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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实践篇一

【摘要】教育是国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下一步，编辑出版教育应当积极探索传统出版融合发展之路，制定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课程，培养出能够适应未来出版传媒业发展新趋势的复合型编辑人才。

【关键词】数字化思维;编辑出版学;教育;人才

教育是国之大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强调教育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重要性。在三个设问中，“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回到编辑出版学教育上来，探讨编辑出版学教育的未来与方向，实际上就是要厘清编辑出版学教育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编辑出版学教育从时间维度上大致经历了1984年在胡乔木倡导下创办兴起的编辑学型和1998年在编辑学和出版学基础上由教育部整合形成的编辑出版学型两个阶段。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编辑出版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专业、多渠道、多规格的专业教育体系，建立了编辑出版学本、硕、博三个教育层次的培养体系，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通识教育、宽口径教育的高等教育理念推广，我国高校中原有的编辑专业、出版管理专业、印刷专业、图书发行专业等，纷纷按照教育部1998年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进行整合，力图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同时，我国还提出“符合出版物编印发一体化的宽口径要求，注重培养系统掌握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业务技能，具备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练运用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手段，具有创新精神，能从事编辑、出版、发行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与科研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目标[1]。

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在以下几方面依然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一，学科归属混乱。相较其他传统学科，编辑出版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目前在学科隶属关系上比较混乱，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从教育实践来看，编辑出版学教育明显缺乏系统性和独立性，导致该学科在不同的高校中设置或挂靠在不同的专业门类下，如将编辑出版学专业设置在人文学院、文法学院、新闻学院、信息管理学院等，有的侧重文学，有的侧重市场营销，有的重点教授出版理论，有的倾向培养策划能力等，不一而足。教育教学理念五花八门，严重影响了学科人才培养计划的开展，更难实现培养出“系统掌握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业务技能，具备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练运用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手段”人才的目标。

第二，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设置的随意性和部分高校“有术无学”的理论偏见，导致编辑出版專业人才培养与出版产业一线人才需求不相适应，或是在人才培养理念、课程设置等方面滞后于出版业飞速发展对人才不断产生的新要求。例如，虽然说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包含了编、印、发相关的应用类知识，文、史、论等基础性理论知识，以及技术性、相关辅助类学科知识，但出版单位在招聘时，针对某些学科编辑岗位，往往更倾向于寻找有相应专业学科背景的“专家”，而非编印发通吃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专业发展方向模糊。许多学生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方向和自身就业方向并不明晰，甚至在看到某些高校关闭编辑出版学专业后，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感到一片茫然。因此，在编辑出版学教育中，教师若不明确地提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专业优势，很难让学生认识到自身专业能力提升的方向，更不用谈拥有创新精神。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编辑出版学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特点和规律。比如，编辑活动作为千百年来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行为，其社会功能只会历久弥新，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又如，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总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呈正相关，从中国整体来看，设置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院校明显存在东部多、西部少，南方多、北方少的特点，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超多，内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奇少的现象[2]。这些特点和规律告诉我们，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是有时代性和独特性的。

二、新时代编辑出版学教育的方向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大众传媒的发展，编辑出版在文化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社会对新型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亦日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编辑出版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变，数字化信息充斥在身边;编辑出版的内容和流程在变，组稿、审稿、内容发布、产品营销和推广无一例外地全部步入数字化阶段;编辑出版的外延和边界在变，图书、音像或是音频、小视频，在知识碎片化的今天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应地，编辑出版学教育的重心也要变，未来编辑出版学教育是要重点培养学生熟练的新技术应用能力、系统的策划能力和过硬的文字处理能力，并以数字化思维的培养贯穿人才培养的始终。

第一，培养学生紧扣时代脉搏的洞察力，以及对新技术的熟练应用。编辑活动总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进步，数字时代新技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数字化思维的培养思路要求我们鼓励学生提升了解新技术、新潮流的能力。

第二，将互联网思维与系统编辑策划能力训练相结合。如今的出版业不同于以往，在编辑出版学领域，教师横向要让学生了解编印发出版流程，纵向要培养学生了解不同产品形态，甚至是多种产品形态同步策划的能力。从图书、多媒体产品、影视，到数字化软件和平台策划等，相同内容、不同介质产品的“落脚点”千差万别，对其的策划思路和实现路径也各不相同。例如针对同一部小说，听书产品更侧重用“演绎者”的情绪表达来吸引读者，而纸质书更像是国画的“留白”，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针对这些问题如何培养学生的能力值得思考。此外，数字化思维的培养思路尤其要注意重点培养学生在策划中学会用用户思维思考问题，在策划产品时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而非以自我为中心，更注重用户体验而非闭门造车，追求产品的社会价值和实用价值相统一。

