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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篇一

3.1.1 贸易主管部门

俄罗斯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是经济发展部、工业与贸易部、农业部、联邦海关署等。经济发展部、工业与贸易部主要职责是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和管理对外贸易，签发进出口许可证，管理进出口的外汇业务，制定出口检验制度，审批有关对外贸易的协定或公约等。海关总署执行俄罗斯政府的对外贸易管理政策，办理关税业务和报关业务等。

3.1.2 贸易法规体系

在俄罗斯，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有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活动国家调节原则法》、《对外贸易活动国家调节法》、《俄联邦海关法典》、《海关税则法》、《技术调节法》《关于针对进口商品的特殊保障、、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联邦法》、《外汇调节与监督法》、《在对外贸易中保护国家经济利益措施法》等。

3.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2）许可证管理。对两大类商品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第一类属于特殊商品，包括化学杀虫剂、工业废料和译密码设备。第二类属于需要按俄总统和政府规定的特殊程序进口的商品、技术和科技信息，包括武器弹药、核材料、放射性原料、贵金属、宝石、麻醉剂、镇定剂、两用材料和技术、可用于制造武器装备的个别原材料和设备等。

（3）产品标识和认证。俄罗斯境内禁止销售无俄文说明的进口商品。对酒类制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设备等产品，禁止销售无防伪标志及统计信息条的产品。

对化学生物制剂、放射性物质、生产废料以及部分初次进口到俄罗斯的产品，尤其是食品，需在进口前进行国家注册；工业、农业和民用建筑等用途的进口产品需具备卫生防疫鉴定。

俄罗斯联邦海关2005年1月发布的《需强制认认证的进口产品名单》中主要包括动植物及其产品、食品、酒精和非酒精饮料、纺织原料及其制品、机器设备和音像器材等部分进口产品实行强制胜认证。

【出口管理】（1）出口配额和出口许可证。俄罗斯对国际协议规定要求限制数量的产品、部分涉及国家利益的特殊产品和国内需求较大的产品等类产品实行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出口配额的分配主要是通过招标和拍卖进行。配额如有剩余，亦可根据出口实绩进行增发。需持出口许可证的商品包括：野生动物、药材、译码器件、武器装备、爆炸品、核材料、放射性材料、贵金属、宝石及半宝石、矿产资源及矿床信息、麻醉剂、精神心理药剂、毒性物质、某些可用于飞制造武器装备的原料、设备、技术、信息等。

（2）对军民两用产品出口实行监督。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需申领出口许可证，颁发依据为出口产品是否符合俄罗斯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

（3）统一验证制度。俄罗斯对出口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实行统一的强制性验证制度，包括对石油、成品油、天然气、煤、黑色及有色金属、木材、矿肥等产品进行验证。

以上程序不适用于食品、兽医用品及壳类产品，此类货品的检疫及签证由国家检疫及卫生部门负责。

3.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俄罗斯对各类动植物产品实施进口检疫制度，根据2008年1月9日发布的关于《批准联邦动植物卫生监督局行使国家有关发放动物、动物源性产品、动物药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应检产品的进、出口和过境许可证职能的行政条例》，对应检货物进出口文件进行审核，并做出发放或拒绝发放应检货物进口许可证的决定。

容器、包装材料（合成材料除外）、木材及加工品（成品、半成品和零部件）、原状土样和土壤标本；饲料、藁杆综合饲料及来自应检地区的动物的铺垫材料。

俄罗斯准许进口的检疫物，必须具有俄罗斯联邦农业食品国家植物检疫机关签发的进口检疫许可证。在许可证中要注明经由俄罗斯国境进境的口岸、进口和使用这些检疫物的条件。每批检疫物均应随附输出国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机关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植物卫生证书应附在该批货物的运单中。没有相应机关的国家除外，但要求检疫物的卫生状况符合进口检疫许可证中的规定。

【动物检疫】2006年3月俄罗斯政府颁布了《关于活体动物进入俄罗斯关境时实施动物防疫措施的决定》，规定在通过《俄罗斯联邦技术调整法》之前，对部分活体动物和动物制品进入俄罗斯关境时，遵照执行俄联邦现行动物防疫规章中不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兽疫局颁布的《国际陆生动物卫生法典》相矛盾的部分规定。此外，在俄罗斯联邦现行动物防疫规章与世界贸易组织现行动物防疫规章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将遵照执行该决定第1条中提到的陆生动物法典的要求。

俄联邦只能从经俄联邦国家兽医卫生部门检查的、并列入可向俄联邦出口的企业名单的出口国的企业进口应检货物。

3.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俄罗斯海关监管由联邦海关总署依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法典》和《俄罗斯联邦海关税则》 执行。【管理制度】2000年4月1日起，俄开始实行新的进口关税税率（正式名称为《俄罗斯联邦海关税则》）。新税率表的商品编码由原来的9 位数字变为10位数字；对80种商品的税率迸行了调整，其中上调的30种，下调的45 种，另外5 种商品在从价税不变的情况下规定了从量税。

【关税税率】 俄联邦政府2000年11月27日发布第886 号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进口关税税率，大多数商品为从价税，但有的商品须计征从量关税和复合关税。新的关税政策将原7档进口税率（0%、5%、10%、15%、20%、25%、30%）减为4档，即5%、10%、15%、20%。

俄对不同类型国家按不同税率征收进口关税

税率表上所标税率为基本税率。凡从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进口的商品按基本税率计征关税；凡从不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进口的商品按基本税率两倍计征关税。

与俄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独联体国家及联合国贸发会议批准可享受普惠制的发展中国家均可在俄享受关税优惠。其中对产自与俄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独联体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免征进口关税，对产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按基本税率的75%计征关税。

3.2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有何规定？ 3.2.1 投资主管部门

【禁止的行业】 赌博业、人寿保险业

【限制的行业】2008年4月2日、16日，由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分别通过和批准，5月5日，由普京签署了《有关外资进入对国防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胜意义行业程序》的联邦法。该法第5款明确规定13大类42种经营活动被视为战略性行业，主要包括：国防军工、核原料生产、核反应堆项目的建设运营、用于武器和军事技术生产必须的特种金属和合金的研制生产销售、宇航设施和航空器研究、密码加密设备研究、天然垄断部门的固定线路电信公司、联邦级的地下资源区块开发、水下资源、覆盖俄领土一半区域的广播媒体、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等。

