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意义篇一

我游览过方家河头的古村落，欣赏过杭州湾湿地的美景，嬉戏过奉化的滑雪场，却没有见过绍兴这一带的风景。趁着寒假的几天闲暇，爸爸带全家去了早已让我心驰神往的绍兴古城。

绍兴的整座城市都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气氛，尤其是鲁迅故居这一带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书卷气息。小桥，流水，乌篷船，古老的建筑仿佛让我穿越到了鲁迅小时候的那个时代。我漫步在平整的石板路，古街里飘来了茴香豆的味道，路边的臭豆腐摊围满了游客。茴香豆，绍兴黄酒，咸亨酒店这些书里看到的一切真实的出现在我的眼前。

顺着路标，我们来到了闻名天下的“三味书屋”，这是座深宅大院，也叫寿家台门，是鲁迅小时候上学的学堂。我找到了位于东北角鲁迅用过的书桌，桌子的右上方果真有个一寸见方的“早”字。据说这是鲁迅小时候因贪玩迟到了，被寿镜吾老师严厉的批评后为了勉励自己而刻的。这让我想到了鲁迅说过的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还是有的。为了再现当年的情形，这里每天会有一位老先生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扮成寿镜吾老师来给游客观摩呢！

参观完了白草园和三味书屋，就来到鲁迅纪念馆，一抬头就看见鲁迅的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画像依旧那么威严，目光还是那么犀利地看着这个世界。馆内到处陈列这鲁迅的物件，记录着他的事迹，让我们更加地了解鲁迅伟大又短暂的一生。

绍兴虽然没有特别的景致，但是这里人杰地灵，出了很多的伟人名人，让这里到处熠熠生辉。绍兴确实是个好地方，值得人们前去品味他的魅力。

意义篇二

   建党节的确立，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见证了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样也是一个纪念，也是为了纪念那些为了共产党的建立所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帮助他们的家属，父母，子女，还通过建党节，打击党内的腐败的活动，净化党，净化国家。

中国通过建立了共产党，在全体共产党员的努力下，他们打败了盘踞在我国的帝国主义，打败了资产阶级的走狗，让广大人民翻身做主，使得中国变得更加的美好，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幸福!

一个诞生于艰难困苦中的政党的生日，往往是在不经意的日子。险恶的环境使她无法从容地择取“良辰吉日”，但却更显露出其应势而生的意义。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的准确生日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出来的。1938年5月，中央领导第一次提出党的生日时，根据的是当时在延安的两位参加过一大的同志——毛主席和董必武的回忆。他们只记得一个夏天，天气很热，大概在7月。因为无法准确考证，于是就把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一个似乎比不经意还不经意的日子。

许多日子因为某位伟人的诞生被历史重重地写上了一笔，日历上凭添一页亮色，七月一日，也因为一个伟大的政党而变得不同凡响，熠熠生辉。

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他的生日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刻，人们为他而聚，歌为他而唱。家人、朋友的礼物、祝福，证明所拥有的亲情、友情，赢得的喜爱和尊重。一个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政党，她的生日的庆祝是她赢得人民衷心爱戴的证明。党的领导人发表的节日贺词总要对党的未来加以展望。那虽不同于烛前的许愿，但却是一个政党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标志。

每个人的生日都过得差不多，但会过生日的人，会使生日过得更有意义，成为人生的“加油站”。他能使自己的生日变成总结过去、计划未来的节点，从中汲取激发自身努力进取的动力。而一个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政党，在节日氛围中总结成绩和经验的同时，更多的也是对党的未来的理性思考，及时思考应对时代呼唤，增强自身活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新方略。

近年来，中央领导几次在“七·一”期间发表重要讲话，谋划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发展的新路线，使党的生日意义变得更加非同寻常。

实际上，每名党员都有两个“生日”。一个生日赋予自然的生命，一个生日是找到了终身奋斗的信仰。从某种角度讲，后者比前者更有意义。自然出生无可选择，而理想和信仰的抉择，却出自个人的意愿和理性，这一个生日才完全属于自己。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不断的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各种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厂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提供了可能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起了阶级关系的调整，农民革命的大力发动，使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表现出空前的彻底性。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国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2)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鸦片战争后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4、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第一，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可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第二，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三，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向,在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让在绝望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社会主义。

