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双百活动专题报告会感想篇一

一、《民法典》中合同效力的结构调整

《民法典》颁布前，有关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民法总则》没有针对合同效力问题作出规定，但针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做出了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该包括合同行为，因此《民法总则》有关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也是对合同效力的原则性规定。除了《民法总则》《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一些单行法律也有在其各自的法律体系下对合同效力有所规定。但总的来说，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相对分散，逻辑结构不够紧密，产生的弊端是难以在头脑中形成对合同效力规定的整体感和严密感。

而《民法典》对于合同效力规定在结构和逻辑上进行了整合，使其更为严谨。《民法典》第三编第三章“合同的效力”通过七个条文，分别对生效时间、需批准合同、无权代理、越权订立、超越经营范围、免责条款、争议解决条款等进行了一般性规定。并通过第五百零八条“本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的有关规定”，用《民法总则》中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对合同效力做了结构上的补充，合同效力更易全面把握。

二、《民法典》中的效力边界

效力问题是合同关键，而法定无效情形是效力问题的边界。把握了法定无效的清晰边界就能更好的理解合同有效的自由之域。下文从两个角度梳理和讨论合同法定无效情形在民法典中的新变化。

首先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原有五种法定合同无效情形出发，看其内容在《民法典》中具体变化。

(1)《民法典》取消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当然无效的规定。

针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民法典》中有其他相关规定分别体现，如第一百三十二条中概括规定为“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以及第五百三十四条“对当事人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市场监督管理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借由合同编第五百零八条指向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编第六章中的相关规定)，使得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和影响变得更加重要，体现了对于社会公共法益保护的核心。

《民法典》没有对公序良俗做出定义，也没有做列举式的说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法院20__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九民纪要》第30条中规定：“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这条规定体现出人民法院认为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属于公序良俗范围。如此看，如果合同内容违反有关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规定，即使所违反的规定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也存在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认定该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效的风险。

(2)《民法典》保留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实质内容，调整表述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3)《民法典》取消了《合同法》五十二条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下合同无效的规定，而将整合了该条实质内容的《民法总则》中关于通谋虚伪的规定体现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也就是先对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进行伪装识别，再确认隐藏行为的效力。

(4)《民法典》保留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在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延续了《民法总则》中的相关表述。

再来看《民法典》对法定无效情形的直接规定和明确表述的变化。

《民法典》以第三编第三章合同效力专章规定了七个条文，但仅在该章第五百零六条将造成对方人身损害及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这两种情形的免责条款直接规定为无效。另通过第五百零八条指引到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章节，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谋虚伪、违反强制性规定及违背公序良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情形直接规定为无效。

除此之外，因考虑到合同效力的复杂性，对于合同效力未被直接规定为无效的其他情形，则放到《民法典》总则中有关合同可撤销、效力待定、部分性效力排除、担保从属性效力判断等相关条款中，或分散在典型合同等其他章节中另行规定，形成了对合同效力灵活处理的缓冲地带，体现了使合同尽可能有效的立法目的。

三、学习感受

从《民法典》有关合同效力规定的行文结构、逻辑调整、内容增减、条文表述等细节之处，笔者感受到了相比原有法律对合同无效情形更为宽泛的规定，《民法典》集中和充分地体现了鼓励交易、保护合同有效的立法宗旨。《民法典》对合同法定无效情形的规定让我们感受到它向我们清晰传达的合同效力边界的拓宽。

对于我们法律人，法条的细节固然重要，但法律的深意更待持续探索。《民法典》是通过已经写进条文的内容，向我们传达和揭示它没法写进条文的现实复杂性，向我们努力呈现在鼓励交易基础上效力问题的复杂性，提醒法律人不能掉以轻心，需在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交易效率与合同正义中探求各方真意、寻求动态平衡。《民法典》可作为法律人执业道路的指南针，在未来面对特定情境的具体法律行为时，都能以客观立场，对合同效力问题综合分析和审慎判断。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对《民法典》有关合同效力规定变化的感受，那就是“边界拓宽，而自由之地更加复杂。”

双百活动专题报告会感想篇二

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法确认民事主体的各项民事权利，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保障其依法享有人格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利，有助于激发社会创新发展活力。

对现行民事单行法律进行系统编订纂修，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的民法典，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x年x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民法通则，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事基本法律。后来又陆续制定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

这些立法为改革开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保驾护航作用，赋予社会尤其是民事主体更广泛的自主权，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发生重要转变。编纂民法典，有助于全面总结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法典确立了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和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法律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民事权利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保护。同时要看到，随着人们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民事法律制度也面临确认新型民事权利、加强民事权利保护的新挑战。

比如，顺应科技发展及相关财产观念变革，确认民事主体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承认民事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权利，回应信息时代对人格权的新要求;等等。民法典通过确认和拓展民事主体的权利，保障民事主体充分享有和有效行使其民事权利，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目的。

民法典为规范社会治理提供法律依据。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的复杂程度日益提升，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都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这对民法规则的完善提出了新要求。民法典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创设相关规则。比如，设置非营利法人制度，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这一制度满足了民事主体投身公益、参与社会治理的需求，有助于促进国家与社会在公益领域的沟通和协作，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

民法典有利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要坚持用法治来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注重通过市场手段调节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高效运行提供一整套法律规则。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建设一直秉持“民商合一”的传统，把许多商事法律规范纳入民法之中。编纂民法典，进一步完善我国民商事领域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各类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极性、维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有利于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法典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比如，婚姻家庭制度反映和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制度载体。民法典增加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原则性规定，并在规范和调整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的人格权、人身权和财产权关系中，注重弘扬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增设离婚冷静期、明确亲属和近亲属的范围等。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充分发挥民法典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还需要民法学者进一步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不断为有效实施民法典、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双百活动专题报告会感想篇三

“遗腹子”有没有继承的权利?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民法典总则编用创新回应权利保护的新趋势。为了保护好胎儿的利益，总则编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这就意味着，只要胎儿娩出时是活的，那么胎儿在母亲肚子里时接受赠与和继承遗产的份额都是有效的，这为现实中许多遗腹子的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友军表示。

“虽然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但是为胎儿保留必要的继承份额也是现代国家一致的做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这创新了自然人民事主体的传统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人文精神。”

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轴”展开，始终尊重人民的意愿，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面临新的挑战。民法典人格权编明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民法典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扩大了隐私权保护范围;将同样具有识别特定自然人功能的‘电子邮箱’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围，使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全面、严谨、细微。”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示，民法典的通过有助于应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对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带来的挑战。

如何直面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医学和科研活动中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对人格权的威胁?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避免了科学伦理“不能承受之重”。

法律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在理性中贯穿着温情，在规则间传递着价值。翻开民法典，不难发现，它不仅是一本“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更是用基本法的形式来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映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应有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