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的讲稿整理而成。该书选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下面小编在这里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几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仅供参考。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读读此书也有利于把历史电视剧看得明白一点。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代的中国。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再者是中外制度的比较。孙中山曾经说中国古代政治比西方先进，这是实话。中国封建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越发完备和巩固，汉唐之时达到顶峰，盛极而衰，腐朽和专制越来越明显，终于到清代在内外的合力作用下把封建制度带到了终点。一百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封建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或多或少的占据着“子民”的大脑，正是由于发展完备所以封建思想的余孽才如此顽固，如此根深蒂固。相反，华夏文化发达之时，欧美只是蛮痍之地，放眼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资本的力量迅速壮大，美国更是称霸全球，原因何在，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这样看来，欧美国家正是因为封建体制的不发达、不辉煌锻造了资本的力量，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反而在当前世界中独占鳌头。对于中国来说，二战后的物质景象就是一穷二白、白纸一张，然而人民的思想却远远不是白纸一张，而是沉浸着中国两千年封建思想的余辉，思想的力量永远不可小视，两千年思想又不会在一代两代的传承之后荡然无存。物质可以摧毁，可以再建，思想由于不可见往往不能受到重视，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表面上看在制度，实质上在人民的思想，试想人人都赞成自由民主，人人都欣赏民权法治，国家制度又岂能停滞于此?
去年，爸爸买了一本名叫《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书，它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写的。不过，我并没有对这本书产生多大兴趣，因为一听名字，就会给人一种很枯燥的感觉，所以，我一直没动这本书。后来，爸爸无意中翻开了它，一口气就看完了，并对我说:“别被书名骗了，一点也不枯燥，很好看!”虽然爸爸这样说，但我还是等到半年后才翻开它。
一开始看，就觉得爸爸的话果然没错，我也一口气看完了。总的来说，这本书很长知识，推翻了我之前很多错误认识。
一开始，钱穆先生就讨论了汉代皇室和政府的问题，原来，古代的皇帝一般也不是为所欲为，亦有政府及其领袖--宰相与之抗衡。可是为什么先讲汉代呢?因为钱穆先生认为，在秦汉之前，都是封建统一，秦汉以后，才有更像样的政府，而秦代是汉代的开始，汉代时秦代的延续，所以先讲汉代。
之后钱穆先生又先后讲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 及其考试、经济、兵役、赋税等制度。
唐、宋、元、明、清，是众所周知的，然而钱穆先生却没有讲元代，这是因为元代制度的野蛮，且只知道底层的一些片面。元代没有史官，汉人也无法当大官，所以元代的制度我们不得而知，《元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带着怨恨的明代人编写的。
平时，经常可以看到:某时期某家族很有权势，有时就会误以为官位也是可以世袭的，不然，古代只有一个职位可以世袭，就是皇帝。至于那些有权势的家族，不过是某人当官，家里有很多书，于是子孙有文化，也能当官。
这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了，在古代，有文化就能当官，要想有文化，就得读书。可在印刷术、造纸术发明之前，读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一根竹简只能写二十几个字，丝帛又太贵，而且它们俩都得用手抄。虽然官位不能世袭，但书可以世袭，书世袭了，知识也就世袭了，知识世袭了，官位也就“世袭”了。
离我们最近的朝代--清代，钱穆先生认为，它的制度没有几个可以称赞的地方，而且到后期极其腐败。清代，是一个专制王朝，不过它并不是皇帝专制，而是部族专制。
现在很多人认为(包括当时很多人)，明清时期所有东北人都是满洲人，其实满洲只是东北的一个小村庄而已。搞笑的是，后来末代皇帝溥仪连自己家族的历史都没搞清楚，和日本人自称东北为“满洲国”。
看完这本书，在结合书中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代的制度，我发现一个制度不可能永远都是好的，当一个朝代被推翻时，下一个朝代的制度都会有所变化，所以，一个制度无论刚开始再好，终究都是要变“坏”的。
中国古代的政治政治制度并非一层不变的，也绝非简简单单的封建专制所能形容。
首先封建一词更是与中国实际大不相符，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主并鲜少拥有西方领土地主式的政治资本，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多是中央力量的在地方的延伸，正是所谓中央集权(当然这同样表现为一个过程)。而即使是西周的分封制也与西方的封建制大不相同，西方的封建更多是中央权力不足以对地方进行控制，而自下而上产生的一种封建制，而西周的分封制则是中央为巩固政权而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制度。
而专制也并非完全，首先是专制的主体到底是地主还是皇权，如果是说地主专制显然并不符和实际情况，事实上，古代的科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和古代西方社会相比，古代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开放社会而非封闭社会。而皇权专制尽管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但在从秦汉到唐宋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着相权的制约。