第三，培养学生过硬的文字处理能力。这项能力是编辑出版工作者最基本的能力，语言文字驾驭能力是成为合格编辑的基础。信息时代，这种能力更显得弥足珍贵——面对海量的数据和信息，是否有能力进行信息的筛选、甄别、概括，并且能够准确快速地编辑处理，是编辑能力最好的体现。

综上，数字化思维实际就是顺应时代流变、与时俱进地运用互联网思维。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其人才培养方式应更多样化，手段应更灵活。数字化思维的培养思路不仅在于在培养过程中积极采用新技术，还在于重新定义教育教学的架构和设计，通过促进各方之间的互动来创造更大的价值，如院校与企业、学习与研发、参加比赛与成果转化等。

三、编辑出版学教育实践的探索

为了探索数字化思维培养思路的教学效果，笔者以湖北大学文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为例，浅谈编辑出版学在教育教学中的一些探索。

湖北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于2014年开设，依托该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新闻与传播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三门学科的专业优势资源进行办学，应用数字化思维的培养思路，经过5年的教学实践，累积了以下一些经验。

1.基于院系专业优势，凸显人才培养特色

与国内其他众多高校将出版编辑学专业设置在新闻传播学院不同，湖北大学将该专业开设在文学院古籍所。湖北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業依托朱祖延、汪耀楠等国内著名的文献学家、辞书学家的学养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与出版界的长期交流合作不断推动自身发展。同时，该校通过内跨院系、外接产业的方式聘请优秀教师或出版一线专家授课，形成了以文学院传统三学科为基础，紧密联系出版产业实操的应用型文科专业特色。

2.基于自媒体运营能力训练，创新人才培养理念

湖北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始终贯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坚持“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的人才培养理念，即以文字功底为基础，策划与创新能力为核心，技术应用为抓手，三位一体（在本科教学阶段融为一体），对学生的培养由单一的传统纸质媒体编辑向跨界融合创新的方向转型。特别是针对学生自媒体运营能力提升的训练，湖北大学在专业课程中加大了选题策划、市场营销、新媒体技术等课程的教学力度，以适应更加广阔的人才市场。

3.基于“双创”培养模式，改革课程设计

编辑出版学作为新兴专业，其培养方案需要不断调整完善;而作为应用型学科，其课程设计又要根据业界发展、市场需求变化及时更新和调整。因此，湖北大学在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中高度重视学生对课程设置的反馈意见，对业界的发展趋势保持密切关注。在广泛搜集专业学生、任课老师的建议，多方听取学界和业界专业人士的意见后，湖北大学多次对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修订。首先，湖北大学加大管理、营销类课程比重，增设与数字化相关的电子商务与网络出版营销、数据库技术与管理、数字图像处理、移动终端交互式界面设计等多门选修课，供学生按照自己的未来发展规划选择;其次，为了突出专业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强的特色，湖北大学结合“双创人才”的培养，构建了集特色课程、专题讲座、实操训练、参与竞赛和成果转化于一体的教学课程设计，经过努力和磨合，近年来在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4.基于实操的实践教学，重视实验室与实习基地建设

编辑出版学专业要培养出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保障实践教学质量、提高实践教学水平是重中之重。要达到培养复合创新人才这一目标，必须要有与行业发展相衔接的良好设施、设备做保障。因此，湖北大学非常重视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室和实践基地的建设。为贯彻数字化思维的培养思路，湖北大学于2016年开始加大兴建数字出版实验室的投入，配合开设的数字媒体编辑、数字出版物编排制作等实验课程，建立了一套涵盖平面媒体、电子媒体、数字媒体的编辑出版整体系统，为编辑出版教学提供优质的实验教学、实践设备。

在全面推进出版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近年来，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是研究重点。信息化、在线化、智能化、碎片化是数字化的特征，下一步，我们应将数字化的这些特征应用到编辑出版学教育中去，积极探索传统出版融合发展之路，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制定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课程，培养出能够适应未来出版传媒业发展新趋势的新型复合型编辑人才。