意义篇三

(一)关于意义

“意义”是一个极其普通又普遍使用的词。但是，它在哲学的发展中，却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本世纪初以来，对意义的寻求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中心课题”。迈向意义的世界成为本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倾向。

意义是对人而言的，因此，对于意义的理解，总要涉及到事物与人的活动的关联。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这个语词可以这样来加以解释：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海德格尔认为，“意义是某某东西的可领会性的栖身之所。在领会着的展开活动中可以加以分环勾连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意义。”这类关于意义的解释，虽然解释者有着不同的哲学背景，但都表达着意义与人、与人的活动的联系。

“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人对意义的追求和创造，使人与其他生物不同，人不仅生存于物质世界中，同时也生活于意义世界中。”人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本身，更重要的是事物的意义”。实现这种追求是人的活动。

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即“离开入与意义的关系，就无法理解人的活动”。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理论动机。意义对于理解人的活动之重要，使“许多问题追根到最后，都可以归结到意义问题”，甚至被认为成为“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各种学术问题的核心和源头”。

“意义”的发现，在胡塞尔看来，无异于解释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后秘密，找到了从古代希腊哲人开始要寻求的东西。

人们不是老在寻找绝对的、永恒的“本源”(始基)吗?人们不是老在追根求源探索那“第一性原则”吗?人们不是一直在谈论“原子”、“单子”吗?人们这种探索精神常为物质世界的变动不居、无穷分割和感觉之幻灭而受到挫折，殊不知人们要追求的这个“本源”，既不在“物”，也不在“心”，而就“是”“意义”……纯粹现象学逻辑中的“意义”，就像算术中的数、几何学中的空间一样，是最小的单位，世上万事万物都可无限分割，但意义却不能无限分割，因而它正是“原子”、“单子”的真实的含义所在。

从这一论述获得启示，开始探索，是否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以意义为单元理解教育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意义可能是一个最普遍、最空泛的范畴，但正是这样的普遍与空泛的品质使得它有可能在每一个具体的、个别的实践环节都能够从最根本处承担事情本身的丰富。意义为实践所激活，它依然普遍，但却不再空泛而具有一种鲜活、生动的实在。这正是我们的探索所期待的。

(二)关于实践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⑩意义总是在人与事物或他人的联系中显现的。使人与事物或他人相联系的，正是人的能动的实践。人通过实践所实现的正是对意义的理解、追求和创造。意义就是这样与实践联系在一起。意义并不是空洞、虚玄，总是陷入相对主义、神秘主义的东西，之所以会以意义为虚玄，是因为它或许难以在认识领域获得一个确定的表述。但是，“如果我们把解释人生的意义看作是认识论的任务，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把这个意义揭示出来，因为，这个意义在知识上永远是个问题。”承认知识的局限，并不一定就是消极或悲观，它也可以走向新的进取。意识到认识的界限，同时也在开启新的领域——实践领域。认识领域里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实践领域探索。它们之所以在认识领域里未能得到揭示，或许正是因为它原本就是实践领域的问题。实践领域并不是认识领域的对立物，它们也不是对等的、并列的关系。实践之于认识，具有包容的联系。实践孕育着认识，所以认识源于实践。实践比认识丰富，所以实践领域还有着不同于知识王国的法度。实践不是一种仅仅在认识结论支配下的机械操作，而是人以全部信念、情感、认识、智慧和力量投入的具有丰富创造性的行动，认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把实践领域的问题仅仅作为一个认识问题去解决，往往会因为认识结论的抽象而失去其原始的丰富，因为认识结论的固定而失去其新鲜和生动。海德格尔为了寻求对存在的理解，曾经追究“存在的名词化”。“他发现on在现代德文里写作动名词dassein(英译being)，而不是动词不定式意义上的sein(相当于英文tobe)”。他认为，“通过从不定式到动名词的转变，不定式原有的空泛被限死，存在成了严格的对象，存在本身也蜕变成存在者。”由此可见，名词与动词，在根本的含义上代表着不同的接近问题的态度和方式。being是动名词，代表的是一种名词的方式，倾向于把事情固定下来，是用概念的定义做出规定，并因而总是指向一个存在者，而存在者仅仅是一个“压瘪了的存在”。作为动词不定式的tobe，代表的是一种动词的方式，它总是以一种走向未来的行动去敞开一个总是在发生的过程。认识也许更多地带有了名词的方式，而实践则是动词的方式，带着对意义的追求，展开一个使意义得到发现、创造和实现的过程。

