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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意义篇一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一笔伟大的文化财富，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他作为城市的集体记忆，见证了城市的历史文明，是城市历史的一种延续，它像是一条纽带，将城市的过去、现在、将来串联起来，使得城市的传统文化、民族特色得以延续。

然而在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常以城市历史人文景观的丧失为代价，近年来，人们在经济上大获成功的同时，正日益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底蕴的城市就如没有灵魂与精神的生命体，是不健全的。因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许多城市的共识，但在当前保护工作中、观念上的含糊与行动中的种种误区又使得保护工作举步维艰，甚至适得其反，造成对城市历史街区的开发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并存，使得保护工作陷于一种两难之境。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刻不容缓。

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种全民性质的工作，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需遵循四个基本条件：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以及可持续性。

原真性。联合国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所提倡的标准是原封不动的保存，即冻结保存。历史文化遗产首先要保证是真实的历史原物，要保留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和面貌。在后期的整治中尽力做到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修旧如旧”原则，修补要用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以求达到还原其本来的历史面目，使遗产能够“延年益寿”。

整体性。一个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环境一同存在的。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其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要保护其整体性的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环境。对于历史的街区和古城，要保留其整体的格局特征，还应包含其文化内涵和形成的要素。

可读性。历史遗物均要留下历史的印痕，我们可以直接读它的“历史年轮”，可读性即使在历史的遗存上应该读出它的历史，就是要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痕迹，不能按现代人的想法去抹杀它，大片拆迁和大片重建就不符合可读性的原则。

可持续性。可持续性表现在保护历史遗存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保护古城不仅是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遗存，重要的是留下城市的历史传统，建筑精华，保护这些历史文化的载体，从中可以滋养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和城市。可持续性还表现在协调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首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以继续原有使用方式为最佳，也可为博物馆等，作为景点要慎重，防止破坏。

以下具体阐述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

1、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街区，又称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地段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1977年12月，《马丘比丘宪章》提出在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实体予以保护的同时，还要保护城市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允许出现新的建筑物，但风貌上不与原有特征抵触，新建筑的加人是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过程。

历史街区的保护界限划定必须与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土地使用规划相结合，在总体规划层 面对保护进行限定，使保护扩大到整个城市。应遵循以下原则：

1、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划定应符合历史真实性、生活延续性及风貌完整性原则；

2、范围划定要考虑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实施环境整治，特别是政策实施的便捷性，规模不宜过小；

3、考虑保护管理的可操作性，保护层次设置不宜过多。

4、历史街区保护界线的划定应按下列要求进行定位：

文物古迹或历史建筑的现状用地边界；

在街道、广场、河流等处视线所及范围内的建筑物用地边界或外观界面；

构成历史风貌的自然景观边界。

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范围的划定

平江历史街区位于苏州古城东北角，是苏州古城内保存较为完整、具有典型苏州传统格局、水乡风貌特色和文物古迹相对集中的、以居住为主的街区。该街区反映了明清时期的特征，有较完善的历史环境、事件，保护强调外部整体环境风貌，内容上，不仅要保护物质形体，还要保护历史文化内涵，如民风民俗、传统商业、手工业；空间上，不仅要保护历史街区本身，还要保护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景观环境，以及绿化、水体等划定保护范围。

第一级：沿街沿河风貌保护地段

一纵四横，五条河路两侧一至两进范围内地带。保护范围面积为8．68公顷。这类地区基本的保护原则是：

 普遍保护沿街沿河风貌。以沿街沿河为平江历史街区重点保护地段，严格控制沿街沿河的建设活动，尽量保持原有的建筑形式和风貌，并对不符合风貌要求的违章乱搭建的建筑和设施以及一些物件整治和清理。

 保护整体空间环境。以沿街沿河室外空间环境为重点，保护历史街区室外环境设施，包括桥、栏杆、河驳岸、水埠、船鼻子、古井、铺地和古树名木绿化等。整治和清理不符合风貌要求的设施，特别注意其空间环境的传统氛围的保护。