参考文献

编辑出版实践篇二

【摘要】人类出版进入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面临新逻辑、新概念、新技术、新实践、新方法的学术体系重构，同时在出版学科转型升级、学界业界融通发展、课程体系规划建设、教材研发创新完善等方面面临新挑战，需要新突破。中国出版，在业界，正“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在学界，也需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健全编辑出版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助力中国出版“重回人类出版的世界峰巅”。

【关键词】虚拟出版;编辑出版教育;学术逻辑;实践路径

人类出版史的发展三大阶段鲜明清晰，历经硬质和软质出版时代后，疾步跨入虚拟出版时代[1]，见证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出版载体与出版符号的逻辑关系，从硬质出版时代和软质出版时代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发展到虚拟出版时代的“瞬间结合，长时分离”的瞬合长离状态[2]。虚拟出版表现为“萌芽”“发展”“当下”及“未来”四个发展时段，并日趋呈现“有容乃大”“海量存储”的典型特征[3]。当下时段，以数字出版为显著特点。出版在技术迭代下愈显精准化、场景化、移动化和智能化，方式方法复杂多样，出版融合趋向深入，功能显现持续完备，受众应用进一步广泛，这给当下的编辑出版教育带来全新的学术探研课题和实践思考。

一、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学术逻辑

编辑出版教育的学术生产与出版业的发展并行同进，在不同的出版时代，面临不同的出版主题，也呈现不同的编辑出版教育情状。进入虚拟出版时代，在传播技术的发展下媒介融合凸显，引发编辑出版学科的剧烈变革[4]，自然带来与传统编辑出版教育迥异的学术逻辑。尤其是虚拟出版概念的突破已然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出发点，现实的出版实践则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立足点，方法上的突破是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新路径所在。

1.新概念：虚拟出版的概念突破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的研究出发点

对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学术问题的基本原点和出发点。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界定，就会产生不同的概念。传统出版观念基于现有的出版形态，大多认同出版包含“编辑”“复制”“发行”“传播”“创作”等基本要素，并由此延伸出出版的“二要素说”“三要素说”“公之于众说”“传播说”等观点[5]，但出版作为人类文明传播和傳承的手段及标志一直未变。

中国传统出版业的发展最先在发行渠道和内容生产传播上受到计算机应用以及互联网的剧烈冲击而突发剧变，其引致的变革正是对传统出版概念的颠覆。因此，在新的思维模式下对出版概念重新界定，将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以及开展编辑出版教育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出版就是通过媒介复制行为实现信息传播过程，其本质是对人类知识及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1]。同时，基于人类出版视野下以出版载体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对出版进行划分，也就有了声光电磁的发明为标志的虚拟出版时代的高阶阶段。其发展历经萌芽期、发展期，并以数字出版作为当下定型期，未来发展初现端倪，大数据、人工智能、人机交互、万物互联等形式及场景集中呈现，数字人文未来前景可期。可见，虚拟出版概念的提出，正是适应当下方兴未艾的数字出版发展情势，也为虚拟出版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条不可限量的康庄坦途。

2.新技术：虚拟出版的技术突破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的研究立足点

出版学科极富实践特性，实践性是其基本典型属性[6]。而当下虚拟出版最大的实践性实则为虚拟出版技术的实践性突破，编辑出版教育的新实践立足于出版技术的革新与突围。出版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石器时代，早期智人用打造的石器在崖壁上琢划，是新技术在出版上的创新实践。无论是硬质出版时代的刻画铸写，还是软质出版时代的拓印、雕印、活印、套印等，都是当时高新技术在出版领域的探索使用。进入虚拟出版时代，出版技术日新月异，从融入声光电磁的音像出版技术，到计算机“二进制”的数字出版技术，再到当下的云计算技术、3r（vr/ar/mr）技术、5g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都迅速运用到出版领域中。虚拟出版时代，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瞬合长离”，技术呈现更多元化、高端化，虚拟出版技术的新实践自然成为当下编辑出版教育绕不过的课题。

数字出版专业课程设置，在目前我国国内高校的编辑出版教育中较传统编辑出版课程具有明显优势，在新媒体教学实践领域多有体现，直指未来发展方向。虚拟出版时代，在出版技术的支持推动下，知识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容量生产传播，这是对传统出版形式的彻底颠覆。传统出版时代知识的生产传播尚可以通过出版单位计量，而虚拟出版时代的网络出版、数字出版，知识生产传播即时海量。传统出版中，由专门的出版机构策划、组稿、编辑、校对、设计、装帧、印制、发行等出版主体和出版流程被彻底颠覆。网络平台兴起、自媒体崛起，草根大众已然成为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者。在传统出版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出版符号多以传统的文字呈现，而虚拟出版中，出版符号呈现则多以音频、视频为主，并借助音频、视频等形式开启场景化模式。立足于虚拟出版现状，以新技术研究为突破口，确立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新的立足点，同时展开对数字版权、数字出版规制的制度性建设等，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热切关注的问题所在。