实践也不是理论的对立物。实践和理论的含义在起初并没有泾渭分明地分立着。“‘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这原本就带有行动、生活的性质。从“古希腊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实践’这一语词和概念置身其中的概念系列，其自身规定根本不是从与理论的对立中获得的。正如约西姆·利特尔(joachimritter)在其书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构成实践的，不是行为模式，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把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把实践仅仅作为一种理论的应用和技术的操作，只是嗣后的西方认识论传统的产物，只不过是人类思想的一个阶段中的一种传统而已。

胡塞尔以“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和方式所开启的现象学运动，改变着这种思想传统。回到事情本身，意味着关于事情本身的理解不再仅仅寄托于一个抽象的概念，而需要在一个总是在丰富的整体的联系中发生着的“生活世界”中才能获得。当这样一种方式被运用于追问存在本身，海德格尔揭露了“存在的遗忘”，强调存在不是名词性的being，而是动词性的tobe。名词性的being总是指向一个存在者，而动词性的t。be却是一个使存在者敞开、显现的过程或状态。伽达默尔发扬了海德格尔以理解作为存在状态的本体论取向，并最终走向实践哲学。现象学所带来的西方哲学的转折，从回到事情本身到追问存在本身到实践哲学，现象学运动的发展有着一个与其学理的逻辑相一致的历史过程。实践哲学是实践的理论形态，它是理论的，但它是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是以实践为取向的理论，它不仅仅关心人们认识到什么，更加关注人们实现着什么，而这个为我们所实现的“什么”，正是我们所说的“意义”。

意义篇四

今天，我和晨曦、丽霞到金堤路

小学

（全班仅有三两个举手的）

师环视一周，赶忙追加补充说明：“就是什么是百分数。”

（哗，全班举手）

原来学生不知道什么叫“意义”。

这让我想起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好像也不太明白“意义”这个词，印象中语文老师经常会出诸如“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一次有意义的活动”等作文题目，它与数学有什么关系呢？当时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参加工作，成了一名数学老师，经常听大家说“加法的意义”“乘法的意义”“小数的意义”......才发现“意义”一词在数学教学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

为此，我查阅了有关书籍和资料。

汉语词典中对“意义”是这样界定的：（1）语言文字或

其他

百科中是这么说的：1.含义；2.作用，价值。

刚才在百度中查找得到的结果是：1.谓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2.内容。3.美名，声誉。4.作用，价值。

由此可见，“意义”这个词对学生来说是比较抽象，是无法凭经验单单从字面上去理解的。

第一次在数学课本中出现“意义”，是“小数的意义”一课，由于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常用数学术语，听过很多次课，其中不乏全国名师，但从没见有一人在课堂上向学生解释什么是“意义”。如果我们告诉学生：“小数的意义就是小数的含义，说白一些就是什么是小数。”那么，意义变得清晰了，明朗了，意义在学生的心中也就不再神秘了。