【鼓励的行业】俄罗斯政府鼓励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大多是传统产业，如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加工、建材、建筑、交通和通讯设备、食品加工、纺织、汽车制造等行业。

3.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跨国并购】俄罗斯允许外资并购本地企业，但对战略性企业的并购比重有明确的法律限制：对联邦级地下资源公司的控股权不得超过5%，对其他部门战略性公司的控股权不得超过25%-50%。

若外资企业希望在按法律规定具有战略意义的相关公司或地下资源区块项目中取得10%以上的控股权，必须向相关全权机构（之前为向俄联邦反垄断署）提交申请，并经由联邦安全会议牵头组成的跨部门专门委员会审核。【股票收购】俄罗斯《有价证券市场法》规定，外国投资者有权购买俄联邦境内企业的股份、股金、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购后必须在俄联邦财政部或其他授权的国家机构进行登记，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

3.3俄罗斯关于企业税收的规定是什么？ 3.3.1税收体系和制度

俄罗斯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几年酝酿，于1998 年和2000年分别颁布了《俄罗斯联邦税收法典》 第一部和第二部，标志税改取得实质性进展。此次改革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将个人所得税多级税率改为13%的单级税率；将预算外的退休基金、社保基金和医保基金合并为统一社会税，同时取消就业基金；改革公路使用税的征收办法，该税率原为销售额的2.5%，先改为按商品销售额与进货额之差额的1%征收；取消住宅及社会文化设施税；取消燃油和润滑油的销售税；取消车辆购置税；取消个别种类交通工具购置税等。

2001年，俄罗斯议会又修改补充了《俄罗斯联邦税收法典》其中将原35%利润税率下调至24 %；将消费税普遍提高12%；增加矿产资源开采税，代替原矿产资源使用税和矿产资源基地再生产税。

俄罗斯实行联邦税、联邦主体税和地方税三级税收体制。联邦税在俄境内普遍实行，但其税收并不统归联邦预算。联邦主体税由联邦主体的立法机关以专门法律规定，并在相应地区普遍实行。地方税由地力自治代表机关以法规形式规定并在所管辖区域普遍实行。

联邦税包括：增值税、某些商品和资源的消费税、企业和组织的利润税、自然人所得税、国家预算外社会缴纳、国家规费、海关关税和规费、地下资源开采税、动物和水生资源使用权税、林业税、水资源税、生态税、联邦许可证签发手续费等。

联邦主体税包括：企业和组织利润税、不动产税、道路交通税、运输税、销售税、博彩税、地区许可证签发手续费等。

地方税包括：地税、自然人财产税、广告税、继承或赠与税、地方许可证签发手续费等。

3.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企业利润税】在俄经营企业的利润税税率为24%，其中向联邦预算缴纳6.5%，向联邦主体预算缴纳14.5 %，向地方预算缴纳2%。各联邦主体政府有权对个别纳税户降低税率，但最低不得低于13.5%。2008年11月21日，俄国家杜马通过了《税法典》修正案，将企业利润税降低4个百分点，从原24%降至20%。利润税降税部分为联邦税收，联邦税部分从6.5%降至2.5 %，地方税仍然保持原17.5%的水平。

【增值税】俄联邦税收法典规定联邦增值税有三种，分别执行不同的税率。（1）一般商品增值税，税率为18%。（2）食品和儿童用品总值税，税率为10%。（3）个别商品增值税，税率为零。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篇二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n].人民日报，2013-10-26（01）.。尊重各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决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坚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公开透明地开展双边与多边援助合作。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对外援助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并结合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关键词]习近平;对外援助;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粟瑞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史学博士;李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学博士。

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国家的对外援助能否做好，不仅影响受援国的利益，也与援助国的自身利益、国家形象、国际信誉密切相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多年间，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也越来越多地与全球各地区、各国探讨国际援助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情况以及国际局势新变化，在对外援助上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要求，部署了一系列新举措，完善了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的新发展，也是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理论指导。

一 习近平对外援助的基本理念与主张

中国的对外援助理论在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完善和系统化。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埃及宣布“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五项原则”，之后又在加纳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既考虑自身实力，也照顾受援国需求，并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以及世界科技发展变化进行调整。进入21世纪后，中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理念。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维护全球安全、实行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及参加联合国会议、中非合作论坛等会议活动时，从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基本态度、基本原则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对外援助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打造和谐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共同繁荣与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目标。

1.大国担当共谋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根本目的。

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任重道远。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2.他呼吁“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43.，各国和各国人民应共享尊严、共享成果、共享安全保障。他还强调：“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43.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作了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演讲，指出，对各国人民而言，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環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m]//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47.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始终是中国对外援助秉持的宗旨和目的。

2.坚持正确义利观——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态度。

习近平指出，处理对外关系时应“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n].人民日报，2013-10-26（01）.。这里所说的正确义利观，就是在国际交往中讲求道义和公平正义，而不是只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交往，要坚持道义为先，重视和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需求。其具体体现主要是在处理与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09-10（07）“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n].人民日报，2014-07-05（02）.2013 年习近平访问非洲三国时，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中国对非洲、拉美、东盟地区国家的态度，强调恪守“正确义利观”，宣布了一系列支持非洲的新举措。在所签署的40 多个合作文件中，包含了一批有利于非洲国计民生的大项目。这是对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之指责的有力驳斥。2014年11月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习近平指出，“当前，一些亚太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较多困难，没有他们的发展，亚太发展就不可持续。我们要加大对发展中成员的技术支持，发挥亚太经济体多样性突出的特点，优势互补，扩大联动效应，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54.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始终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02）.可见，中国的义利观，维护的是国际道义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对外交往中摒弃“丛林法则”，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3.不干涉他国内政，“授人以渔”——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坚持加强对受援国自身发展能力的培养，尊重各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绝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将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中国也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东盟国家开放，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东盟国家。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93.中国还重视与非洲国家、拉美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与交往，加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互鉴，尊重不同道路选择。2016年1月，习近平访问中东三国时表示，中国将为中东地区推进工业化提供350亿美元贷款，并与阿联酋、卡塔尔设立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能源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际援助领域，提升援助的有效性一直是热点话题。早在20 世纪60 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64年1月15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加纳访问期间，向全世界宣布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援助;帮助受援国走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帮助受援国掌握技术;专家待遇一律平等。参见：1964年1月16日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其中之一是要“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原则，多次提出，中国将继续扩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坚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他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国际社会提供的大量援助，但不能对此产生依赖，摆脱贫困和落后的根本途径是靠自身努力。中国坚持把对外援助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注重实际效果，照顾对方利益，通过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着力促进双边友好关系和互利共赢。中国在提供对外援助时，尽力为受援国培养本土人才和技术力量，帮助受援国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利用本国资源，打好发展基础，推动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