3.新方法：虚拟出版的研究方法突破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新路径

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拟出版范式的诞生和发展，新的信息和知识生产及传播的方式也随之诞生，在颠覆传统出版发展形态的同时，也消解了传统出版单位的权威性，由此带来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方式方法的改变和突破。首先，虚拟出版时代的编辑出版教育要具备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实质上是一种服务性思维，它从人性最底层的需求为逻辑出发点，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直接的方式满足人们的需求，形成爆发式增长。传统出版单位在此大趋势下向知识服务转型[7]。在网络新媒体技术方兴未艾之际，数字出版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日趋明显，地位也愈加重要，“数字人文”浪潮和“数字社会”形态席卷而来。基于此，在编辑出版教育中，虚拟出版的技术运用、内容生产、传播方式等都需要我们以数字思维和网络思维方式来统筹，并辅之以相应的制度性规制，以达到宣传目的。其次，由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出版技术的广泛应用，恰恰是得益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出版技术的兴起和运用。大数据的兴起是基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产生的对海量信息数据的有效统计，以便计算我们在传统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中看似繁杂、毫无逻辑的现象。大数据的应用也带来数据思维、数据研究方法在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实践。最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在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中的作用日趋凸显。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自不言表，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渐呈景观，数字人文前景可期，这都有助于我们以不同的维度、不同的方式更好地看清问题。虚拟出版时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路径已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动能。

二、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实践路径

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实践路径不仅依靠出版学科的升级正名，打造编辑出版一级学科的学科维度，还需要不断在高端人才锻造提升，其他学科的人才助力发展，以及实现课程体系的健全发展，促进出版专业的完善，同时更要推进编辑出版教材研发，在学科体系布局建设上着力用力。

1.打造一级学科，并领跑世界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人文社会科学开始按下快进键，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发展迅速。出版学的建立及提出，主要基于出版事业的瞬间勃发以及当时所面临的书荒出版形势。出版工作座谈会曾于1979年12月在长沙举行，开启了建立“出版学及其分支学科”[8]的构想之旅。1980年4月，陈仲雍撰文提出建立编辑学，最初实为“图书编辑学”。1983年11月，宋原放发表专论，提出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1984年了月，时任中宣部部长胡乔木致信教育部，認为编辑有学，提议在我国高校开办编辑专业，以便编辑出版人才有序发展，随后高校陆续开设编辑出版专业。从1998年教育部调整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实际上，各高校对编辑出版学科的归属及设置一直五花八门。从学科属性上来分析，出版学科具有“文明性”“编校性”“科技性”“传播性”“经管性”“实践性”等多重属性，用“传播性”很难将出版学科的主体属性统一起来。因此，教育部虽然明确了编辑出版学是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但各高校仍然各行其是，有的将编校出版学架构在文学学科下，有的架构在信息技术学科下，有的架构在管理学科下，不一而足。在目前全国83所开设编辑出版学科的高校中，几乎没有两所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完全相同的学校，学科归属及架构设置的混乱也折射出版学科发展的有待成熟。出版学科是一门呈现复杂的多重综合属性的学科，将该专业架构在任何现存的一级学科下面，都处于“挂一漏多”的尴尬境地。其学科设定上的缺憾，在顶层设计与具体设置呈现种种乱象，迫切要求我们携手努力，抓住机遇将其升级为一级学科。

2.融通学业两界，实现高端人才锻造

针对学界和业界两张皮的现象，如何有效融通，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近年来，随着数字出版以及5g时代下人工智能出版等新的虚拟出版形态涌现，知识生产呈现复杂多变的生态局面。诸般新现象既是对原有出版形态的破坏，也在创造新的出版模式。面对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出版业界应该放下身段，加强与学界联系，就目前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寻求理论指导，共研新突破和新出路。