2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在我们谈论中国人的奴性时，并不能把古代的某一阶级假想成为一群在主观层面上刻意为之的阴谋者，或者，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尽管中国政治文化中，没有人权的思想，但也绝非将民众简单地看做的奴才，中国古代崇尚的贤人政治，即有着良好德行的士大夫有着责任和义务兼济天下苍生，这里并不存在权利被剥夺的概念。所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3、制度的激发善和惩治恶
贤人政治的理想自然是以孔孟之道为蓝本，也有一种说辞是孔孟之道本就是地主阶级进行压迫的思想宣传工具。思想宣传工具确属于值得商榷的概念，但统治者的利用也应该是一定存在的事实，要不然孔子也不会周游列国却终不得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过分仰仗统治者政治德行，或者是一个不惩恶的制度，若有个好皇帝、好父母官，便是百姓之福，若碰到个坏皇帝、坏官员，便是百姓之祸。人性之恶鲜有制度性的约束。似乎又回去那个司空见惯的观念，好的制度一定是激发善而惩治恶的，至少在传统的权威失去合法性的现代是这样的。
每当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历代政治时，“封建君主专制”总是第一个被引用的词眼。我们已经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尤其在近代经历过黑暗的侵略史后，更全盘否定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光辉之处。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作者钱穆向大家说明了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也有它争奇斗艳的一面，让我们对古代政治有了另外的感悟。
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是两条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皇权与相权之争，这两股力量的交锋相错最终是中央战胜地方形成中央集权，皇权打败了相权导致丞相被废除。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领土之大，人口之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滋养民主制度的土壤。我们更应该了解古代政治并非真是极端的君主专制。汉代的中央政府里面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分制划分了中央的权力，并且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就是皇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也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如果他真要一意孤行，那么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唐代皇上颁发命令需要先由中书省制定，门下省审批，最后由尚书省执行。就是封建专制严重的清代，也只能说是部族专制，仍非皇帝专制。因为皇帝个人并没有掌握整个主权，皇帝只是代替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我们也许不曾知道明制常朝有两种：一种叫御殿，即在大殿内朝会议事;一种叫御门，即到奉天门，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清朝故宫的午门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这样的古代制度类似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踪影。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把它批得一无是处。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存在冗官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宋代冗兵冗官现象严重是导致其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代时期也同时存在这样的问题。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又往上是省，即承宣布政使司，这三级之后还有三个分司。这样纷繁复杂的行政体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对比起今天中国当今的行政部门也隐藏同样的问题，部门之多，职责不明确，责任推诿。所以中国之将来，是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继续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改善，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勇往直前。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的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每项制度之变有其可变的限度，在变动中导出它不变的本源。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每当改朝换代之后总会有新的制度来统治新的时代，不断地寻求与本时代相适应的制度。所以当我们回首历史时，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历史，而不是一味地否定或肯定。同时我们更明白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只有与时俱进，找到符合实际的才是最好的。