4.坚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公开透明地开展双边与多边援助合作。

在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会谈时，习近平也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相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参与。”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强调增强中美战略互信，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n].人民日报，2015-09-26（02）.近年来，中国政府除通过传统双边渠道商定援助项目外，还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加强与受援国的集体磋商。尽管中国自身人口众多，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被西方国家视为对外援助领域的“新兴援助国”，也没有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但中国始终把坚持国际道义、担当国际责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对外援助的基本准则。正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得到联合国组织及其多数成员国的高度认可。

二 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及具体行动

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有8种方式：资金援助、成套项目和一般物资援助、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其中，对外资金援助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资金在国家财政项目下支出，优惠贷款由中國政府指定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提供。除紧急人道主义和特急特殊援助等少数情况外，中国政府一般不向受援方直接提供现汇。从援助对象地理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援助比重始终保持在中国总对外援助的三分之二左右。在援助领域上，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重点帮助受援国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打牢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改善基础教育和医疗状况。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新领域。

非洲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中国对非洲援助始于1956年，进入21世纪后，增长迅速，援助主要领域由无偿援助和贷款逐步向减贫、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基础设施等民生和能力建设方面倾斜，为非洲国家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做出了贡献，也给受援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15年习近平在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时，发表题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的致辞，指出，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同非方在未来3年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一是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鼓励中国企业赴非投资，推进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向非洲国家派遣专家顾问。二是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在非洲100个乡村实施“农业富民工程”，派遣30批农业专家组赴非洲，建立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作机制。三是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同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方面加强互利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参与非洲铁路、公路、专线航空、港口、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非洲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国家建设5所交通大学。四是中非金融合作计划。中方将同非洲国家扩大人民币结算和本币互换业务规模，鼓励中国金融机构赴非洲设立更多分支机构。五是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划。中方支持非洲增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实施100个清洁能源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智慧型城市建设项目。六是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中方将实施50个促进贸易援助项目，支持非洲改善内外贸易和投资软硬条件，愿同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商谈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合作等全面自由贸易协定，扩大非洲向中国出口产品规模。七是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中方将在非洲实施200个“幸福生活工程”和以妇女儿童为主要受益者的减贫项目。免除非洲有关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15年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八是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方将参与非洲疾控中心等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支持中非医院开展示范合作，继续派遣医疗队员、开展“光明行”，鼓励支持中国企业赴非洲开展药品本地化生产。九是中非人文合作计划。中方将为非洲援建5所文化中心，为非洲1万个村落实卫星电视收视项目，为非洲提供2000个学历学位教育名额和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每年组织200名非洲学者访华和500名非洲青年来华研修;每年培训1000名非洲新闻领域从业人员;支持开通更多中非直航航班，促进中非旅游合作。十是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中方将向非盟提供6000万美元无偿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和运作。中方将继续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动。习近平强调，为确保“十大合作计划”顺利实施，中方决定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设立首批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不只在非洲，在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也积极开展援助和合作。2013年6月，习近平访问加勒比国家时宣布，中国将加大对加勒比国家经济发展支持力度，今后3年建设一至两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向加勒比地区派遣100名医疗队员，为加勒比地区培养100名在职研究生，提供1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根据中国自身国情确定对外援助的规模和方式，是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主要原则。中国依据本国基本国力，对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注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结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习近平强调，国际社会应增强各国发展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应坚持“南北合作”主渠道地位，深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参见：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7（02）.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要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中国也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中国郑重承诺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

三 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的主要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立足中国国情开展对外援助。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自身财力十分紧张、物资相当匮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就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逐步扩大援助范围。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综合国力提升明显，不过，按照人均水平来看，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还占较大比例。尽管如此，中国仍量力而行，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尽力开展对外援助，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丰富和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世纪90年代起，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建设工业园，加强了受援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的对外援助，巩固并发展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推动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领导人的对外援助思想，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宣布的一系列中国对外援助新举措，都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实现共赢。这说明，中国始终将对外援助视为在立足中国国情基础上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为理论基础，是新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已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援助与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中说道：“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成熟的西方援助。”中国对外援助依照的是哪些法规？近年来，中国开始加强对外援助立法，建立对外援助法律体系，努力将中国对外援助长期实践中比较成熟的管理体制固定下来，这样一方面使对外援助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国与国际对外援助法制进程间的对话与衔接，主动深入参与国际对外援助规则的制定，逐步推广中国对外援助经验，使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更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性。

第二，立足国际关系总体格局看待中国对外援助。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情国力变化很大，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全球第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维护全球安全、实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援助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从内部看，国家实力上升，经济总量和产能提高，对外援助和开展对外合作的能力极大增强;从外部看，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也极大增强，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已明显反映出来。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中国已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互动也日益密切。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在不断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在此情况下，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中国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要坚持正确义利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增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要切实加强务实合作，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对外援助工作中真正做到弘义融利。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