出版专业设置的目的在于人才培养，业界出现的种种新变化，也促使学界重新思考出版教育的定位和出路。高校出版教育的课程设置要把握时代脉搏，充分吸取多学科方法及理念，以提升学生素质为要，出版实践与理论建设并举，高校和企业的人力资源补充整合，根据业界的要求，为其培养“特定的人才”，实现定向就业，实现“培养与就业”[9]有效对接，注重“政产学研用”，在高端出版人才尤其是专硕、博士、博士后方面加强培养。在培养经费充足、指标宽裕的政策优势下，将其他专业的高端博士吸引到本专业进行“终极锻造”[10]，以解决不乏经费的企业高层次人才培养难题。业界和学界联合培养博士后，是培养出版顶尖人才的迅捷途径，未来可期。

3.健全课程体系，促进出版专业发展

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设立与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方向息息相关，又与其学科特性密切相连。首先，在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设置需要突破传统编辑出版专业的设置，把脉时代潮流。这既是基于媒介迭代形势下，我们对出版概念的认知突破，又是我们对媒介未来发展认知的突破。在传统出版时代，专业课程设置简单有限，主要是满足了传统出版产业和传统出版学界研究的需要。跨入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就需要以更加融合开放的思维来设置课程。这既能体现编辑出版专业与时代紧密同步互动，注重实践，又能在实践中融合抽象思维，体现编辑出版专业的学术性。其次，课程的设置既需根植于学科属性，又要着眼于整个专业的未来发展。基于出版学科具有“文明”“编校”“科技”“传播”“经管”“实践”六大属性[6]，高校应根据编辑出版学的六大属性设置相应的“出版文化”“出版编校”“出版科技”“出版传播”“出版经管”“出版实务”六大专业方向[6]，必要时可加上一门“阅读学”。如此可见，在虚拟出版时代，出版专业更兼具融合性和实践性。在虚拟出版时代，依托载体和技术的助力，既要充分体现虚拟出版技术发展的特性特点，扎根实践，又要不失编辑出版专业自身的发展基础。新技术逻辑下，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具问题挑战，编辑出版专业属性认知与专业设置之间的矛盾持续凸显。高校屡屡出现裁撤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现象，新媒体、互联网传播专业激增，这已然表明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发展变化态势。但一味追逐虚拟出版新潮流的发展，只能导致其流于表面，缺乏发展根基而不能致之久远。因此，专业设置合理能达到出版人才的有序培养。

4.推进教材研发，布局学科体系建设

首先，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材的研发需要注重教材的时代性。教材是课堂教学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开设编辑出版专业以来，编辑出版教材曾经历数次大规模出版活动，其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997年出版的教材影响较大，持续20年之久，近年也未多改变。而相应的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从出版产业向文化产业转型，从传统出版发展到数字出版，都鲜明体现了中国出版业的巨大变化。而编辑出版教材无论是在知识结构、框架体系还是在指导思想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滞后性，尤其是与当下文化出版产业的实际严重不符，与国外的编辑出版发展现状也相去甚远。因此，虚拟出版时代新教材的基础性重要地位可见一斑。其次，编辑出版专业教材的研发，应该注重教材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改革开放之初，编辑出版专业设置正是基于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有的高校一直沿用旧有的教材，有的高校则使用新的教材，教材混乱的现象一直存在。在虚拟出版时代，我们除了尊重各个高校自有教材，也亟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新的理念进行统编教材编订[11]，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最后，积极推进“三原一方”（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论）[12]学科体系建设下的教材编订。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多以“三原一方”为学科建设基础，这就为出版学科发展指明了一条可操作的教材建设之路。在编辑出版学科教材编订的同时，我们仍要通过《出版史》《出版原著》《出版原理》等“三原”性教材及《出版实务》等方法论教材的编订促进出版学科发展和体系建设。

三、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问题启示

虚拟出版时代的编辑出版教育更要加强党的领导，强调社会效益;立足实践的基础上对标技术制高点和理论突破点，在虚拟出版时代助力弯道超车;健全编辑出版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实现出版整体迭代升级;着力加强出版教育，以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重回世界出版峰巅。

1.虚拟出版的编辑出版教育更需加强党的领导，强调社会效益优先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至今未变。无论是从传统的软质出版，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支持下跑步跨入虚拟出版时代，出版事业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传统软质出版时代，信息知识的传播速度较慢，而到了虚拟出版时代，信息知识的传播速度迅捷，尤其是在数字出版当下万物互联皆媒的时代，如何加强对出版的规制引导就成为当下及未来不可回避的课题。首先，编辑出版人才是虚拟出版时代的中坚力量，加强对编辑出版教育的导向引导是虚拟出版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虚拟出版时代的当下，编辑出版人才的实践与学习深造过程中，通过秉承党性原则及正确导向，弘扬主旋律，以积极向上的内容教育人，以正确的导向政策引导人，并坚决摒弃相反的内容。其次，编辑出版教育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通过编辑出版教育，编辑出版人才的政治意识和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得以增强，以保证国家的文化安全。最后，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教育的加强，编辑出版学科伦理观教育的夯实，在未来发展中都需加力加速，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乂事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助力。