 逐步改善居住环境。改善居民室内设施，在满足风貌要求的前提下，使居民室内设施现代化，重点为居民的卫生环境设施。解决居民的卫生设施和保护区的污水排放和处理，确保河水的洁净。第二级：平江历史街区

指平江街区内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沿河沿路建筑，古宅院、庙、观、祠堂、园林等，这一级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范围面积为23．83公顷。这类地区风貌已有一定程度的损坏，部分民居已修建或改建，但该地区传统街巷和民居相对较为集中、连片，其中许多属历史保护建筑。

这类地区的保护整治有两个层面的要求：

 从风貌层面上。首先要求恢复原有立面风格(包括第五立面——屋顶的形式)，其次要注意与14处文物、古建筑风貌的协调；

 从生活设施改善层面上。要注意改善民居的内部环境以求适应现代化的生活要求，同时还须注意通过协调、维持其原有生活氛围和旧的邻里关系。第三级：平江历史风貌保护区

这一级保护区包含了整个平江街区。保护范围面积为42．94公顷。

平江街区内既有具有传统水乡民居的特色地区，又有与历史街区特色不相符的地区，对历史街区的风貌有极大的影响，如振亚丝织厂、染织二厂等工厂及仓库，同时又有一定的规模，对于这类地区逐步通过功能置换重新开发，要求其在建筑形式、风格上与原有风貌相协调，功能上应与历史街区的文化性质相吻合。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意义篇二

浅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奚宇，1110758 自19世纪以来的多场战争和猖獗的文物盗卖行为，已使得人类文化遗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虽自1972年世界遗产巴黎公约以来，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了加强并日益引发人们强烈的关注，但前者尚未得到解决，新问题却接踵而至。

相应的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也遭受了巨大的搓折，文化大革命中的对传统文化不公正的批判导致了大量文物惨遭破坏；而改革开放以后，以gdp为第一的主义的盛行和城市化进程更是使得一大批文化遗产蒙难；自近十年以来，文化产业的提出，使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更是屡屡见诸报端，大部分文化遗产遭到了掠夺性的开发。

目前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以下几类问题：

1)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法律法规欠缺或者是与现实差距较大，标准模糊。由于我国对文物保护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不健全；而一些法律没跟上时代的变化，逐渐失去效用。因此，应当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

2)盲目挖掘和破坏性的修复。随着改革开发以来的经济发展，考古挖掘也越来越热。各地纷纷着手，但一些挖掘计划不严密，评审不科学，使得文物在历经千年的沧桑后毁于一旦。受限于当今的科学条件的限制，一些原本应该留待后人的项目早早上马，很多文物一出土便消失了，造成了难

以估量的损失。而与之相应的则是破坏性的修复，现在一些文物景点尤其是古建筑群，为了吸引游客，将旧物毁去，依原样建了一个新的，这样“以新换旧”。

3)过度开发和管理混乱。现如今，国家提出了文化产业论，各地纷纷将自己的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景点来打造。这原本无可厚非，用市场化来为文物保护提供资金，可以减轻国民负担。但目前由于职能划分不明确，监管的缺乏使得大多数著名文化遗产遭到了掠夺式的开发导致了许多问题。如每日游客量过载；景区内三废过多；管理混乱，服务质量差等等。著名的国家景区嵩山遭遇摘牌危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三皇寨禅院毁树建房招致争议，到十方禅院收钱算命游客大呼上当；从港中旅入主嵩山景区引发“上市”揣测，再到世界小姐在少林景区大秀身材……少林寺的一系列行为使得少林寺作为文化遗产的名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接下来，则是国外的文物保护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法国文化部遗产司戈万先生认为，要说法国在遗产保护政策上的特点，那就是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1913年12月31日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1913年法”至今规定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申请保护的行政程序、享受的税收优惠等，这部法律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

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

印度文保部门对文物的抢救和修复工作一贯秉承他们在1932年的原则，即“对古建筑残迹的修复，不论多么简单，第一责任不是修旧如新，而是保护残迹”，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原物。