“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历来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国，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援助将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中国援外政策和资金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这样既可以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带动整个地区其他国家共建共享。二是重点行业。中国对外援助向“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行业倾斜，注重发挥对外援助在教育、民生等领域的影响，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更好地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重点行业内的援助与合作，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三是重点项目。中国对外援助需要打造重点建设项目的“金字招牌”。这种“金字招牌”项目不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以产生持续良好的国际影响和综合效益为主要目的。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实施，让世界见识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和胸襟，也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空间上的大视野、大开放、大整合的特征，是对传统空间经济学理论的重大拓展，也改变了传统狭义的国内区域发展观，对国内经济与区域经济转型产生积极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中国与东盟等的区域性经济合作，与新西兰、新加坡、智利等国的双边经济合作，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江流域次区域合作到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构想，以及推动一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等大手笔、大动作，可以说是习近平空间经济战略的全面展现，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多层次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空间张力”参见：裴长洪，李程骅.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j].南京社会科学，2015（02）.，也将“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外援助及国际合作有机结合起来，是推动中国对外援助及国际合作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四，对外援助工作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与创新。中国对外援助必须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注重总结经验，创新对外援助方式，及时调整改革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对外援助工作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构建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外援助体系，但也存在着战略谋划职能欠缺、独立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构建一套科学高效的对外援助治理体系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在习近平“科学高效”援助治理观的指导下，中国从两个层面对援外体系进行了改革：在组织层面，打造独立化的对外援助治理体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改革援外管理体制机制，其目的就是要打造科学高效的对外援助治理体系。为贯彻此次会议精神，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统筹负责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标志着中国有了专门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不健全、独立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中国进一步完善了对外援助治理制度。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援助制度补充和完善的力度。例如，2014 年12 月，中国开始实施《对外援助管理办法（ 试行） 》，该办法对援外项目的立项、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制度化约束，推动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制度化水平。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孔子学院项目，近年来也加强了制度管理，规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申办和教学活动，保证其更有效地发挥文化交流作用。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意味着中国在对外援助工作中必须坚持“合作共赢”，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立足中国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强调弘义融利，力所能及地处理相互关系，尽到中国的国际义务。因此，实事求是、立足国情是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的最根本特征。

四 结论

在中国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以及对外援助思想和理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习近平顺应时势，立足世情和国情，对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做了系统阐释和总结，指导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做出重大调整：不再以物质帮助为主，而以技术援助、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加强对外援助立法，增强其透明度，提高援助效率;定期发布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对援助原则、范围和形式等加以明确阐释，用法律文本标注，这是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外部延伸;对外援助以双边和多边援助形式为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起到保证作用;对外援助更注重实效，关注受援国民生和福祉的提升，在受援国建设工业园，带动其产业升级，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造福子孙后代;把对外援助与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结合起来。发挥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在对外援助中不对受援国提出附加政治条件，注重把安全利益和全球安全、全球经济治理等结合起来，保证援助更加均衡合理;重视文化交流，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加强人文与科技交流等。在这些思想理论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工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结合了起来，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深入地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朋友圈不断扩大。大数据分析显示，五年来，国外媒体和网民对“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倡议的顶层规划及重大里程碑事件均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2018年，有60多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累计同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拉丁美洲。

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科学地反映了对外援助的一般规律。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对外援助的支出总是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保持动态平衡。对外援助既不能成为援助国的财政负担，也不能让受援国形成援助依赖。因此，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提高对外援助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是援助国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在实践中，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解决了援外体系“碎片化”的问题，对解决其他现实问题也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政府于2018年春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改变了对外援助工作多头分管的局面，把各部门力量整合起来，健全管理和执行机制，使之更高效系统。同时，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将对外援助工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为中国对外援助及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正如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国际经济学学者盖里雄·伊基亚拉所说，习近平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倡导通过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合作实现共赢，造福人民，“這种理念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尤其是会得到非洲、亚洲等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因为这些国家近些年在与中国的合作中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得到了实惠。”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地缘政治学博士皮埃尔·皮卡尔指出：“中国提倡建立的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模式，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习近平的“真”“好”发展观就此意义来说，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是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必将引领中国对外援助造福世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篇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过去两百余年独占鳌头的对外贸易已经不是世界经济联系的唯一组成部分,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势头也十分迅猛。《经济学家》杂志在1999年的统计分析指出,在1980—1995年期间,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大约为8%,快于世界贸易的增长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分析指出在1995—2006期间,世界贸易平均增长率大约为7.8%,各国对外投资平均增长率按流出额计算大约为12.5%,流入额计算大约为11.5%。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一直实现着飞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资本存量不足,引进国外投资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快捷路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战略性的转变。1978年,中国资金缺乏,外汇更是奇缺,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而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外汇,因此,引进外资就成为当时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我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截至2010年6月的统计数据,外汇储备高达2.45万亿美元。“引进来”和“走出去”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内外兼修才能为经济平衡健康发展保驾护航。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换,在新的一场以资本流动为标志的世界经济锦标赛中,对外投资举足轻重。

中国对外投资的历程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是对外投资发展的起步阶段。自改革开放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计划经济的限制逐渐瓦解,中国的对外投资开始起步,并形成了符合中国经济实际和现代经济规律的对外投资雏形。但由于本阶段中国的资本和外汇还非常稀缺,资本在本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时对外投资多是政府为了拓展经济贸易活动而建立的国有企业海外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其中的主体投资企业为中国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中国冶金建设总公司等大型国有金融企业和对外工程公司。这些企业投资海外分支机构多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增长的业务量客观需求,但是由于此时整体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并不十分紧密,这些业务量的总量是非常小的,换言之,对外投资的规模也是非常小的,这个时期的对外投资与之后特别是近十年的对外投资从规模上看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外贸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这个阶段,海外投资虽然组织形式仍以国有企业海外分支机构和代表处为主,除了上个阶段活跃的中央企业以外,各省市下属的外贸公司也进行了业务的分散化改革和全球化经营。各大国有性质的外贸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等成为本阶段对外投资的活跃企业。而本阶段由于国内市场经济秩序没有完全建立,企业自身经济效率、经营方式等方面有着诸多不足,对外投资的表现并不突出。第三阶段:1991年至2003年。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起进行了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个改革的启动宣告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步入关键阶段。此时对外投资的主体企业已经不再是对外工程公司和外贸公司,逐步转移到大型工商企业上,而其组织形式也多为海外采购渠道和销售网络。本阶段对外投资的数量和质量虽较上阶段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投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总量上仍然不能占到经济的主流,因此可以理解为中国对外投资的过渡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对外投资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1991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企业的海外投资应该“侧重于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和优势以补充国内的不足”。并在2004年新的指导意见出台前,成为对中国境外投资影响最大的政策法规。本阶段中国对外投资的代表企业有:首都钢铁公司、东风汽车集团、上海广电股份等。