我们经常说备课包括：备学生、备教材，但我们把备课的中心更多的倾向于备教材，而忽视了备学生。学生的知识基础

生活

意义篇五

在家的日子愈发单薄，像一张纸上画着的想象的梦，每看一眼都觉得一样，失去了新鲜。

而在校的日子，却如同一本书，每页都是不一样的文字，却也是相同的颜色，翻看太多，仍会觉得腻。

要在哪才可以既有新鲜，又不会觉得腻呢？我常常想着，我应该去筹备一场旅行，去见一见那些似曾相识的风景。

而我每次在天亮时装着行李出发，直到黑夜降临才装着满身宁谧归家。

一切看过的，也都熟悉。

于是又在原路返回后，徘徊在家门口，期待下一回该走的那一条路。

可天气作怪，再加上琐事和自己的心态对抗，常让我一等便是好几天。于是这下一回，便等了将近半个月。

这一天，清晨微风拂过，阳光几缕透过窗户，晴朗的日子总算是来临，虽有些迟，但也正好可以出去。

于是我又整理好行李，骑着单车，四处旅行。

有时旅行，也并非是要坐上火车或者飞机，然后来一场轰轰烈烈又羡煞旁人的经历。

花香鸟语到处都是，我又何必跑那么远呢？

于是每次出发，我都只是骑着一辆单车，驮着一些零食，加一瓶矿泉水，然后迎着一路的风光明媚，寻找一片让人情不自禁便深入的美好环境。

有时我会带着一个mp3，边走边听，从嘴里哼唱出的旋律，回荡在寂静的大自然里，鸟儿们都是我的最佳听众。

而当在一个人坐在一湾河边，看着流水淙淙从不停的从眼前流过，我会带着青春的记忆，观看流水放映的往事如云，心也会随之陷入过去，如果可以，我宁愿一眠不醒。

但时光也同流水一般，稍纵即逝。有时我在河边一坐，便是一下午，一下午我可以想很多，可以停下来整理一下思绪，然后忽然领悟到一些道理，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但又无法言明的情感。

但情感又是转瞬即逝的。

随着时间，一同抹去。然后又踏上归家的路。

随着岁月的更改，时过境迁。也许我们很早便丢失了最初的那份纯真，以及最一尘不染的欢喜。

但每次当我一个人骑着单车去旅行，一个人散步在大自然里，我总会感受到，有一种清澈的纯真，正如水一般从心底缓缓流出，连眼眸也沾染上了几分纯真，褪去了几分世俗。

我一直在想，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时间停下来，要怎样才能回到过去。

而旅行，便可以让心灵驻足在一片宁静的土地，那里可以看到过去，也可以回望如今。

虽然不能定格时间，回到过去。但也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以及一种宁静的享受。

让自己暂时从光阴与世俗中走出，置身于一种纤尘不染的梦境，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意义篇六

意义世界意义

“意义”是古老而常新的哲学话题，杨国荣先生的《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本书为“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之一）一书，对“意义世界”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在会通古今中西的视域下，提供了关于意义问题的崭新哲学维度。全书展现了“具体的形上学”以“人的具体、现实的存在”为基本关怀的哲学进路，同时，还展现了核心话题的时代特质、重要观念的创制以及当代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转化。《成己与成物》的出版，既是“具体的形上学”的进一步理论阐发和若干重要概念的构建，同时对于在哲学层面理解上我们的时代和探索学科化以来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也具有推进意义。

一、作为时代话题的“意义世界”

与“具体的形上学”之构建

哲学的创新，离不开对时代核心话题的关注。哲学思想的绵延创制与时代问题的不断转换有着天然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宣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哲学往往以独特的观念构造或者理论反思的形式体现时代话题的转换，并为人们深入的思考时代问题提供可能。

就当代中国而言，无论是学术文化领域，还是社会生活领域，意义的迷失或者意义世界的风雨飘零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更多的人计较的只是具体利益的得失，而对意义的关注则是付诸阙如。因此，以形而上学思考的形式面对“意义世界”之丧失的时代问题，以思辨的方式分析“意义世界”的生成以及讨论重建“意义世界”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当然，《成己与成物》没有直接说明“意义”问题的时代性，不过，当此“意义焦虑”的时代，《成己与成物》提出“意义世界的生成”问题，还是能够引起读者的联想。如果《成己与成物》直接点出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与意义迷失，会使得该书的时代意义更加鲜明，也更能激发更多读者的想象力。《成己与成物》一书将“意义世界”作为核心话题展开深入的哲学分析，并将这一分析始终以“具体的、现实的存在”为指向，关切人的存在及其自由发展的去向，无疑更具理论和现实的魅力，既切实体现了形上与形下的互动，也在实质上回应了“生活的意义如何生成”的基本问题。