印度在文物保护，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的保护和维修上相当成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一、多方参与筹措经费。

首先，建立国家文化基金会。国内外团体和公众在免税的情况下，通过基金会对特定或普遍的项目提供资金或捐赠。其次，鼓励本国私人企业参与保护和修复工作。最后，寻求国际合作。自1977年以来，印度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积极支持者，并与一些国际机构紧密合作。

二、先进的专业技术人才。

印度有着一支技术比较先进的文物保存和修复队伍。早在1917年，“印度考古研究所”就设有一个化学处理处，负责博物馆展品和其他文物的化学处理和保存工作，分析研究古迹的材料来源和和古迹损坏的原因，从而发现改善和保存它们的方法。经过他们的努力，印度考古界成功地应对了不同情况下不同原因造成的问题。

三、广大民众的支持。

“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这是印度文物界对外宣传的一句口号。印度决定每年的11月19至25日为“世界遗产周”，每到此时，印度文物考古界就大力进行文保宣传，提高民众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识。近年来，民众文物保护意识在逐渐提高。在印度各地参观时发现，这里基本上没有在古迹上乱涂乱刻的现象。印度的古迹一般面积都比较大，但除了少量经允许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和食品店之外，没有店铺泛滥的情况。

在墨西哥，古代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认同、主权和凝聚全体国民的基本要素之一，保护和传播古文化遗产是国家的责任。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和属下的文物保护单位，所需经费由国家出资，不靠门票收入。一些古迹区和博物馆一个特点，就是门票便宜和各种优惠措施。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文物保护工作中做到“三个结合”。一是保护文物与扶贫结合。大多数文物古迹都位处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把文物保护工程同扶贫项目结合起来，吸收文物古迹所在地居民参加文物古遗保护工作，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带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二是保护文物与合理利用结合。以保护文物为前提，开发以古文物遗址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充分发挥古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同时促进旅游业发展。三是国家为主与公众结合。搞好文物保护，公众参与是一个重要方面。保护文物的观念在墨西哥公众中有比较广泛和深厚的基础。墨西哥有很多公众自发成立的保护文物古迹的组织和文物保护志愿者。

我们可以从上述国家中借鉴很多，下面则是我的一些想法。

文化遗产是祖先留下来的，它是全民所有的，人们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去享受，它不应在市场化过程变成少数人的赢利工具。文化遗产市场化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作贡献，减少财政上的压力。

我认为有两种模式可以作为参考:

一． 西湖模式：西湖身处繁华的杭州城中，每日游客络绎不绝，也是杭州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西湖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景点，却是没有门票的，但景区赢利很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西湖景区转变思路，从收取门票费向以周边服务业为赢利来源，从而做到景区与游客共赢的局面。这种模式适用于位于大城市繁华地段的景点，以服务业来赢利。

二． 门票模式：由于不少景点所处位置偏僻，平时游客少，而节假日景区超载运行，不得不以门票作为收入来源。这些景点应公布财务详情，确保景区的收入是用来使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应公布门票收费的详情，使游客的每一分钱都花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一点是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和服务水

平，确保游客看的舒心。

中国的文物保护全民意识淡薄，民众的欣赏能力也较差。由于一些文物需要一定的知识来欣赏，很多民众参观时难以深入了解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沉淀；另外一面国人保护意识淡薄，常有些人任意涂鸦刻画，使文物遭受损害。应此，应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和相应活动的开展，提升国民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做到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参与。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意义篇三

中国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最古老历史文物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唯一的有着5000年文明长河而不曾中断的国家。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殷墟的甲骨，商周的青铜器，绵延万里的长城，气势恢弘的秦始皇兵马俑，唐墓的壁画，皖南的民居„„这些先人的遗泽构成了我们这个古国独特而灿烂的文明景观。

中华民族的祖先留下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向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养育这个民族的文化土壤，文物不仅是文明的佐证，更是传承中的载体。