自古至今，出版业与新技术应用结合无间，无论是古代的刻画书写，还是虚拟出版时代的录显，以及与之相关的出版产业技术的进步，都呈现与时代结合的鲜明特征。当下，数字出版技术涉及各个领域，5g技术迭代疾速，万物互联、云端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异彩纷呈，出版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亘古未见。基于虚拟出版发展的鲜明特点，编辑出版教育应立足实践，对标技术创新制高点。在出版业界，应着力加强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力度，专业培训更要精准有力，这样人才的综合素质才能稳步提升，将互联网和数字出版知识与传统出版知识双向结合，同时有效配置奖励机制才能有所新突破。在结合新技术运用领域，出版的形式、主题、内容上创新，加大专业资格考试内容涵盖范围。在出版学界，尤其是编辑出版教育方面，要立足学术创新，以新的材料、新的思想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实现学术突破，进而打造坚实的学术根基，接续推出学术研究新成果。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在整体上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诸多不足，我们必须自足本来，吸收外来，放眼未来，具备国际视野眼光，在虚拟出版时代实现弯道超车。

3.健全编辑出版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是实现出版整体升级迭代的前提

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关乎整个出版业发展的未来，健全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是实现出版业整体迭代升级的前提。首先，督促有关部门完善顶层设计布局，实现出版学科升级，并逐步完善和加强对编辑出版教育的政策指导，实现学科升级。拥抱新技术，直面新挑战，重新认知出版专业属性，合理重定专业设置，改变目前仍处二级学科的现状，避免“边缘化”和裁撤风险。其次，人才体系建设是重要途径。编辑出版教育就教育主体而言，不仅要加强师资力量的投入，以保证教学质量的优质优化，而且要吸引优秀人才到编辑出版行业中深耕精耘，为编辑出版的未来发展奉献蓄力，同时也要在其他方面提供助力，以保证编辑出版教育体系的整体发展。

4.提升编辑出版教育是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的重要保障

出版是人类进行文明互鉴交汇的重要媒介行为，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与见证。中国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曾经由“一带一路”传布世界，散发着辉耀世界的荣光。中国作为世界出版母国和大国，在近代以来由于国家的衰落而落后于世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日趋专业化的形势下，出版人员素质的提高、专业能力的提升都与编辑出版教育紧密相连。首先，通过出版教育专业化的加强，编辑出版人才应提升科技意识与科技认知，了解出版科技发展前沿，洞悉出版科技发展趋势，以迎接新的科技挑战。其次，编辑出版人才通过教育的强化，认识中国拥有丰厚的出版文化资源和文化积淀，以传承中国出版的文脉薪火，这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保证。最后，提升编辑出版教育，是中国制度自信的重要保障。正是基于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出版制度的优越性，已经保证中国出版的社会主义方向，编辑出版教育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传播与传承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编辑出版教育的提升，编辑出版人才的不断涌现，不断给出版业注入新鲜活力，助推中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重回人类出版的世界峰巅[13]。

参考文献

[8]袁亮.出版学概论[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7.

编辑出版实践篇三

【摘 要】 当今时代，为了实现出版行业高水平的知识服务和内容价值，有必要在编辑出版教育中强化对编辑通识素养的培养。文章从通识素养的内涵出发，探讨当下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理念的转换与实践，并提供编辑通识素养的培养思路。

一、知识服务时代，编辑出版教育应关注通识素养培养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技术等推动了新一轮出版业生态的重构。传统出版业保护性政策的竞争优势逐步缩小，新兴互联网公司凭借技术、资本、市场机制的力量从出版产业的边缘走向中心。正如学界所观察到的，出版业给互联网巨头、高科技公司以及其他行业大型控股集团带来丰富的想象。微信读书、阿里文学、百度文库等已经占据绝大部分阅读市场份额，其背后依靠的是腾讯、阿里、百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中文在线、阅文集团、掌阅科技、咪咕阅读、沃阅读、天翼阅读等也进入盈利周期，背后既有传统科技公司多年深耕细作的战略意图，也有大型资本借力资源后发制胜[1]。

