，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环境，他从这时起改名为

邓小平。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邓小平列席会议。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后，二十三岁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他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留在国内的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创建红七、八军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一九二九年夏，刚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明朗、俞作柏酝酿反对蒋介石。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同张云逸、叶季壮等先后前往广西，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这是他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的开始。邓小平到南宁后，化名邓斌，同俞作柏、李明端接洽，并发展革命力量。十月，俞、李公开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把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列左江右江地区。月底，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十二月，他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他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次年二月，他又同李明瑞、嵛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他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同月，邓小平曾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李明瑞担任红

七、红八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为政治委员。他们在右江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革命政权，使红军发展到七千人，红色区域扩及二十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发生“左”倾错误。—九三零年十月，中央代表到达广西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向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红八军因受挫已并入红七军)立即出动，离开根据地打到柳州、桂林、广州去。邓小平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后来因为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才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中央代表离开尼，部队进行了整编。兵力己个足四千人。前委决定部队转向江西、同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会合。一九三一年二月，红七军占领江西祟义县城，前委决定派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他到上海后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起义前后。

长征前后

—九三一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邓小平前往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达时红军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形势尖锐复杂。不久，邓小平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当时，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后方。邓小平到任后，迅速为前一时期经受过冤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召开了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局面大为改观。一九三二年冬，他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就在这个时候，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临时中央开展了一场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托当巡视员。当时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样、组织部长罗荣桓，对邓小平是了解的，把他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不久他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红星》报先后开辟了十多种副刊和专栏，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小从未中断、被称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前，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到达陕北后，他又陆军东征。东征结束，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在抗日战场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为了全民族的利益，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按照双方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调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素为兵家必争之地。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后，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就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报据地。

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下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和冀鲁豫抗日报据地。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阵营内部情况出现了变化，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派在敌后不断制造磨擦，袭击八路军的驻地，杀害八路军的干部使八路军处于两面受攻的艰险地位。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九四零年三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经过四天战斗，全歼朱怀冰部和其他游杂武装—万余人。这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使八路军有可能在敌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军和建设抗日根据地。同年八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三十八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二十九次，给了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一九四一年以后，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这时，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三光政策、闪笼政策，到处设立据点。连续不断的“扫荡”，加上连年灾荒，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一九四二年九月，邓小乎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于—九四三年十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扔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改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厂许多富有创见的文章和讲话，显示了他作为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他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制定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有远见的方针。他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作报告，对党的领袖毛泽东作了高度的评价，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指出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曾短期回延安三次：一九三八年九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一九三九年七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同卓琳结婚，一九四五年六月，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邓小平同刘伯承亲密合作，前后共事达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冶，工作非常协调，“刘邓不可分”被人传为佳话。邓小平这样说过：“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与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

决战岁月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想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在毛深东指挥下，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这就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具有决战意义的解放战争。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前，一方面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并不断挑起局部战争。那时，邓小平正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司令员是刘伯承。晋冀鲁豫解放区宜中原，有乎汉、津浦、同浦三条铁路纵贯其间，正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道路，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就指向这个地区。