但是在中国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有饱受磨难不堪回首的岁月，圆明园被毁，丝绸之路大量文物被劫，众多国宝流失海外，等等。而今全国各地的各种文物被盗窃，盗掘，走私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些都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遗脉面临着危机，抢救和保护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面对数量极多，亟待保护的文物，如何把有限定人力和物力及时的，有效地，并首先的投入到抢救那些濒临损毁和消失的孤品，珍品上去，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

中国文化遗产的现状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思考，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开发程度也快速增加了，但是同时在开发过程中引发了诸多问题。本身遗产保存到现在已是不易，但人为的过度开发反而加剧了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所以首先要关注的是文化遗产的现状。

经济建设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到处存在。既不能以牺牲珍贵文物为代价，换取旅游业的发展，也不能因为保护而拒游客于门外。为此重申“中国原则”，即以“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准则。对石窟文化的保护，初步解决了游客拥挤对壁画、彩塑的潜在威胁，加强了对风沙侵蚀危害的防范，但仍然面临许多社会和自然环境问题。古城遗址的发现，涉及对古环境反演的科学问题。利用考古发掘的丰富信息，联系古自然环境变化和人文影响、物质传播的大背景，可能有助于开豁诠释、论证古代文明和古文化的新思路。破解中原许多古城遗址之谜，也需要从重建、虚拟古环境着手。古建筑的修复或重建，既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也要考虑适应现代环境与生态功能，适度采用现代新工艺和新材料。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运用环境遥感监测技术，不乏成功先例。

但是文物安全形势严峻。目前文物非法盗掘、走私非常严峻，特别是文物犯罪集团，犯罪分子目前是集团化、智能化、暴力化，所谓集团化，他们不叫盗了，他们说谁去取文物、谁去藏文物、谁去销文物，一条龙，而且速度非常快。

因此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不得不令人担忧。从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项社会性和专业性都非常强的事业，但是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和专业技术都非常薄弱，从发展现状分析，面对新的挑战，出现许多应对危机。

策略危机。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在如何协调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的认识上不完善，在狭隘的地方，部门，小团体甚至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在制定政府策略时本末倒置，导致出现了许多旅游发展过头，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丧失，居民利益受

损等结果。

管理危机。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管理职能部门不清，中央部门管理和地方政府管理权限重叠，各个部门之间权责不明，由此产生很多矛盾。

规划危机。主要表现在传统的保护规划偏重宏观控制，缺乏操作性，缺乏和管理手段的衔接，缺乏进一步实施的具体技术指导。

技术危机。主要表现在缺乏对适合各种风格和类型的建筑的维护，修复，整治的技术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画蛇添足，修就如新的案例，甚至出现大量假古董。

因此，在这个同时充满了生机和危机的时期，在不可能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的情况下，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尤为重要。

随着21世纪伊始，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上个世纪末，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民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封建糟粕”，“落后”，“现代城市的疮疤”的全盘否定和发展与保护的辩证认识阶段，终于非常艰难地迎来了一个孕育着蓬勃生机的春天:价值观念逐渐统一，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保护类型渐趋多样，保护实践愈加具体，出现了不同的保护与利用的模式，如平遥和丽江古城，江南古镇，上海新天地地段，宁波月湖地段等。它是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腾飞，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政府对人民利益的重视，有识之士们的呼吁等等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和历史文化遗产相关的各种利用目标，操作观念，管理策略，技术水平等参差不一，良莠不齐的时期，现在正处于“双赢”或“双输”的十字路口，其实除了非常显性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输”和“赢”，历史文化遗产还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则很难用这些词来衡量了。（1）