如上简述，“意义世界”的支离破碎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下所谓“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焦虑正是由“意义世界”的模糊而引发的。因此，在理论层面分析意义世界，展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力图把握时代的核心话题，回应时代提出的理论难题，并在逻辑层面对其展开解析，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这也是“具体的形上学”的现实关怀之所在。作为“具体的形上学”的思想文本，《成己与成物》一书，将理论的关注与分析与背后的时代感、现实感独到的关联在一起。一般而言，哲学家更多的关注意义世界的观念之维，行动家们则关注意义世界的现实形态。《成己与成物》一书，采用观念分析的手法，将理论关怀指向现实的、具体的历史存在物――人――之意义世界的实现，从而将“意义世界”的观念维度与现实维度，清晰地呈现出来，展现了以“具体的、现实的存在”为指向的哲学进路。

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既要注重理论的分析（如使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同时也要避免陷入技术分析的支离而遮蔽人之存在这一主题。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就要有必要将问题域始终铆在人的存在及其自由发展的实践智慧上，“在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中，我们既要走出语言的界限，回到存在本身，又要引入分析的方式，从而避免陷入单纯的体悟、体验或独断的思辨之中”[2]。对于《成己与成物》的思考来说，恰是体现了上述方法论原则。全书始终以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存在为基本关注点，观念的建构与分析，理论的考辨与批判，始终围绕着人的存在及自由发展问题。亦即是说，在“意义世界”的辨析与思考中，没有流入语言和理论的游戏，更没有预设超验的、抽象的思辨性存在，而是在人的知行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在这里具有时间性和过程性，同时还是不断生成的，全书即是在这样一种人的真切存在的基础上来进行意义的追问，而书中很多技术的分析，其目的也是指向智慧的澄明，而非语词的迷宫。从书中关于“意义世界”的生成之分析可见，对人的知行之域的考辨，最终的指向是人的自由发展，体现了“具体的形上学”的终极关怀。

《成己与成物》把关注人的存在理解为哲学的本然形态，拒斥任何先验的、超验的以及形式多样的纯精神意义的存在，努力将哲学思辨收拢在人的知行之域中，在其中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经过本源性的形上视角反思具体的存在进而寻求实践的智慧，而这也正是“具体的形上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品质之一。

二、“意义世界”的生成与把握世界之“人性能力”的点出

马克思曾批评以往的哲学仅满足于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由此可见，马克思希望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成为变革世界的现实力量。实际上，对于人而言，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哲学考察，与改造世界、成就自我的现实活动，从来就不可分离的凝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成己与成物》一书中，则体现为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统一于“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以人的生活为出发与归宿展开理论和逻辑的分析，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做了清晰的定位，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3]。

自我与世界，在传统认识论的视域中，往往表现以主客对立的形式而出现，这种分离使得我们倾向于从人或者对象的某一个向度来规定意义，而任一单向度的理解，对于“意义”问题来说，都可能失之偏颇。对此，《成己与成物》一书指出，意义世界建基于“人与对象的现实联系与历史互动”[4]。换句话来说，人与对象的分离趋向可在“意义世界”中得到纠偏，“意义世界”的生成为人与对象的沟通、自我与世界的统一提供了可能，这就为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改造世界与改造自我指出了共通的理论基础。

在这里，“意义”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世界，不再是单向的线性价值，而是具有多重维度，既指向自我的成就，也指向对象的成全，而这二重维度的展开，与人自身的能力（人性能力）不可分离。这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把握世界，其根源在于人具有独特的人性能力。在《成己与成物》一书中，专门点出了“人性能力”这一专门的哲学概念，并通过阐释“人性能力”这一观念来强调“意义世界的生成如何可能”。

书中明确指出了人性能力的内涵与外延。何谓人性能力？《成己与成物》一书由这样的基本判断：“可以理解为内在于人（与人同在）的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既是成己与成物所以可能的前提，又在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中得到现实确证。”[5]也就是说，人性能力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条件，无此能力不可称之为“人”。人性能力是“既济”，因为它是“意义生成”的前提性存在；同时，“人性能力”还是“未济”，是开放的、日生日成的，会在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中得到具体的展开和体现。对人性能力的如上界定，抛开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性之善恶、人性之品等的繁琐纠缠，直陈人性为人的内在本质力量，指出人性能力的前提性价值以及开放性品格，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人性论的一次重要承转，为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注入了全新内容。