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在晋东南的长治地区进行了著名的上党战9，全歼入解放区腹地的阎锡山部队十三个师、三万五千多人，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接着，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在邯郸战役中歼敌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共消灭国民党军队四万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作战，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九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时，局势依然严重。那时候，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很大削弱、总兵力仍比人民解放军多出将近一倍．武器装备更占着明显的优势；他们气势汹汹地从山东和陕北这两翼发动重点进攻，力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整个战局发展的情况，决心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内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簿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格局。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下的及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担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刘邓率领十二万大军，以突然的行动，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二十八天的连续作战，歼敌五万六千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接着，出人意料地疾速南进。他们不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跨过陇海铁路，穿越宽达三十多里、遍地积水淤泥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以二十多天行程，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长江北岸、位于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地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东慑南京；西遏武汉，南临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三十多旅、约二十万人。而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他们采取分兵的办法，以纵队或师(旅)为单位，分工包干，消灭敌方保安团队，从事地方工作；而当敌方重兵将要到达时，集中一部分主力，积极、灵活地打击敌人。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进行斗争，组建地方武装和民兵，创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被粉碎了。刘邓大军同相继南下的陈毅、粟裕和陈赛、谢富治两支野战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牵制吸引了敌人南线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随着辽沈、淮海、平律三大战役的相继发动，解放战争终于进入决定性的阶段。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开始了。淮海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皖边境，北自陇海铁路两例，南达淮河。这里是长江的屏障，也是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大门。济南解放后，国民党政府收缩兵力，将它在南线所能集中的嫡系精锐部队全都调集徐州地区，先后共有五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的部队八十余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参战的有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七个纵队、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十六个纵队和地方部队共六十余万人。支援前线的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他们用小车、挑子、船只这些工具运送了四亿多斤粮食、一千四百多万斤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这是一场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由邓小平担任书记，其他成员是刘伯承、陈毅、粟裕和谭震林。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及时作出正确的部署。每项作战计划决定后，邓小平又承担起大量的组织实施和前敌指挥工作。淮海战役中，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超过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武器装备上更占有巨大的优势。因此，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的办法。淮海战役一开始，担任国民党军队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两个军突然在阵前起义。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穿越他们的防区，迅速切断正由运河以东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韧兵团的退路，将它紧紧包围在碾庄地区。接着，总前委又提出建议，经中央军委批淮，由中原野战军采取果断行动，插入敌人侧后，强行攻占泽涌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宿县,一举切断徐州同它后方之间的交通，使集结在徐州周围的大量国民党精锐部队顿时陷于孤立，断绝了退路。黄百蹈兵团被歼后，对下一步的行动，总前委建议，首先消灭由豫南远道来援、兵疲粮缺而又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中共中央军委立即答复“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指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主力将黄维兵团合围在会河和涡河之间的双堆集地区。经过二十多天的激战，全歼了敌军的这个精锐兵团。接着，华东野战军又一鼓作气全歼了由徐州突围西逃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三个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六十五天的分阶段作战，终于在淮海战场上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人的巨大战果。毛泽东后来称赞道：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从此，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南京门户洞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己指日可待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统率第二和第三两支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漫长成线上，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渡江作战前夕，邓小平又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原来的统治中心——华东地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又和他的战友们一

起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途。

解放西南

中国的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总面积达二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解放西南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一个兵团，分南北两路开进，迅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全境，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

西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国境线长，民族关系复杂。大陆解放前国民党在这里集结了九十多万军队，散兵游园很多，土匪特务活动猖撅，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社会残破，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邓小平在西南工作期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同刘伯承、贺龙等在指挥部队坚决追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促成了各民族的团结；广泛发动群众，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加强了各级政权的民主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

他们迅速着手恢复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作出了兴修成渝铁路的决定。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四川人民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邓小平等还担负起领导解放西藏的任务，进行了艰巨的工作。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他们所领导的一支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邓小平在西南工作还不到三年，那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呈现出大地回春、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任总书记

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共中央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他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放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一九五四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五年，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党的八大，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随即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时他刚满五十二岁，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整整当了十年总书记，主持书记处的工作。邓小平后来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

从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的近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邓小平一直处在第一线协助党的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他在许多方面授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如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深刻地论述了执政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要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根据八大提出的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五七年是建国以来在经济工作方面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左”的错误发展起来。接着出现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纠正的措施，制定了应遵循的工作条例。邓小平亲自领导作农村调查，在食堂、供给制等问题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意见。邓小平在纠正过去的错误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在一九六二年指出，生产关系采取什么形式，要看什么形式是群众愿意接受的，是能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在邓小平主持下，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讲话。他针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提出对过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要甄别平反，部分错的部分平反，完全错的完全平反。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期间，同国际共产主?

陈寅恪生平简介100字篇二

胡光墉（1823—1885），徽州绩溪人，因在杭州经商，寄居杭州，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

红顶商人--胡雪岩

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

墉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擢为跑街。后在王有龄的帮助下乃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商绅。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攻杭州，光墉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光墉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 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光墉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且招牌为“真不二价，”胡庆馀堂现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光绪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生丝价格日跌，据他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胡雪岩高调坐庄。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开始了。开始，胡氏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占据上风。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再就是中法战争爆发，市面剧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事已如此，胡雪岩已无回天之力。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关门倒闭。接着，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仆从，姬妾仆从宁死都不离开胡雪岩，他的棺木埋于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1921年纱布交易所建立，也算是给乱坟堆里的胡雪岩一个迟到了30年的告慰。