随着各层次多渠道的对外投资模式的建立,中国不再仅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接收国,更逐渐发展成为纯资本输出国,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及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将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加快,中国在世界各地积极投资及并购产业的主要目的包括需要新的消费市场、掌握能源及原材料、获取先进技术及向全球延伸行销渠道等。在本阶段,并购、投资入股等现代企业发展形式也应用到了对外投资当中并成为主要方式,而对外投资的主体也有清一色的“国字脸”转变成为了“百家姓”,各种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增长更是耀眼,如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收购通用汽车的悍马品牌、吉利收购沃尔沃、浙江温州几家民营企业欲联手收购法国皮尔卡丹商标权等,都成为国际国内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期中国对外投资缘何飞速发展?

1.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个国家各地区的距离,世界经济越来越向一个整体发展。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使得在全世界范围内生产、研发、销售的完全分离成为可能。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生产的国际化乃至资本的国际化让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生产和销售地点,这样的情况下,国际范围内的投资必然逐渐增多。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积极参与到国际分工中,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发的重要,我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也就理所当然。

2.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资本积累的速度很快。我国一直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在我国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相比之下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及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本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在改革的最初十余年,如何吸引和利用外资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一直到了前几年,这样的政策导向才被“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取代。近三十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增长速度,再加上一直很高的储蓄率,资本已经不是像之前那样稀缺,资本积累的完成就对资本的利用效率有了较高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产业升级转移,将产业布局和资金在国际间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对外投资的发展速度自然会增快。

3.近十五年累积的贸易顺差。中国很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近二十年飞速发展,特别是近十五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见产自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一直到两年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出口一直是拉动gdp增长最有力的马车。三十年前,国内市场经济秩序的不完全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而外汇又极度稀缺,本来就不多的外汇用于对外投资是几乎不可能的。而近几年,我国的外汇储备逐年迅速增加,这就给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

4.企业改革对企业利润动机的强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各计划经济国家的企业主要是公有制企业,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在国内的投资都是根据计划分配,更不会参与对外投资。而转轨开始后,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改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现有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一是新的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发展和壮大。此时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决策都更靠近市场,特别是后者,根据自身的成本和收益来确定发展战略。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全建立,企业的利润导向性逐渐加强,企业在自主追求发展战略是就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权衡取舍重点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外投资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2004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支持对外投资的法规出台,国际投资的机遇增多,企业根据市场形成的全球战略让对外投资成为成本-收益衡量下的必然选择。

6.我国的产能过剩。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一直处于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虽然有着很高的储蓄率,但是生产能力还是不足。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我国的传统习俗和计划经济的后续性影响等等,高的储蓄率依然存在,相应的,投资依然是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方式。很多产业经过这三十年的不断投资发展逐渐到了饱和的状态,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出现。此时转移国内产能,积极发展对外投资,避免在国内重复投资所带来的效率低下,就成为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

7.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纠纷。近年来,许多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相关产业,设置了许多贸易壁垒。尤其是针对我国,有许多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条例。通过对第三国的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些针对我国的贸易壁垒,比如说,对同样拥有廉价劳动力资源的第三国进行投资,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可以规避针对我国的部分贸易保护条例。而对外投资,在东道国设立分支机构或原材料采购机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而这些机构也能够帮助我国企业在对外的交流中,获得政策性的支持,规避贸易壁垒。同时,海外分支机构是立足于当地的文化而建立的,为加强我国企业对东道国文化习俗法律等的了解,减少贸易纠纷,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够加强两国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的相互流动,促进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这样双赢的结果自然使得对外投资得到良好的发展。

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现阶段的对外投资可谓是蓬勃发展,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对外投资也和中国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与挑战。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人民币升值之争、来自世界投资资本的竞争压力再加上变幻莫测的政治风险,都为中国的对外投资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发展的机会,同时也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1.金融危机。起源于2007年末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世界虚拟经济造成了很大成的动荡,同时全球许多国家都陷入了实体经济的困难之中,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要靠出台一揽子刺激经济的计划才能渡过难关。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并未完全国际化,受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较欧美等国要轻,经济也首先恢复。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就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首先,金融危机给我国企业与国外优质资产的并购带来难得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发达国家一些原本成熟的跨国公司陷入困境,盈利下降甚至亏损破产再加上融资困难使得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不得不改变战略,收缩投资尤其是海外投资,甚至出售部分资产报表陷入困境的资产-这些资产中,包括大量知名品牌和已拥有成熟技术和销售网络的企业-这不仅客观上为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而且为我国企业通过收购并购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和以品牌和商誉为代表的无形资产等优质资产带来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性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价格震荡,为我国在这方面投资的收益性有了进一步的保障。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减弱,能源资源价格大幅回落,大型跨国公司被迫收缩投资,此时我国涉及到海外能源资源合作开发的投资就会比之前更为富有战略意义。在这个时机下,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海外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开发,在石油勘探开发、天然气管道建设、铁矿石和铝土矿开发等领域通过股权收购、共同开发、合作建设等方式进行海外投资,不仅在长期有着良好的经济效益,消化了我国现在相对过剩的资本,还为建立长期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基地和供应渠道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效地增强了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安全。

最后,我国金融业的对外投资一直在总量上和效益上落后于制造业,这次金融危机是我国金融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契机。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主要发达国家的传导机制都与我国不尽相同,其他国家都是由于与世界金融市场联系紧密,因而第一时间受到了次贷危机的冲击,危机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而我国正相反,由于与世界金融市场存在着一定的准入障碍,本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的虚拟经济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我国的金融机构所遭受的损失相对有限。与此同时,本次金融危机重创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大批金融机构资产损失巨大、经营陷入困境,业务量明显萎缩,这都为我国的金融机构发展对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带来新的机遇。我国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从资本总量等指标而言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竞争力,而金融危机可以说为而亟待拓展的国际业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增设经营网点、业务合作乃至于资产整合等对外投资方式为我国金融企业加快实现国际化进程都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金融危机过后世界投资环境更加不稳定,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大幅升高,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投资的失败乃至企业战略的完全落空。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科学管理、理性决策,对我国企业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就更高了。