人性能力有着具体承载的形态，或者说，人性能力是一个有着诸多外延的概念。《成己与成物》对人性能力的外延，如理性、感知、体验、想象、直觉、体验、洞察、言、意、判断力等都做了细致的分析。这些分析，既构成了传统认知学说以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言意之辩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在人性能力这一语境中使得这些属人的思维及其表现能力具有新的意涵。

人性能力的点出，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人在追寻意义的同时还有着本质的能力来建构意义世界。从这个角度看，意义世界的建构不仅是必须的，更是可能的。《成己与成物》中曾提到王阳明的著名命题“意之所在便是物”[6]，我们以此命题相关的王阳明的山花之喻为例，王阳明说“此花不在你心外”[7]，花的实存不在我们以血肉形式存在的心之上，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山中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我们的血肉之心无关。然而，花本身是无所谓意义和价值的，其意义和价值时人赋予的，“本然世界不存在意义的问题，意义与人无法分离”[8]。因此，为了解释王阳明之挑战常识的议论，就必须引入哲学以及哲学所关注的意义问题。“哲学总是通过强调人类自身在其中所获得的意义和目标设置，而把目标指向在者的最初和最后的根据”[9]。在这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是越过常识，超越日常领域和日常事务，求得“形而上者”，或者我们通常上说的事物现象背后的东西。“哲学活动就是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10]。如果你不来看此花，此花的姹紫嫣红和你有何关系？正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审美品位才赋予了花以姹紫嫣红的意义。否则姹紫嫣红都付与了断壁残垣，有何意义？与人何干？世界上有千变万化的现象，人的精神能把握这些万千姿态的现象，而且能给他们命名、归类并且赋予他们意义。“人者，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也，所以主宰乎天地万物者也”[11]。类主体意义上的人能够把握世界、天地万物，而这些正是展现人性能力的地方。

人性能力的根本之价值就在于促进意义世界的生成。人性能力使得人与对象世界的交往活动中既能成就了自我的心性，也实现了对象世界存在的意义。因此，《成己与成物》指出，当我们强调人化世界时，“并不是意识在外部时空中构造一个物理世界，而是通过心体的外化（意向活动）赋予存在以某种意义，并由此建构主体的意义世界”[12]。而这种建构，正是人性能力的具体体现，因此，意义世界也必须由人性能力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除人性能力之外，《成己与成物》还专门指出了人性境界的观念，为中国哲学的境界论又增添了新内容。人性境界关涉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人性境界意味着“人”之自觉：自觉自己区别于禽兽，自觉自己作为人的意义。在逻辑上看，人性境界展示人性内涵，具有价值承诺与理想引导的意义，同时为人性能力的发挥提供价值和意义的归宿，避免人性能力沦为工具。可见，在《成己与成物》中，人性境界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境界论，不再将境界仅作为一种层级式的状态，而是将境界作为“人自身存在的意义”来理解，这就为中国传统境界论的做了有力的延展。

从《成己与成物》中可以看到，人性能力与人性境界两个重要概念的阐释，既有中西方哲学传统作为依据，但又超越了传统人性论的界域，从内在逻辑上为人性确证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双重维度，同时将其引入到“意义世界”的领域，对哲学史上的人性论学说有所增益。

三、“意义世界”的追问与“世界哲学背景下的中国哲学书写”