国内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设立，其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匹配的是传统出版和发行企业。当下，随着出版产业由印刷工业向“互联网﹢”产业转场，高校编辑出版教育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人才培养模式亟须转换。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学者对编辑出版教育和新媒体产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众多富有建设性的方案，如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设置分为基础与理论、编辑出版应用、编辑出版技术三大块；
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设置与武大相同，但每一板块具体课程有同有异[2]。李雅筝、周荣庭认为，智媒时代编辑出版学人才应具备新媒体素养体系，具体包括新媒体思维层、新媒体知识层和新媒体技能层三个层面[3]。

这些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笔者认为，新技术改变了传统出版业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和传播模式，使得产业范式进化为互联网知识服务形态，但无论是互联网知识服务还是传统出版，内容都居于产业核心价值的地位。这类观点在业内也比较普遍。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勇认为，“出版行业的核心价值只有一个，那就是所提供的内容价值。我们看到，近些年互联网、新技术对出版产业的冲击，并不是要消灭收费的内容，而是改变内容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通过市场机制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并实现内容价值的最大化。”[4]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创始人沈浩波认为，“出版行业是一个深度内容行业，是一个知识的行业，一个心灵的行业，一个想象力的行业。从事这样一个行业需要定性。”[5]在知识服务时代，编辑出版人才的文化素质与出版技能、专业知识同等重要。与文史哲等学科侧重培养学生理论知识不同，编辑出版学在培养学生广博文化素质的同时，还应注重文化素质的产业运用，即结合实践，培养学生运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知识产品策划、生产和营销的能力。

二、编辑出版学通识素养教育的内涵及建构方向

1.通识素养的内涵

在传统出版产业主体三大板块即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中，高校编辑出版学培养的人才难以逾越专业出版的知识壁垒，但如果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则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领域均可进入。因而，强化人文素养的培育应该成为编辑出版学教育的重点。新兴互联网内容分发平台如阅文集团、中文在线、掌阅科技、咪咕阅读、沃阅读等，电子商务平台如亚马逊、当当、京东、苏宁等，知识问答平台如得到、悟空问答、知乎等，音频平台如喜马拉雅fm、蜻蜓fm等，大多以大众知识、听书、阅读市场为目标，因此，编辑出版学通识素养模块的建构应基本满足产业对大众知识产品生产与营销人才的需求。

编辑出版学通识素养模块的内涵应与大学通识教育一致，涵盖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个传统知识领域，这样才能引导学生阅览多元化的人类文明遗产，训练学生多方面的思维和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将来积极投入当代社会建设事业中，成为国家栋梁之材。通识教育所培养的人文素质恰好与以内容为核心价值的出版产业指向一致，因此本文所指通识素养理念来自当代大学倡导的通识教育理念，即通识教育的内涵。

通识教育在国内大学推行了二十多年，形成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种模式，其中又以复旦大学模式与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目标最为契合。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分为六大模块：（1）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
（2）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
（3）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4）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5）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
（6）艺术創作与审美体验。其目标是打破分门别类的学科壁垒，贯彻人类学问与知识的共同基础，传递科学与人文的精神，培养学生领悟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养成独立思考和探索的习惯[6]。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模块与目标是建立在雄厚的教育资源基础上的，虽然国内设置编辑出版学的高校未必拥有同等的资源，但复旦模式内涵应成为编辑出版学通识素养的标尺。

2.培养理念：适时而变、因材施教

基于产业发展的变化，知识服务时代编辑出版学培养目标应有所转换——从单一的应用型人才分化为两类培养目标，即创业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不同类型的培养目标要有不同的培养理念，应用型人才学界论述较多，笔者重点探讨创业型人才的培养。

从新媒体产业实践来看，知乎、得到、喜马拉雅fm、蜻蜓fm、掌阅、十点读书等公司快速崛起，知识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高校编辑出版学培养创业型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创业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不仅能够凝聚教师的教学导向，最大化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能为专业发展构建富有潜力的空间。因而，构建创业型人才培养机制应该成为编辑出版学在知识服务时代的焦点。