3.世界投资资本的竞争压力。中国的对外投资与世界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必将受到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会受到国际投资环境的制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趋活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流动更是以一种异常迅猛的态势得到长足进展,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各国逐步放松对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管制,同时在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证券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多重作用下,国际金融和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惊人,表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对中国来说,由于之间三十年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积累的顺差,对外可投资的资本总量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就这个领域的研究以及操作水平而言,是远远落后于成熟金融市场国家的。也就是说,我们空有多年积累下的外汇资本优势而没有运作的技巧。长此以往,这些资本优势可能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能转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反而会吸引大量的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投机活动,对我国的金融和经济秩序造成一定影响。

4.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之前三十年,我国由于存在的“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因此很多出口贸易品的价格也较东道国的产品要低很多,出口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的重要因素。近几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也导致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特别是针对我国的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加大了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等方面的保护主义措施力度。这样的情况对于对外投资而言,也是有着双重的影响。一方面,贸易保护的起因是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和产业保护政策等等,那么我国进行对外投资的时候很可能也会因为“中国威胁论”而受到阻挠。东道国可能会出于同样的原因,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收购兼并活动设置更多的障碍和采取更多的限制性措施,这些狭隘的投资保护政策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形成了很大的阻碍。例如,美国对我国中海油公司并购优尼科公司、海尔收购美泰克公司的阻挠,对联想收购ibm 个人电脑业务设置种种限制等等,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印度也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我国多起在印度基础产业的投资。当然,贸易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产出,从这个角度而言,吸引国外投资可以促进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相关产业的就业,对东道国是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的。因此,从这个方面而言,对外投资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在贸易保护这个不利条件下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方式。

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及防范

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活动相对于国内投资而言,是处于一种更为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市场云诡波谲,我国的对外投资相比于发达国家而言还很不成熟,因此存在着许多的风险。由于国际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企业对外投资所遭遇到的风险是多方面的,根据表现形式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划分为政治风险、汇率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和文化法律风险。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各种政治力量使一个国家的经营环境发生超常变化的可能性,它作为非市场性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目标及其实施。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需要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方面是指由于东道国国家政治能力的虚弱而导致政治体系或政府的不稳定所造成的并购风险;另一方面一般是东道国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借助于自身的经济实力或法律约束来限制正当的商业并购活动,而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带来风险。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东道国政治与社会因素的变动均有可能使跨国并购遭受预料不到的损失。如政府的更迭,党派和社会集团的纷争,政府有关土地、税收、货币汇兑及出境等政策的变化,民族文化习俗、道德风尚与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方面对于外资进出入的某些歧视性规定,以及社会出现内乱、战争等现象,均会构成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东道国很多是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些国家的国内政局不稳,社会矛盾较尖锐,加之文化、宗教、民族、部落等冲突,以及经济利益纷争,蕴含一定的政治风险。例如2007年,我国境外企业和人员在外遭遇了10余起安全事件,造成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化解对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运作中除应高度重视与各国政府部门以及同业间的沟通、对话,在处理好国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加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的相互流动,促进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并推动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构筑和谐共赢的对外经贸关系。

4.文化风险。文化风险主要源于国别文化差异及企业文化差异。与东道国的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与态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给企业对外投资带来影响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价值观等方面容易形成较大差异。来自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两个企业间的并购极易引起经营中的困难。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因素,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并购后整合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融合的程度。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体现在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对内部与外部变化的反应机制、资源配置、管理理念、技术特性等因素。而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惯性,即我们熟悉的文化刚性,对外来的文化冲击会很自然地做出抵触的反应。被并购企业的文化刚性越大,并购的风险越大。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资产重组的成功率只有43%左右,在那些失败的重组案例中,80%以上直接或间接起因于新企业文化整合的失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以尊重东道国的文化习俗为出发点,在考虑公司的整体利益的原则下努力化解这些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

5.法律风险。法律是国家维护秩序的重要工具,在每个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等种种原因,法律也不尽相同。对外投资的企业,在熟知本国相关法律之外,还应该了解目标企业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尤其对一些失业率高、劳工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更要认真考察东道国的劳工、工会和福利状况,对投资可能带来的雇工风险给予足够考虑,避免带来新的劳资纠纷,以便降低法律风险。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篇四

2019 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2019年，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诸多困难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商务部会同各部门、各地方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善稳外贸政策措施，深入推进“五个优化”“三项建设”，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扎实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在全球经贸整体放缓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逆势增长，规模创历史新高，实现稳中提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为全球经贸复苏增长注入动力。

（一）对外贸易稳中提质，规模创历史新高

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1.54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下同）增长3.4%。其中，出口17.23万亿元，增长5.0%;进口14.31万亿元，增长1.6%;贸易顺差2.92万亿元，增长25.4%。全年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分季度看，各季度进出口规模分别为7.03万亿、7.68万亿、8.26万亿和8.59万亿元，逐季攀升。

以美元计，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4.58万亿美元，下降1.0%。其中，出口2.50万亿美元，增长0.5%;进口2.08万亿美元，下降2.7%;贸易顺差4219.32 亿美元，扩大20.2%。2019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上涨2.8%，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上涨1.4%，贸易条件指数为101.4，外贸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9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3.2%，比上年提升0.4个百分点，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提升;货物进口额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0.8%，与上年持平，进口占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历史最高水平。

