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与思考(五篇)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与思考篇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由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改革的渐进性，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还很繁重。一方面政府还管着一些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行政许可事项比较多，存在宏观管理微观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些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却没有管好、没有管到位，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还比较薄弱，政府行政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还比较普遍。

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深化政府自身改革，这些年政府自身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差距还不小。大量民生热点问题的破解都亟须转变政府职能，如交通拥堵、就医难就医贵、择校热、社会保障欠缺等。

还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在提，但现在依然没有解决好，说明行政体制改革还不适应经济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核心观点】

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没什么可争论的，但做起来难。其中的原因，一是思想认识滞后，二是运行方式落后。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在信息公开和阳光运行方面存在认识片面等问题，比如，认为搞征求意见、民意测验、专家咨询、意见反馈会影响决策形成和实施的效率。有的干部总希望在群众面前保持一定的神秘感，认为神秘感和权威性是联系起来的；有的干部惧怕接受监督，不愿意把决策的过程公之于众。

其次，政府在阳光下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而现在一些地方缺乏配套的体制、机制，缺乏必要的组织架构。比如，开设市长热线和设立接待日，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发言人缺乏专业训练。

其实，现在百姓的很多诉求恰恰是我们党和政府正在做的或者研究的，但是由于沟通不畅带来不信任，带来矛盾，这是不应该的。

转变政府职能重要的一条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严格、规范和制度化的考核，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一，考核指标设计要与时俱进，保证考核工作的正确导向。要克服单一对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追求，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更加注重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考核方法要增强针对性，保证真实性。传统的考核往往是“小脚穿大鞋”或“大脚穿小鞋”，对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不同职务层次、不同级别干部的考核采取同一种方法、同一个尺度，同一套考核方案既考核主要领导，又考核副职，同时还考核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这样的考核难以真实地反映不同干部在自己所在岗位的业绩。

第三，建立和完善政绩成本的分析机制，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对干部的考核要进行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方面成本的分析，政绩的取得付出了多少成本、消耗了多少资源要有核算，以此来遏制不计成本、不顾当地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工程的浩大，严重损害当地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行为。

政府职能转变，必然牵涉到如何约束和监督政府，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各级人大的预算决算。当前，我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比重过大，在整个政府性收入当中占到40%以上，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过大，对政府财政稳定和可持续性有很大影响。

另外，行政经费、公务接待费等费用都应该在人大会议上公开，当然这些涉及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但要有这个意识。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人大批准的预算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方针政策、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如何确保政府在执行过程中不打折扣，这是政府职能转换很重要的方面。

官员必须转变观念，扫除“家长制”、“一言堂”作风，以及与改革开放格格不入的旧观念。必须强化官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同时，官员必须增强公仆意识，要增强政府和官员“花纳税人钱”的意识，增强服务意识。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与思考篇二

读《自由选择》有感 ——自由选择离不开政府

弗里德曼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强烈抨击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这与当时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离经叛道”的弗里德曼凭借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深刻体验，清醒地看到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危机，他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独到的经济见解，为维护真理而与他人争辩。

历史在经过数十年沉思之后，终于向弗里德曼折服了。他的货币主义理论与永久性收入理论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并被美国政府当作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由于他在实际经济中的伟大成功，他与凯恩斯并驾齐驱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自由选择》一书更是他理论的典型代表作，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

弗里德曼探讨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采取了与凯恩斯不同的方法，他不再具体研究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是将货币作为构成财富资产的一种。通过影响人们选择资产的种类来保存财富的因素来研究货币需求，实际上是资产需求理论在货币需求理论上的应用。在弗里德曼看来，货币是债券、股票、商品的替代品，货币需求是个人拥有的财富及其他资产相对于货币预期回报率的函数。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发展相对，认为价格和利息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称为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之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该学派的最典型代表人物正式弗里德曼。

严格来说，在经济思想史上，《自由选择》一书其实不是学术著作。他是在一个电视片的解说基础之上扩充而成，并与弗里德曼同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一起，作为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夫妻向公众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通俗读本。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这本书因此而贬值。相反，因为它使得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高深货币主义理论升华成自由主义诉求走向美国民间，从而直接推动了7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复兴。