通识素养培育为大学生成长为创业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一般而言，大学毕业生五至十年内做的都是本行工作。十年以后，大多数人有机会升迁为单位的中层员工，其所承担的职务强调管理、沟通、协调功能，而非当年在学校所学的本行。又过十年，大概五十岁左右，某些升职当了经理、总经理，是做决策的人，不仅需要各方面的综合学识和能力，还要有伦理学、美学的素养，要对整个人类的文化、人类的使命有深刻的体悟，这些都是在大学时期修读通识教育时要加强与启发的。因此通识教育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实在至关重要[7]。由此可见，通识素养涵育创业型人才的根本在于其内容为经典性的人类知识，不受时间推移的影响。

三、编辑出版学通识素养培养与实践

1.在实践中培养通识素养

通识素养是当代高等教育的热点之一，对编辑出版学而言，更应注重通识素养培育与产业实践教学的结合，从而使毕业生不仅能掌握编辑出版技能，还能策划、运营相应内容产品，具备进入行业所需的技能和文化素养。

通识素养产业实践培养模式的设计原则，需要适应当下知识服务产业平台的闭合性特点，即“在未来，越来越多的渠道会变成平台，并形成强有力的商业生态闭环，平台既进行市场传播，又完成销售转化；
既销售产品，又收集需求；
既是产品的终点，又是产品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平台上的编辑、发行、营销已经深度融合，分不开了。渠道平台化的发展，使渠道有条件去满足读者个性化的需求，从而深度参与产品创作与生产，这将给传统出版流程带来深远的影响。”[4]因而，编辑出版学产业实践模式亦应涵盖内容生产、营销、分发全过程。笔者认为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块面。

（1）自办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

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平台受众广，界面友好，成本低，尤其适合培育学生的新媒体内容市场观念，鼓励学生投入新媒体内容创业实践。通过微信公众号策划、内容写作、排版、运营，可以全面锻炼学生的知识体系、知识产品市场意识与编辑出版应用技能。

（2）与出版社进行项目合作

产学研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因此可以通过小型项目合作，逐步构建学界与业界的合作路径。小型项目中，较容易操作的是人文社科图书网络营销，如出版社由于相对欠缺新媒体营销人员，可以提供具有市场销售前景的图书，由编辑出版学的师生组成项目团队，制定营销方案，制作营销视频和图文文件，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推广。

（3）与书店等机构进行项目合作

新媒体直达个人用户的媒介特征，使得传统出版业的图书发行功能弱化。《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年数据显示，我国出版图书已经超过50万种，这使得读者更需要图书推荐与选择。因而，无论是出版社还是网络书店、实体书店，图书的新媒体宣传营销极为关键。培养学生的新媒体图书宣传能力，除与出版社合作外，与人文社科书店的合作也是重要途径之一，这在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与合肥知名民营书店爱知书店的合作中已初步得以验证。

2.优化课程及相关安排，为通识素养培养提供保障

当下，编辑出版学通识素养模块的建构还不成熟，2019年最新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方案中虽然列有通识必修和通识选修模块，但设置的课程远远不能满足出版专业人才所要求的通识素养水平。因此，国内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应优化课程及相关安排，为编辑出版学中的通识素养培养提供保障。

（1）优化通识素养课程选修安排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成效显著，但大部分高校不具备实施完全通识教育模式的条件，存在师资不足和评价体系欠缺等问题。在设置编辑出版学的高校中，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68所高校在本科层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大多数分布在华北地区及华东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其中，“双一流”高校有18所，占26%[2]，地方特色高校和民办高校编辑出版学占据较大比例，在培养学生的通识素养方面存在困难。笔者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地方特色高校和民办高校可按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模式提供选修课程，以达到通识素养培育目标。

（2）推荐经典书目，开展阅读活动

向学生推荐阅读中外经典书籍，不仅具有灵活、低成本、易操作等优点，而且是培养编辑出版专业学生通识素养的便捷途径之一，其难点在于推荐书目的经典性、广泛性和科学性。笔者长期从事推荐书目研究，近年出于编辑出版学人才通识素养培育的需要，结合通识教育框架编撰了《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系通识教育推荐书目》。书目分为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入门读物与中国经典著作和西方经典著作三个板块，所涉及的经典著作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科学性，对培养学生通识素养有一定助力。

综上，知识服务方兴未艾，未来，随着内容升级的助推作用，提质增类还将進一步提升付费用户的数量及整个知识市场的行业规模，知识服务有望成为数字内容领域继资讯、文娱、游戏之后的第四大板块[8]。因此，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在强化媒介应用技术教育的同时，也应强化通识素养教育。只有在媒介应用技术和通识素养两大知识模块的助力下，高校编辑出版学才能在紧跟出版业转场的同时，实现自身教育范式的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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