（二）国际市场布局更加优化，国内区域布局更趋均衡

中国的贸易伙伴遍布全球、多点开花，市场多元化战略成效显著。2019年，中国对前四大贸易伙伴欧盟、东盟、美国、日本进出口额合计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的48.1%。其中，对欧盟进出口4.86万亿元，增长8.0%;对东盟进出口4.43万亿元，增长14.1%;对美国进出口3.73万亿元，下降10.7%;对日本进出口2.17万亿元，增长0.4%。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9.27万亿元，增长10.8%，高于进出口总体增速7.4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额的29.4%，比上年提升2个百分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势头良好，合作潜力不断释放，正在成為拉动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动力。对拉丁美洲、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8.0%和6.8%，增速分别高于进出口总体增速4.6和3.4个百分点，分别占进出口总额的6.9%和4.6%。

随着中国加快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中西部地区成为稳定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2019年，中西部地区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8.3%。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取得积极成效，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近23%。中部和西部地区民营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28.3%和22.4%，高于东部地区19.5和13.6个百分点。2019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增幅前4位地区分别是西藏、湖南、广西和安徽，均处在中西部地区。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综合成本比较优势，民营企业进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增速更快。

（三）贸易主体活力显著增强，民营企业成为外贸主力军

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贸易主体活力竞相迸发，外贸内生动力更加强劲。2019年，中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49.9万家，比上年增长6.2%;其中，民营企业 40.6万家，比上年增长8.7%。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最大外贸主体。2019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3.48万亿元，增长11.4%，拉动进出口增长 4.5 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额的42.7%，比上年提升3.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8.9万亿元，增长13.0%，占出口总额的51.7%，连续第5年保持最大出口主体地位;进口4.58万亿元，增长8.4%。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57万亿元，占进出口总额的39.9%。国有企业进出口5.32万亿元，占进出口总额的16.9%。

（四）贸易商品结构持续升级，扩进口政策成效显著

2019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10.06万亿元，增长4.1%，占出口总额的58.4%。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6.1万亿元，增长2.6%;机械设备1.2万亿元，增长 8.7%。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其中，太阳能电池、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金属加工机床、汽车整车等产品出口分别增长47.4%、24.2%、26.8%、14.8%和 8.2%。纺织品、服装、鞋类、箱包、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3.31万亿元，增长6.1%。出口品牌建设成效显著，其中自主品牌商品出口2.9万亿元，增长12%，占出口总额的近 17%，比上年提升 1.1个百分点。

（五）贸易方式持续优化，贸易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2019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8.61万亿元，增长5.6%，占进出口总额的 59.0%，比上年提升1.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9.95万亿元，增长7.8%，占出口总额的57.8%，比上年提升1.5%;进口8.66万亿元，增长3.1%。加工贸易进出口7.95万亿元，下降5.1%，占进出口总额的25.2%。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更能反映企业自主发展能力的一般贸易进出口贡献持续增强，提升了产业链价值和贸易竞争力。

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外贸增长新动能，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持续强化，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孕育。2019年，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保持蓬勃发展态势。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1862.1亿元，增长38.3%;市场采购贸易进出口5629.5亿元，增长19.7%;二者合计对外贸整体增长贡献率近14%。先行先试8个加工贸易保税维修项目，支持10个省市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并实现批量出口。外贸对产业升级引领促进作用更加突出，众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创新，自主开拓多元化市场能力明显增强，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

（六）服务贸易逆差明显收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比重提升

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平稳。全年服务进出口5.42万亿元，增长2.8%。其中，出口1.96万亿元，增长 8.9%;进口3.46万亿元，减少0.4%。服务贸易逆差下降10.5个百分点至1.50万亿元，同比收窄1760 亿元。

服务贸易结构显著优化。2019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88万亿元，增10.8%，高于服务进出口整体增速8个百分点，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4.7%，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916.8亿元，增长13.4%，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50.7%，同比提升2个百分点;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860.9亿元，增长8.0%，占服务进口总额的比重达25.6%，同比提升2个百分点。分领域看，个人文化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进出口增速分别为19.4%、18.9%和18.7%。

2020年以来中国对外

贸易发展情况

2020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措施，商务部会同各部门、各地方坚决贯彻稳外贸工作部署，有序推动外贸企业复工复产，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贸易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前五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有所回落，但3月以来进出口降幅有所收窄，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

（一）进出口受到较大冲击，3 月以来降幅有所收窄

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11.54万亿元，下降 4.9%，降幅与前 4 个月持平。其中，出口 6.20 万亿元，下降 4.7%;进口 5.34 万亿元，下降5.2%。贸易顺差8598.1亿元，减少 1.2%。以美元计，前5个月进出口总额1.65万亿美元，下降8.0%。其中，出口8849.9亿美元，下降7.7%;进口7636.3亿美元，下降8.2%;贸易顺差1213.6 亿美元，下降 4.5%。

前五个月，随着中国复工复产进度加快，外贸企业加快春节前订单生产，抢时间抢履约，3月以来进出口降幅有所收窄。其中，1-2月进出口下降9.5%，3月、4月、5月降幅分别为0.8%、0.7%、4.9%。其中，1-2月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15.8%和2.3%，贸易逆差415.1亿元; 3 月出口下降3.4%，进口增长2.5%，贸易顺差1393.1 亿元;4月出口增长 8.1%，进口下降10.2%，贸易顺差3181亿元;5月截止本文发稿，出口增长1.4%，进口下降12.7%，贸易顺差4427.5亿元，增长58.6%。

（二）对东盟进出口增长好于整体，对传统市场进出口下降

中国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成效显著。前五个月，中国的前四大贸易伙伴依次是东盟、欧盟、美国和日本，分别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14.7%、13.9%、11.1%和7.3%。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4.2%、2.8%和6.0%，分别高出整体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速9.1、7.5和11.2个百分点。对欧盟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4.4%、1.0%和9.0%。对美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9.8%、11.4%和4.5%。对日本进出口下降0.3%，出口增长1.6%，進口下降1.8%。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成为中国外贸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共建“一带一路”对于推动市场多元化和稳定中国外贸基本盘具有重要意义。