尽管书名及数的开头所宣传的“将平行地论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很容易让带有“主义”眼光的人想到意识形态问题，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此书的主题是探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其最核心主旨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念念不能忘怀的“有限政府论”。

关于政府，历来有两个神话，：一个使人们相信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区别于经济人是为私人利益服务，因此政府官员应该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用弗里德曼在书中的话说，这是对“好人政府”的迷信；另一个是人们认为自由市场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即“市场失灵”，而政府的功能正好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的缺陷，尤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外部性以及促进平等方面，用弗里德曼的话讲，就是对“有效政府”的迷信。“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会使“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让受到影响的人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因为这样做费用太大；第三者被加强了不自愿的交易。

我们做任何事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对第三者产生一些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小或者受到影响得人距离我们多么遥远。结果咋看起来，似乎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正当的，都是亚当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允许的。但这纯粹是误解，政府的措施也会对第三者产生影响。“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不仅可以使“市场失灵”，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灵”。如果这种影响对市场交易是重要的话，那它对于政府采取的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多半也是重要的。私人活动对于第三者的影响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难以弄清给外界带来的损失或好处。在不容易弄清谁受到损失，谁得到好处而且损失、好处各有多大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自愿交易代替不自愿交易。

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是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了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

弗里德曼理论体系中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态度及其处理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和德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夜之间上涨一倍或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在巴西，195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0%；比上述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倒台和1976年阿根廷隆政府的倒台。回顾世界历史，每一个通货膨胀都是印刷机带来的现象。用弗里德曼理论来阐述：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弗里德曼说：“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例子：没有一场严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不伴随着大致相当的货币增长速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货币数量的急速增加，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意味着，人们原先持有的钱现在只能买到比原先少的东西。为了在手头积存足够的钱，能够购买从前那样多的东西，他们不能不节省开支，把一部分收入用来抵补这个差额。而政府增印纸币无异于对人们持有的货币征税。如果新增加的货币使物价上涨1%，那么每一个持有货币的人实际上缴纳了一笔税款，数额相对于他持有的货币总数的1%。他现在必须持有额外的纸币以达到同从前一样的购买力。这些额外的纸币同他口袋里或保险箱里的其他纸币都成为了税款的依据。因此通货膨胀自动提高了实际税率，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政府收入。

医治通货膨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弗里德曼认为，因为货币量的过度增加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因而降低货币增长率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政府必须有决心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控制货币量增长的速度。其次，因为高额的政府开支是造成货币过度增长的一个原因，所以减少政府开支是减少货币增长的另一个因素。否则当通货膨胀加速发展，对社会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带来大量的不公平和痛苦，最终会导致真正的公众意志会发展起来，对通货膨胀采取强制措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较高的失业率和缓慢的经济增长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较高的失业率；政府当局已安于或正在积极地促进较慢的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在结合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平均失业率也上升的实际经济形势得出，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并不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而是医治通货膨胀凑效时产生的副作用。

总结上述两部分经济现象，弗里德曼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政府发展的两个极端结果：“好人政府”的迷信和对“有效政府”的迷信，认为在平衡行为外部性的手段时反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积极作用；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起因于货币量的急剧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急速增加；放慢货币增长率是治理通货膨胀最为有效地方法，而政府能够决定货币的数量，因此政府是通货膨胀的制造者，也是治理通货膨胀的直接责任人。读完《自由选择》一书之后，给本来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是在有政府存在的市场里进行的一系列理性选择；理性人在市场中自由选择的同时政府设置的所谓的“选择障碍”也是有一定积极作用；将古典的经济学的无形手和凯恩斯主义治理经济的有形手同时运用到了实际的经济生产中。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与思考篇三

服务型政府有为且有效

徐隽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人民满意”、“服务型”，这两个关键词勾勒的政府形态，让人倍感亲切和振奋。亲切的是，这是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政府行政领域的体现；振奋的是，这是对过去管理型政府的超越。

这些年，有的地方政府热衷于修建政务服务中心，对公务员开展“微笑服务”培训，以为仅仅方便群众办事、改进服务态度就是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有的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铺摊子、上项目、给政策，把服务好企业、服从于gdp增长，作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全部要义；有的地方政府要么大包大揽、过度供给，对公共服务能否可持续考虑不够，要么不加分析、不予区别地将一些公共服务简单地推向市场，忽视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过程中的政府责任„„