从国家支持的角度，应该说文化遗产保护目前国家从立法方面非常重视，文物保护法通过之后，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国家就通过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这在历史上很少有的。现在又通过了长征保护条例，就为一项文物保护，国家专门立法，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资金几乎每年都要翻番，增长的速度可能在文化领域最快。但是即使这样，我们看到很多地区的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在迅速的消失，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几年立法的速度明显加快，02年新的文物保护法正式公布实施，七个月以后文物保护法的实施条例温家宝总理签发正式执行。从那以后，一批文物保护法规每年大约十项左右的速度在增长，目前已经有四五十项了，包括文物保护工程的、博物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有考古等方面的文物法规，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各地的文物保护法规也在逐步的健全起来。最近国务院又公布了长城保护条例，还要发布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保护。文物调查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设，软件和应用的技术建设已经在全国逐渐的铺开了。全国馆藏文物的保护状况调查已经完成了，究竟那些需要进行抢救性的保护，那些是预防性的保护，这项工作已经结束了。每一件器物目前的保存状态得到了记录，陶瓷类的、纸质的、纺织品类的、金属类的等等。

在人才培养和科技信息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开展了岗位培训，连续四年进行培训，在行业上对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进行培训。还有举办各类的培训班，还开展了联合办学，特别是开展了中外合作培训，在这个方面最近有一些进展，特别是国际古迹理事会第一个中心设立在中国西安。在科学技术保护方面，我们现在做了两项重大科学的研究，一项叫指南针计划，就是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一个国家课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商周断代中国文化起源的研究。

对文物保护要建立起长效机制，面对工程建设、环境污染、文物犯罪三大破坏文化遗产的因素来有针对性的加强文物安全的保护，首先博物馆的建设使一批文物珍品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条件，同时对各地的博物馆文物进行风险达标的评审工作，并对文物破坏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查出，每年列一批国家级的文物破坏案件进行查出。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说这几年进展比较顺利，比如说2003年明孝陵、明十三陵进入世界遗产，沈阳的故宫等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和第十五届国际古迹理事会会议分别在中国召开。今年非常明显，比如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自见证国家文物局和有关国家签订了两国文物保护方面的双边协议，这是过去很难得的，国际社会纷纷希望在这个方面加强跟中国的合作。再有考古资料抢救、整理工作步伐加快，考古界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每当考古工作结束之后，要出版考古报告。

后文物遗产的保护设想和展望。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在迈向现代化，认为越是现代化，人们对于历史文化方面的追求就会越来越突出，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一起构成了人们衡量城市文化品位优劣的重要标准。那么首先我认为就是要调整我们对于城市，特别是历史性城市的建设思路，来缓解我们在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比如说通过区域规划来使我们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压力缓解。比如说通过北京地区的规划，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比如说北京第二国际机场的选址等等，这些都对北京城市保护是一个很好的带动。（2）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从整体利益出发，遗产保护与利用之间不止存在矛盾，双方实际上存在一致性。遗产保护工作进行的好，遗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才会持久，旅游事业才能得以持续发展；旅游业的繁荣也能促进遗产的保护和新生。丽江粑旅游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古城修复和文化保护，许多濒临失传的纳西族文化如纳西古乐，东巴歌舞等在旅游大潮的促动下开始复活，打铜，制陶，民族服饰等传统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生而成为一个产业。关键在于认清遗产本质，合理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管理体制。

保护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每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应尽的责任。由于将世界遗产等同于一般的商品资源，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管理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世界遗产正因为“商业化，城市化，人工化”等错位开发而在生态环境，历史风貌等多方面受到破坏。为此，人们必须站在保存人类文明，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上，认清遗产本质，合理遗产的产业布局，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并由国家成立专门的世界遗产管理机构，制定相应法律，完善管理体制，才能正确处理目前存在的保护和利用的矛盾并使中国的文化遗产得以永续利用。

（1）邵甬 阮仪三

《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发展的启示》

（2）《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展望》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意义篇四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外宣意义

09012117周桐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遗产受到社会转型的猛烈冲击，有的正面临消亡。许多民族国家在文化上逐渐丧失自主、迷失身份，成为精神世界的“游荡者”。只有识别分析文化遗产，探寻其文化信息和意义底蕴，才能不断强化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才能吐故纳新，铸造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支撑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科学地实施文化遗产保护，是现代化国家张扬民族精神，独立自主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的文化诉求。