（三）民营企业进出口逆势增长，外资企业进出口下降

前五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5.11万亿元，增长1.8%，占进出口总额的44.3%，比上年同期提升2.9个百分点，体现出较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其中，出口3.27万亿元，下降0.1%，占出口总额的52.7%，比上年同期提升2.3个百分点;进口1.84万亿元，增长5.4%，占进口总额的34.5%，比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4.54万亿元，下降7.3%，占进出口总额的39.4%。其中，出口2.33万亿元，下降9.4%;进口2.21万亿元，下降5.0%。国有企业进出口1.85万亿元，下降14.1%，占进出口总额的16.0%。其中，出口5838.9亿元，下降8.4%;进口1.26万亿元，下降16.5%。

（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防疫物资出口快速增长

前五个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3.64万亿元，下降4.0%，好于整体0.7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的58.7%，比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5086.1亿元，增长1.8%;手机出口2756.5亿元，下降5.6%。服装、玩具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2.6%。其中，鞋靴、箱包、服装、家具、玩具分别下降28.5%、27.6%、20.3%、14.0%、11.8%。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出口快速增长。此外，钢材出口2500.2万吨，减少14.0%;汽车（含底盘）37.7万辆，减少16.9%。

（五）民生消费品进口较快增长，大宗商品进口涨跌互现

前五个月，重点民生消费品进口较快增加。其中，肉类（包含杂碎）进口量增加73.3%，进口额增长1.14倍。医药材及药品进口额增长7.7%。铁矿砂、煤炭进口额分别增长12.1%和11.3%。其中，铁矿砂进口量增加 5.1%，均价上涨6.7%;煤进口量增加 16.8%，均价下跌 4.7%。成品油、原油、天然气进口额下降 25.9%、17.1%、13.0%。其中，成品油进口量减少 9.3%，均价下跌 18.3%;原油进口量增加 5.2%，均价下跌 21.2%;天然气进口量增加 1.9%，均价下跌 14.7%。此外，机电产品进口额下降 0.9%，其中集成电路进口额增长14.5%，汽车（含底盘）进口额下降 31.3%。

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基本盘

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打出政策“组合拳”，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

一是更加精准帮扶企业。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短期險覆盖面，促进费率合理下降。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外贸信贷投放，满足贸易融资需求。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及时了解外贸企业订单变化情况，既关注龙头外贸企业遇到的问题，同时密切跟踪广大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金融需求，及时研究推动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外贸企业应对疫情冲击。

二是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新设 46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税收、监管、便利化等方面先行先试，进一步发挥跨境电商的独特优势，开展在线营销，实现在线交易，以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外贸攻坚克难。鼓励企业在相关国家特别是重点市场建设一批高质量海外仓，完善国际营销网络体系。

三是支持加工贸易发展。暂停征收加工贸易企业内销缓税利息，暂免征收至年底。扩大内销选择性征税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所有综合保税区。优化加工贸易结构，加快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调减禁止类商品目录，将已不属于“两高一资”的产品从目录中剔除。

四是促进外贸产品内销。进一步扩大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实施范围，加快完善相关信息服务，提升“同线同标同质”公共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帮助外贸企业破解内销难题，引导外贸企业加大与国内大型电商平台合作，开拓内销渠道，提升内销能力，打通内外贸“堵点”，加速外贸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五是稳定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利用中欧班列帮助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企业恢复进出口业务;发挥中欧班列出口通道作用，保障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中欧班列运输通关便利化政策。搭建信息化平台，实现国际物流供需高效对接，持续优化提高国际航空货运能力。

六是加强贸易促进服务。及时更新发布国别贸易投资环境信息、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等市场信息，支持地方、行业组织、贸促机构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参加境内外贸易促进活动。强化法律服务帮助企业降低风险。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在检验检疫、通关等环节提供更多便利。尽快研究搭建数字外贸服务平台。

七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共同促进国际间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的畅通，及时向世贸组织通报与疫情应对有关的贸易措施，与各国一道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为全球经济贸易稳定作出贡献。

积极筹备在网上举办

第127届广交会

第127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将于2020年6月15—24日在网上举办，为期10天。把连续举办60多年120多届的全球贸易盛会搬上云端，既是应对疫情的务实举措，又是创新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内容上，将会呈现三大互动板块，使展示对接、洽谈、交易融为一体。

一是建立线上展示对接平台。本届广交会将继续按照大家熟悉的原实体展设置，分为出口展和进口展，分别设立相应展区，其中，出口展按照电子家电类、日用消费品类、纺织服装类、医药保健类区分16大类商品，分别设置50个展区;进口展将设置电子家电、建材五金等6大题材，所有展品同时上线。线上查询系统将实现多种语言的搜索功能，便利采购商寻找展商和展品。通过技术手段，重点宣介中国品牌企业和商品。同时，加强供采对接服务，在线举办专场对接活动，加大线上撮合力度，提升办展成效。

二是设立跨境电商专区。本届广交会将举办主题为“同步广交会、环球享商机”的活动，通过建立交换链接，按照广交会制定的统一名称和形象，在统一时间开展线上经营活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专题，宣传各综试区工作，推介一批跨境电商品牌企业。二是择优遴选一批跨境电商平台，突出“企业对企业”的贸易展特色。与b2b平台合作，鼓励平台组织符合品质标准的各类企业参与这次广交会，扩大受惠面。

三是提供直播营销服务。本届广交会将建立网上直播专栏与链接，为每一家参展企业单独设立10×24小时全天候网上直播间。这个直播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企业既可以与客商在网上进行单独的面对面洽谈，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同时面向大量的客商来进行宣传和推广。在展前，将对企业进行专题培训，提升企业直播销售能力。此外，还将提供回看点播、视频上传、互动交流、分享等功能，来丰富展会的表现形式。

目前，针对第127届广交会在网上举办的特点，相关招商招展工作已经启动，总体进展顺利。本届广交会着眼全球全覆盖，已向曾经到会的境外采购商发出邀请;还将通过广交会境外合作伙伴、重要国际工商机构、跨国采购企业等开展精准招商;也将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积极邀请往届由于时间或旅行成本等因素无法到会的客商，努力吸引更多国际采购商参会，为企业拿订单、保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本届广交会还会加大国内采购商邀请力度，扩大专业采购商邀请范围，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

下一步，商务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外贸发展工作，全力以赴稳住外贸基本盘，深入推进“五个优化”“三项建设”，推动外贸促稳提质，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