历史终是客观事实，是一个个的偶然与片段组成的结合点。历史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结构严谨主题宏大，节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以为代表，从政府组织、选举、赋税经济、兵役等方面分别论述，大体上可以窥探中国历史之全进程了，我能理解的有限，仅分享几点我的一些体会:
1、二千多年的古代王朝是一段历史进程，非“封建专制”可以一言以概之的，书中君权与相权在不同王朝权重是不同的，唐时期君主的旨意需要送去门下省盖章再交由执行，清时期君主则可以从军机处直接传给个人等，此变化过程是缓慢的，君权重而相权弱；
联想到心理咨询中，哪有一个二个的词就可以概括我们漫长的`成长史呢，又哪有一件二件事就可以决定我们的人格发展呢？标签化带来某种效率，却牺牲了更多真相；
2、书中提到很珍贵的了“历史意见”，即当时的人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而非用我们现代民主视角，井田制发展到后来的均田制，在某个时期是符合当时社会生产水平的，同时西方的选举制，放在古代的中国，幅员辽阔交通落户，完全没有可行性。
我们看待历史，可以保留现代意见，但也不能忽略当时的意见；这让我想到，我们的大多数防御机制最初可能都诞生在特定的互动关系中，但不一定适应今时今日的生活，如果我们留心到“历史意见”，也许还要感谢我们这些“不适宜的防御”呢；
3、制度与人事是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话题，我想提二类人，张居正们以及绍兴师爷。他们的共同点都有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虽然制度约束难以撼动，但是他们还是凭借着独特的个人魅力绽放在历史的星空下。
这也得说到，任何事终究要落到人这个字上，一旦由某个人参与，必然带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构成我们文明中璀璨的光，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成就每个独特的自己！
这是一本我看了之后爱不释手，并且向身边人强烈推荐的书。被称为神作不是没道理的，很少遇到过让我在短时间内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划了又划的书。
书虽然很薄，可是知识点之密集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即使你完全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你也必须承认看他的书能长很多见识。
对于汉唐为何而强，明清为何而颓的分析非常到位，所谓的黑暗专制并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可能更多有当时人的妥协平衡与无奈，能够体会到钱常说的对古人常保留一丝温情和敬意背后的深意。
严格说起来，钱穆是经学家，而不是专业的史学家，这本书难免会有史料上的未及之处和漏洞，我们看个总体的分析就好。
从分权和集权的角度
大体的趋势是地方权力逐渐向中央集权的过程。
汉代的地方政治制度可能是最优秀的，地方大员和中央官员在待遇和地位上都基体上平级。
唐代的中央政治制度则比汉代要更政府化一点，地方权力开始减弱。表现在地方大员的下属也必须由中央安排。
宋代开始向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靠拢，地方官员的权利也进行了分拆，削弱地方财政。
明代则更加集权，地方官员的权利进一步分拆细化，进一步削弱地方财政
清代因为是部族统治的缘故，将集权发展到了极致。
当然分权也不一定是好事，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就是中央一旦衰弱，就无法控制地方的豪强化，进而反过来下克上，造成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乱象。宋代也是总结了这个教训而进行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好处在于使得地方衰弱，无力对抗中央；但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却难以形成凝聚力，一旦中央政府被击破，基本上就是国家的整体灭亡。
当代商业上可以参考中国移动在各地分公司权力大的时候，展现出的活力和创新力，以及在权力回收总公司后，展现出来的官僚化和迟缓化的表现。
从皇权和相权的角度
大体的趋势是皇权逐渐压倒相权，最后完全吞并相权的过程。
汉代的皇权相权是共治关系，甚至相权在实权方面更多，管得也更多。
唐代相权开始削减，从个人负责制，拆分为三个衙门的委员会形式。
宋代相权进一步削弱，没有兵权、财权、用人权和监察权。
明代取消了名义上的宰相，要行使宰相的功能则成为了权臣才敢做的事，皇帝只依靠内阁这种秘书处来办公。
清代在内阁基础上增加了军机处，实行皇帝政务不公开的秘密政治。
中国的皇相两权，比较类似董事长和CEO的关系，创始人需要有能力的人才为自己和子孙后代服务，然而要担心的是，权力放出去以后，还怎么保障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权力。
“田代姜齐”的故事并没不是孤例，历史上相权到达了顶点的最著名事件，是有名的“穿越者”王莽。当代商业上可以查看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和陈晓的故事。
从经济的角度
经济的问题比较复杂，大体趋势是从一开始的力役、兵役、土地税都要交纳，逐渐变为只有财役税收统一的形式。
汉代税收较轻，有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长时间免收田租的时代，需要全民服兵役、力役，可以通过付钱回避服役。不过国家对人民的责任不多，民间经济也更自由。
唐代的“租庸调制”是力役、财税都要缴纳，不过总体税比汉代更轻。并且国家对人民责任更多，比如土地政策上的“计划经济”,后来转为“两税制”,变为自由经济。
宋代将五代时期力役、财税都交纳并严重毁灭地方经济的“差役法”,改为花钱消灾的“免役法”,从此中国人再也不用服“力役”了。兵役制度采用了以终身雇佣形式的“募兵制”.
明代从一开始的依据人口统计的土地统计的财税制度，走向了只收田赋的“一条鞭法”,不过收银不收粮的形式，让人民还要受到商人的再次剥削，而国家也因为银本位的制度而造成国家资源被西班牙掠夺（中国缺少白银资源，“元”这个字来自于西班牙）。兵役则采用了唐代的“府兵制”.