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遗产是先人创造的沉积与结晶，镌刻着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生命的密码，蕴涵着民族特有的精神机制、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人之为人，人类的本质规定性及其体现，就在于以其创造性实践，建设一个文化世界。在某个当下看文化，就是审视以往文化形成的某一群体的“文化遗产”，即某种活态的文化模式。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信息资料库，是展示人类文明的卷轴。

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包含未来发展趋势的某种启示。保护文化遗产，在文化意义上体现着人类对主体性、主体间性与历史性的自觉。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前进，从而严重冲击着文化遗产的保存。传统社会的现代性转变造成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尖锐矛盾，经济全球化掣肘文化多样性的共存共荣。但是，现代性自觉也促进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大会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直接的全球行动。这个文件把世界遗产分为自然的和文化的两大类。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从历史、艺术、科学或审美、人种学、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各类文物、建筑群、遗址。自然遗产，是指各类从审美、科学、保护的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自然面貌、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分为受威胁的动植物生态区和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自然遗产也具有充分的文化意义，可以视为广义的文化遗产。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狭义的文化遗产又分为两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后者则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1987年，长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和敦煌莫高窟首次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同年，泰山风景名胜区被推选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1992年，九寨沟、武陵源、黄龙名胜风景区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1996年，庐山被评为世界文化景观；2001年，昆曲首次被联合国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这些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受到世界的公认和盛赞。其中，莫高窟取得“东方艺术明珠”之称，九寨沟被誉为“童话世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有“世界第八奇迹”之誉，昆曲被认为是中国“百戏之祖、百戏之师”。2004年7月，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苏州举行，当时中国拥有30处世界遗产，在西班牙、意大利之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前三名国家。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共有37项世界遗产代表作。其中，文化遗产有23项、自然遗产5项、文化与自然遗产4项、文化景观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第一，国家高度重视。2006年2月8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通知》。第二，全民初步趋向共识。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日”。第三，组织机构已经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已于今年9月14日挂牌正式成立。第四，专门法律正在酝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经列入2007年立法规划。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展开，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专业人士和民众积极努力下，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项稳健发展的事业。相应地，加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对外宣传，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对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利于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激扬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独特的风景线。其绵延五千年，博大精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极为灿烂的文化，为世界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在体育文化方面，古希腊和西方文化孕育了奥林匹克运动，而中国传统体育竞技健身运动像太极拳、武术、杂技、“蹴鞠”、“博克”，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哲学化的体育竞技和理念、以和为贵的伦理观、刚健自强的人生信条。正是这样的文化遗产加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体育史上的地位。正是凭借这样的精神财富，中国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才有取胜的王牌。

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据前不久文化部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近40万处，可移动馆藏文物2000多万件，全国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2处，103座历史文化名城。这些文化遗产体现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和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树立起中华民族奋发有为的世代风范。

通过保护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回溯祖先的智慧和创造力，考察中华文明的历史与前途，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与时俱进的紧迫感，振奋民族意志，激扬民族精神。对外宣传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就是展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绵长的文化创造，展示我们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在世界上高扬中国人的精神旗帜。

对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利于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社会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这是在科学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机制双重作用下人类进步的表现。但是，现代化和全球化也并非通向完美的世界大同，它最初宣扬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谋求西化世界体系，这里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传统”和“现代”互不相关，截然对立；社会总体发展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道路向现代化演进；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加速前进；西方发达国家是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其历史经验展现了通往现代性之路。1

在实践中，西方强势文化在其经济实力的推动下，日益向外扩张，进逼弱势文化，向落后国家渗透价值观，播撒种族文化优胜论，歪曲科学的历史观和发展观。

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的保存、整理和检录、分析，总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生命延续活力和方式，比较各种文化模式的特点、向度和功能，就能够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坐标中，给予它们合理定位，促进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和相互学习借鉴，倡导一种多元共进、和谐发展的文化观念和文明关系。

