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浙江高考满分作文文品?人品篇一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本是元好问评论西晋诗人潘岳的诗品与人品的诗。情志高洁的诗与趋炎附势的人怎么看都不搭调。这也往往让人质疑文学作品的真诚性。那么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吗?

关键看你求什么。

如果你看重作品的趣味，立志做一个自我丰盈的读书人;那么，如果鸡蛋尚可，母鸡如何也大可不必计较。蒲松龄亦真亦幻的狐妖鬼怪多少含有那个时代的影子;湘西的翠翠与二佬的懵懂爱情却不见得就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文坛佳话。鲁迅的警醒深邃，匕首投枪;汪曾祺的平淡质朴，娓娓道来也都是各自作品中的乾坤。毕竟创作不是工作汇报;所以，喜欢读《红楼梦》的其实大可不必问曹雪芹“你是谁”。

艺术作品可以怡情，三杯两盏淡酒，疏影横斜，暗香盈袖黄昏后，篱外残菊或湖心亭一舟一雪夜，皆可。艺术作品亦可以明志，《围炉夜话》《小窗幽记》，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皆足以舒眉展目，沁我心脾。艺术作品亦可以养气，《正气歌》或者《出师表》都可以养我浩然之气，殷殷情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吧。

如果你看重作者的人品，立志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那么，文章只关乎道德，与内容已无多大关系了。“文”“人”俱佳的比比皆是，“文”“人”背离的也不在少数;个中原因，较为复杂，需要我们认真辨识。吃蛋思鸡，人之常情;但是，由此及彼，则此是此，彼是彼，切忌一概而论。高尔斯华绥的《品质》写老靴匠的人品、靴品与职业操守，揭露商业诚信危机;但站在有产者的立场依然对资本的疯狂噬人温情脉脉。遭人诟病的胡兰成也写过《今生今世》《山河岁月》。

立场和出身不一定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取向。因为人是复杂的、多面的。如果你是技术人员，上班你有工程师的严谨，下班你有慈父的温和，回家你有儿子的担当……而且人是在不断变化的。

历史的特殊与残酷也会扭曲作品与人品的对接关系。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也曾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豪情，只是时过境迁而已。同样，从事的工作也不能决定作品的内容，就如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拉一手好小提琴一样，北大中文系教授韩毓海接连写出了《五百年来谁著史》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两本“门外”著作，叫人击节称叹。以文论人或者以人观文都似乎是缘木求鱼，盲人摸象。

现代很多人之所以喜欢研究文章背后的奇闻异事，常常是“猎奇”“偷窥”心理在作祟。浮躁，让人们对作品一知半解，对花边新闻却津津乐道。尼尔•波兹曼所著《娱乐至死》指出，现实社会的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

文化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元好问评论诗人阮籍，理解当时恐怖的政治局面。写诗须有真情实感，但不妨隐约曲折、兴寄深远。读文或为学道或为怡情，如有佳作欣然会意，不求甚解;知人则是洞悉心绪，品评世事，明辨是非善恶：二者目的不同，但都要下一番苦功。只要心中澄澈，明了自己所求，便了无挂碍，求仁得仁了。

喜欢一卷诗书在手，或品读“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慵懒与情思，一抹浅淡的远山黛，画出女子的婉丽;或感受太史公笔下暗潮涌动的政权争夺，尔虞我诈，险象环生;或带着一颗心和三毛共赴撒哈拉沙漠，体味异域风情。正如古人所言，“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错的，在文章中确实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情，或潇洒坦荡，或自由不拘。

大凡在文学界受人敬仰的，读者都能找到与文章匹配的词语去概括作者的性格，想来这就是我们所能感知的“人品”了吧。他并不是仅从一篇文章中体现，而是渗透在作家一生的写作历程中。初识袁中郎是在《满井游记》：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如此潇然山水的才子，想来也是一位人生的哲学家，他自言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实，这话不但说出了中郎的文学主张，也说出了他的人生态度。在那些赞美自然风光的游记中，每一篇都是他对这种生活本色的探寻，一种行胸臆的格调。他的文章就是他的内心，我们能从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人格的真，才会让我们的心产生一种共鸣。

文学贵在思想的碰撞，金代元好问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我们总认为的在人格与文章之间的等号却在这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章会成为人心的面具，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也许我们需要用一双聪慧的眼，一颗睿智的心去感知。