评价显赫一时的一代豪商胡雪岩，终于一贫如洗。他曾经拥有的万贯家财和浮华一生，都没能给后人留下基业与向往。倒是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虽然钦差大人文煜为

了保存这座国药国库，帮助胡雪岩接管胡庆馀堂。善良的百姓，至今仍记得他姓胡，并因胡庆馀堂而传颂着胡雪岩的名字.清朝时讲，北有王锡衮，南有胡雪岩。我个人认为目前胡雪岩应该是中国商人的偶像。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官商，同时，令人佩服的是他黑白通吃。在当时中国政府的力量是无穷的，权限极大，所以企业要做大，必须找到这个靠山。

胡雪岩的个人魅力更是了得，他虽然有那么多的老婆，但是他的家庭关系处理的非常好，而且不同时期不同的老婆都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缺乏信用契约的前提下，有老婆相助（相对稳固的夫妻契约）更是如虎添翼！

综上所述，我认为国外的环境和中国相去甚远，在中国做生意还是要研究国学，中国特有的官僚制度，人际关系，信用制度，胡雪岩作为中国商人的偶像当之无愧！

胡雪岩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

胡雪岩一生，是非功过褒贬不一，这里且只分析他的人道。胡雪岩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善于用人，以长取人，不求完人。他说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清人顾嗣协曾有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取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陈寅恪生平简介100字篇三

陈寅恪生平简介2009年11月18日 16:49凤凰网文化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１４年回国。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１９３８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１９３９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１９５７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１９７９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寅恪生平简介100字篇四

生平简 介 各位亲朋、各位来宾，同志们：

意外遭际实堪伤，致使英魂返故乡。春寒料峭祭亡灵，泪雨纷飞痛断肠。我们将永远铭记着2012年2月26日这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我们大荔县质监站退休干部，优秀建筑工作者王新生同志因交通事故不幸遇难。

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寄托对逝者的无限哀思。在此，我谨代表大荔县质监站全体干部职工向王新生同志表示深切的哀悼，向王新生同志的亲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王新生同志的一生，是不懈努力，追求进步的一生；勤勤恳恳，克己为人的一生。他于1939年7月5日出生在大荔县石槽乡孙家村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如火如荼的时代，勤诚厚朴的民风，尚礼崇德的家庭教育，涵养了他勤勉自强、正直勇敢的品格，坚定了他爱党爱国，奉献社会的人生理想。王新生同志于1961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66年8月至1986年12月，在陕西省第四建筑公司工作；1987年1月至1988年12月，在渭南洛惠局工作；1989年1月至1990年1月，在大荔县设计室工作；1990年2月至1996年6月，在大荔县建筑公司工作；1996年7月至2000年7月；在大荔县质监站工作；2000年8月退休。

王新生同志很热爱自己的家乡，他把这份爱寄托于自己的工作。从走上建筑工程岗位的第一天起，他就把潜心本职工作，服务地方建设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工作期间，王新生同志主要承担施工业务，为业务总负责人，多次获得“建筑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参与编写《现浇与预制装配相结

合的框架结构施工技术》一书，在“建筑科技”等杂志发表论文十篇，其主要成果录入《大荔县志》科技成果篇。王新生同志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都称赞他的吃苦耐劳，他的宽厚，他的善良。王新生同志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人，从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这路很长，但王新生同志凭着坚韧的毅力走过来了。即使在退休后，他仍克服各种困难，为城乡建设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七十余年人生路，他风雨兼程，顶天立地。他奋斗了一生，耕耘了一生，精彩了一生。

王新生同志十分重视个人修养，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同志、乡邻以让为先，关爱有加。对家庭，他是一位真正负责任的人。作为儿子，他忠孝双全，堪为表率；作为丈夫，他与妻子相扶相携，共历风雨；作为父亲，他教女有方，宽严适度，为孩子们的成长倾注了无尽的心血。现在，令我们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正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王新生同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悲伤不是他希望留给我们的礼物，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看似平凡实则崇高的精神。就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来瞩目这颗闪亮的流星，来纪念这位如夏花之灿烂，如秋叶之静美的长者，但愿每一个睹物思人的瞬间，不是生者的悲痛，而是逝者的安慰。

王新生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