简单化地认识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缺乏系统性、长效性、创新性思维，使一些地方在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时走入了误区。

究竟什么样的政府才是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首先，职能科学，公共服务职能成为政府的核心职能。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府该管的，如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绝不甩手推给市场、推给社会，做到不缺位；不该管的，如企事业经营、社会组织人事管理，绝不包揽干涉、横插一脚，做到不错位。同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须知，一个“有限”的政府，方能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结构优化，整合公共服务领域资源。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这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而且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同时，应该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唯有这样，才能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完善行政运行机制。须知，一个“有为”的政府，才能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再次，廉洁高效，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政府绩效管理。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必须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责任追求，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着力打造阳光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须知，一个“有效”的政府，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新期待。

服务型政府，有为还须对位。不作为和乱作为，人民都不可能满意。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与思考篇四

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在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正以前瞻的目光面向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不仅将为国内发展奠定基础，对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具有深远意义。温家宝在报告中指出，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夯实长远发展基础。我们把保增长与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加快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有望恢复性增长，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领域风险没有完全消除，各国刺激政策退出抉择艰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可能加剧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加上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等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中投资所占比重过大、一些地方“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产业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调整结构，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社会经济的高效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转型措施

措施一：继续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

①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用好技改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开发新产品和节能降耗。

 ②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推动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 ③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引导企业以品牌、标准、服务和效益为重点，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强化社会责任。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和诚信体系建设，努力把我国产品质量提高到新水平。

措施二：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国家的未来，必须抓住机遇，明确重点，有所作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物联网的研发应用。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

措施三：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o ①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抓紧修订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加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服务网络和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②继续落实财政对中小企业支持政策。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内技术改造专项投资要覆盖中小企业，地方政府也要加大投入。

 ③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鼓励建立小企

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措施四：加快发展服务业。

①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工业设计、商务、节能环保服务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有机融合。

 ②大力发展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社区服务等面向民生的服

务业，加快发展旅游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

 ③农村服务业基础薄弱、发展潜力大，要加快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

技信息和金融服务为主体的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

 ④加快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进一步

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逐步实现国家鼓励类服务业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与工业基本同价。

措施五：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

①要以工业、交通、建筑为重点，大力推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 ②要加强环境保护。积极推进重点流域区域环境治理及城镇污水垃圾处

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等工作。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与思考篇五

人民日报:经济转型离不开“有为政府” 全世界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要把政府和市场关系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视角，提供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解读。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对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发展都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二战之后，不少国家摆脱了殖民半殖民状态，开始追求现代化，希望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而，至今只有两个经济体完成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跃进，一个是我国台湾，一个是韩国；只有13个经济体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提升，亚洲也只有日本与“四小龙”。全世界发展中经济体多达180多个，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历史地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始终是一国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基础。如果发展中经济体利用好后发优势，可以加速赶超、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二战后的所谓“结构主义”的发展理念泛滥，众多发展中经济体高度强调政府在推进重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结果经济绩效非常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思潮又被新自由主义代替，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让政府完全撒手不管。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增速更慢、危机更多甚至经济崩溃。

前面列举的几个成功例子都有共同特点，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依靠了有效的市场、政府也积极有为。有效的市场必须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必须有竞争力，必须有比较优势。如何形成比较优势？企业家对于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偏好，是自发的，需要有效的价格信号作为前提，只有在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之下才能形成，这也就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上层建筑也必须随之改进；此外，包括外部风险的平衡，不是个别企业家所能完成的，同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

有为的政府，对于转型国家尤为重要。这是由于，转型国家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需要政府来促进就业、关注民生、稳定社会。资金、资源如何避免盲目性，制度如何完善，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支持。所以，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甩手不管，更不会自然而然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推行的就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比如双轨制，既让市场发挥作用，也让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完善上层建筑，这也正是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5倍的关键性因素。

往前看，要应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解决好一些领域的垄断、寻租甚至腐败，既要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消除各种扭曲市场的保护、补贴、行政垄断，另一方面要依靠有形之手，因势利导，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环境，解决外部性等改革开放中累积的矛盾。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就一定会延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也一定会实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6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