“意义世界”核心话题的提出，是在中国哲学语境转换下出现的中国品格的哲学创造，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哲学背景下中国哲学在逐渐实现现代转型，逐渐形成适合现代语境的哲学创新。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思想的新创造，表现了传统精神及其生命智慧所附着的理论语境的转型，而这一转型建基于对语境的把握。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而言，其最直接面对的就是世界哲学的基本语境，“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二者的联系首先不是一个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13]。所以，“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进路，它需要关注不同的哲学传统，运用多元的哲学智慧，具有世界哲学的视野”[14]。在上述意义上，依照世界哲学的背景来思考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便不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全球化，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的生成，越来越离不开世界哲学这个背景。虽然，我们常说哲学问题具有全人类性，但哲学家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聚焦论域或者书写模式总是具有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与时间的绵延、空间的分散密切关联。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前现代时期，各民族的哲学创造方式往往是独立的，而哲学思想的交流也是隔绝的，哲学创造的背景基本上依据固有文化的传统，很少会去也缺乏可能参照其他文明、文化和哲学型态。这样的情况，尤其发生在古代的东西方哲学之间。然而到了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使得人类逐渐突破空间的限制，人类交往、思想交流已经彻底突破地域的界限，因此，思想的创造面临着更多原来可以称之为“异质元素”的资源。异质元素的介入，在给原有思想体系、思维方式带来挑战的同时，更多的是参与了新的思想传统的构造。就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以后直至当下，世界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日渐扩大。虽然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讨论从未停息，我们熟悉的有诸如“中体西用”“科玄论战”“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等著名的论争。但伴随着质疑、恐惧等不同的声音，中西之学的交融碰撞却从未因为质疑而停歇。亦即是说，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世界思想（西学）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元素已经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传统，从生产生活技术、社会政治制度到精神价值层面，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对中国人产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如果抛却世界（西方）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中国的影响，那么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世界哲学的背景和语境。

当然，世界哲学的背景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同一地域中的历史世界（时间意义上的世界）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创造的重要背景。离开中国哲学的历史，或者说无视几千年中国的古典智慧，片面强调西方思想的价值，也是完全谈不上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基于对哲学背景的如上理解，范围古今中西而创新，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构造来说具有必要性，《成己与成物》即是在古今中西的世界哲学背景下的进行创造性书写的一个成果。

就古今而言，《成己与成物》展现了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独特理解，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思想、经典命题、古老范畴展开了创造性的诠释，尤其是对《中庸》中提出的“成己”“成物”命题的独特意义上的“接着讲”，当然这种“接着讲”并非一种简单的延续，而是借用这一命题并增添其内涵，在此基础上实现思想的创新。这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里提到的：“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同样也是每一个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对于已有的科学加以把握，使它成为我们自己所有，然后进一步予以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当我们去吸收它，并使它成为我们所有时，我们就使它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所有的特性。在这种吸收转化的过程里，我们假定一个已有的精神世界，并把它转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因此足见：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15]在“意义世界”的分析中，正是对以往的哲学有着多重向度的观照，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等有着理论回应，或重新诠释，或批判分析，在这种历史意义上的连续不断，同时“进一步予以发展”，才构生出黑格尔意义上新的“哲学”思想。

就中西而言，《成己与成物》有着宽阔的世界哲学视域。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世界哲学无可回避。自中西思想交融碰撞以来，中国的思想创造既拥有了更为宽广的思想资源，同时也登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当然，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的创造囿于各种原因，在世界思想版图上所据有限，当然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不过，作为资源和背景的世界哲学，确乎对中国的哲学创造影响深远。《成己与成物》正是在世界哲学背景下的中国哲学之自我转化与创造。书中在世界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中，扬弃的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意义世界”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和追问，同时还表现了对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分析哲学的代表性人物等一大批西方著名哲学家提出的诸多问题的批判性回应，而不仅是简单的引证。长时间以来，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大多不采取批判性思考的路径，而多是介绍、引述、构建或者“格义”与“反向格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这种回应方式，既意味着对经典哲学问题的追溯，在方法上还意味着只有对以往的哲学进行批判性反思，与经典哲学进行持续不断的对话，新的创造才会成为可能。

正是在对古今中西的世界哲学背景有着深刻而独到的领会，《成己与成物》才与《道论》 《伦理与存在》等“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一起，在依托经典著作进行哲学诠解和思想书写的传统研究思路之外，别具一格的直面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时代的核心话题并进行自成体系的书写，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进路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注释：

[1]马克思：《〈科伦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4]杨国荣：《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载《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4期。

[3][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20、卷3第791、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5][6][8][12]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第70、82-83、210、31、210-2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10]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11、15页，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1] 钱德洪：《天成篇》，载《钱德洪集》第193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13] 杨国荣：《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问题》，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3期。

[1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第9页，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