文章是抒发人性的途径，而有时这条道路会被外界因素阻隔，让我们看不真实，文章本身也沦为了工具。郭沫若以一首《天上的街市》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当革命的烈火蔓延整个中国大地时，他的诗便成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产物，毫无立场的歌颂与批判，是成为“御用文人”的悲哀。也许在郭老的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浪漫主义，但他的心被拷上政治的枷锁时，所有艺术的美感就消失殆尽了。曾经歌颂出《女神》这样唯美诗篇的人，湮没在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只能扼腕叹息了。

但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有一样是不能否认的：文显其品动人心。因为他们能将自己的真当作汤底，用生活的阅历作为菜料，以真情实感为辅料，烹饪出一锅令人回味的佳肴。

古语云：“易有三训，一训简易，二训变易，三训不易”，“易与天地准”，之于常识，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生活在常识中，“春暖花开”、“秋高气爽”，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它们，是为简易;同一事物不同时刻有不同的表现，变化无穷，是为变易;常识由生活而来，经久适用，是为不易。故庄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识，于生活，我们泰然。

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于常识之于我们太过习惯了，时常，我们会无所察觉，如同时空之于我们过于静止与绝对，在爱氏之前，我们被蒙骗了千万年。于是我们在恍然后明白，常识虽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谓的对常识的知之，并非仅仅为热则却衣寒则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对自然存在的用心观察。没有这用心，何来常识?没有常识，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祸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拥挤之时间，于约会便不会误时;又譬如拿破仑不知俄国之地广与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国坚壁清野而为滑铁卢之役埋下伏笔。

所以对于常识，要知之。

所谓的对常识的行之，不仅是于知之之后的体证，还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为知易而行难。行难，故特以行之。常识的知之，是困则眠、疲则休息，是诸葛顺势三分天下，是刘邦知楚强汉弱而强赴鸿门。对常识的行之，是顺应自然、顺时而动，故可避害趋利，所以才有一觉醒来的精神，才有汉朝天下。

所以对于常识，要行之。

至于对于常识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常识之常，所以无形中被我们忽略、习惯，然世间万物莫不在变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适合，若死守既得，便永无进步可言。故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诏》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对常识的思之，爱氏提出了相对论，玻尔提出了量子力学;之于历史的，不正是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思之与变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开放而至于今日之中华崛起?

“易与天地准”，也正是凭借常识，凭借与常识同行，我们维系了一个旷古的文明，然而无论是生活还是发展，不知常识无语进步，不行常识无以趋利避患，不思常识却也无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于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说，对于常识，我们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则有泰然的生活与不断的前进。

俗话说，文如其人。意思是说，一个人写出来的文章，主要指它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和他的人品有着正向的关联。换言之，从一个人的文章中，往往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道，也即其人品的高低。

当然，这都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文品真的能如其人品吗?我以为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个人写某篇文章，表达的只是写作这篇文章前后这段时间的思想。如果确实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心里想什么，就原原本本地使用最恰当的言辞、修辞表达出来，那么这样的文，应该是确如其人。但人是情感的动物，有些人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刻意隐瞒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所表达的情感观点，正好与其内心世界背道而驰。这样的情况，绝对数也是不少的。

还有一种情况也不能忽视，一个人的人品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岁月的变化而变化，有些循序渐进、老而弥坚，有些简直前后判若两人。鲁迅先生应该是文品与人品统一的典型，他被毛泽东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方向。鲁迅的文章犹如“匕首”“、投枪”，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是刺向反动派的利器，因而成为我们学习现代汉语的典范。与哥哥相比，鲁迅弟弟周作人也是

散文

           当我们读着《乌篷船》等

优美散文

就当下而言，满口道德文章，千方百计遮掩自己的污点。个别贪腐分子甚至被抓的当天，还在报纸上唱高调，口是心非，发表反腐倡廉的文章。这样的贪腐分子，其人品与文品泥沙俱下，均不值一文。与之相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身先垂范，走在前列，干净干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他们很可能因为时间、写作水平等原因，写不好一篇文章，作不好一次讲话，但这不影响他们在老百姓中所取得的威信。

文章写得好，并不意味着人品一定好;文章写得不好，也并不意味着人品一定不好。一个人的人品大厦建立在他的言行之上，其文章只能仅供参考。因为文章和人品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