清代的经济钱穆没有说，我觉得可以一说的有康熙的“永不加赋”这样的理想主义政策，雍正的“火耗归公”、“养廉银”这样的现实主义政策。
从力役、兵役、财役都要交纳，向只有财役税收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古代的通信水平落后，兵役、力役需要精密的人口管理统计，需要长时间付出极大的精力物力和人力，所以最后都转向了相对简单的土地税收形式。而长期只收土地税又会让力役、兵役再次开始征收，导致人民压力越来越大。
而土地买卖的自由化则会造成大量的土地兼并，加上人口的增多，工商业的不发达，当生产力和人口关系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古代人类难以摆脱的“马尔萨斯陷阱”就会一次一次的重来。
从人才选拔的角度
大体趋势是从贵族、大族垄断向门第，再向全民开放；从推举到考律诗到经义，再到考八股文。
汉代人才是“选举”制度，比如地方推举，官员推举，举“孝廉”等形式。
唐代中国人拥有了考试的科举制度，把进仕之路向全国人开放，但依然以门第为主。
宋代门第势力已经衰落，科举制度真正的走向了全国人。
明代整合了宋代考“经义”不够严谨客观的事实，开始考变相的律体经义“八股文”.
清代出于异族统治的需要，在考试上为满族等统治民族增加了更多的名额和更简单的上升渠道。
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世界上的很长时间都是非常先进的'，而且也是中国的政治官场中少数几乎没有贪污舞弊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最优秀的人能进入政府机构。不过成功模式被人为的的单一化，也造成了最优秀的人不愿进入工商阶层等其他空间。
读后感
1、政治制度离不开当时的人事，脱离了人的动机这个关键，制度就只是单纯的条条框框。
2、政治制度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各个时代的制度之间，各个制度都有潜在的联系和交织。
3、看上去很好的制度也有变坏的一天，看上去很坏的制度在设立之初往往也来自于良好的用意，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在不停变化的，不要以现代人后世所处的世界准则来抹杀已往的历史。
4、决定制度的关键是文化，决定文化的关键是民族，决定民族的关键是生活习惯，决定生活习惯的是作息，决定作息的关键是自然环境，决定自然环境的是地理。所以制度的决定一定是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5、对历史和过去带着一些敬意和温情，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好一个时代的事，而人类是一代踏着一代的肩膀才站立起来的，不要因为有过黑暗的部分而将整个历史都全部抹杀了。这也是我不喜欢黑格尔和他的门徒们用国外的单一角度对中国历史的负面评价的原因。
最后再以钱穆的话作为结尾
“我们不要说中华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说，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那里。”
“不要以时代事实取代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纵然有过失但总有其当时的存在意义，万不可将历史之过失全盘否定。只有学习得，借鉴失才能对当下改革有积极意义。”
看到这些话，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大师在主流的“民族虚无主义”下的执着和坚持。
钱穆先生从组织架构、考试、税赋、军事这四大方面讨论了主要几个朝代。基本就是公司经营几大方向，去解释很多历史出现的问题。用这几大方向将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因窜联是理解历史很好的方式。本书清朝和最终章有不少直白的个人政治意见的表达。
此书关于以上4大制度的讨论不作过多讨论，这部分很值得一读，通俗易懂。只想对本书最后关于钱穆先生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观点和问题。
1、钱穆先生明显是对清朝非常不齿，相信很多汉学人士也是这样像的。文中又说中国只有清朝才对言论自由这些有规定，其他汉朝、唐朝、宋朝、明朝言论自由，甚至在明朝是鼓励言论自由。感觉本人与书中其他中国人一样，对历史有误解，也觉得有史以来我国不是一个十分言论自由的地方。
2、钱穆先生总是想用西方的那一套价值观说明我国是一早就实现「政治参与度」，解释民众为何不像西方民众如此喜欢讨论主权问题。先生文中指出中国一直主权就是人民，所以不存在主权方面的讨论。我想政治参与度的需求也不是从古至今存在的，不讨论的原因难道不是民众部觉得自己对政治有参与权？如果有此追求的科举制度能满足，但也不能说明自古我们民众就有这个诉求，帝皇真心就有主权是人民这个意识
3、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这是为什么孙中山无法动员大家革命。这个也不敢沟通，革命难道根本原因不是私心+煽动，没有动员起来难道不是运命共同体没有找对吗？
最后要赞同一下钱穆先生，中国政治体系和文华都是博大精深，需要多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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