以文化底蕴而论，国际上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们从民族主义的意义上认识文化遗产，把文化遗产与民族国家、民族身份紧密结合，文化遗产成为政治认同的表现形式之一。第二个阶段，人们开始超越民族性、民族认同的立场，调整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全球主义的关系，并向世界性、全人类文化遗产的认识转变。第三个阶段，在认识到文化中心主义的学理缺陷和实践危害之后，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人们认识到，不管一种文化有怎样的特质，它必然会有某些人类共享的成分。产生于不同文化和社会体制历史中的多样文化，是启迪人们的思想，促进文明发展的重要源泉。

文化模式决定了各民族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发展道路为文化多样性所体现。文化多样性在现代社会中彰显为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因此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据。这种深刻历史文化根据，体现在现存的文化遗产方面。保护文化遗产，就是链接本民族的发展路径，展示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对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也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文化样式的特色所在。在中国，这就落脚在通过对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与和平发展的文化底蕴。

对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利于展示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历史文明的符号载体，是其原生时代人类活动的客观记载，具有稀缺性、唯一性、不可再生性。文化遗产必须得到有效保护，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然而，为发展经济而漠视甚至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却屡屡发生。

《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中，无根的增长(rootless??growth，即毁灭文化，降低了人们生活质量的经济增长)和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即造成资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经济增长）就是对不顾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一味以牺牲环境（历史人文环境）降低人们生活质量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的批评。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如何与经济的发展相协调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中国较早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加强了保护和收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形成了从以文物保护为中心（后增添了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重要内容），再转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多层次体系。目前，中国正着力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包括技术、法制等方面的一整套措施，其宗旨在于处理好历史与发展的关系。

文化遗产最为有价值的遗留是它的活动主体与表达方式同时存在，人们可以直观地、统一地看到一个文化生命现象——一个活着的文化。人们可以通过与传承者对话、交流、参与、体验、学习等来理解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从中得到真切的感受、教育和感悟。

“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在于与现实生命的思维性沟通。”2这就是在理想状况下文化遗产业的基本社会功能，也是我们必须对其真确性加以保护的意义所在。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为了使人类的生活更加幸福，使人类创造出更多、更高级的文明。这也是中国当前倡导科学发展观应有之义。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要正确估计文化遗产自然损毁程度，正确测算环境的合理承载能力，正确评估发掘文化遗产的技术要求，有计划地、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使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以此具体地对外宣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可以把我们这样的科学发展观直观地展示于世界。

对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利于展示中国和谐的民族与国际关系

文化相对稳定的存在形态是文化模式，文化模式的主体则是某个特定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可以折射为文化关系。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可以再现中国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从而体现中国多民族的且与国际不可分割的文化渊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榜上有名。前者分布在中亚、南亚、西亚、北非19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东西方乐舞文化交流的结晶，它记录和印证了不同人群乐舞文化间相互传播、交融的历史。“蒙古族长调民歌”承载着蒙古民族的历史，是蒙古民族生产生活和精神性格的标志性展示。作为现存的跨境分布的文化形式，是中国首次与外国联合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是中蒙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目前，中亚五国已表示愿意将“丝绸之路”作为联合申报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丝绸之路”东起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在中国境内有4000多公里，西经南亚、中亚直达欧洲，总长达7000多公里，是沟通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把古代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沿着这条通道，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传到西方，西方的数学、医药和天文学传入中国。对于这样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应该加强保护，“丝绸之路”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应是当之无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官员也说，对于人类有普遍意义的世界遗产应是超越国界的。

通过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沟通了解与合作信任，是对外宣传的一项重要职责。对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项任务。几年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展了“感知中国”主题活动，将中国大量的优秀文化艺术、文化遗产介绍给了世界各国公众。这其中包括中国最珍贵的文物，如乐器编钟、青州石刻、青铜器艺术，还有中国的京剧服饰、民族服装服饰、工艺美术等传统艺术，以及从功夫、戏剧、音乐、舞蹈、杂技到社火等表演艺术。“少林功夫”、“云南映象”、“内蒙古无伴奏合唱”、“历代民族服装服饰”等著名节目，都参加过“感知中国”主题活动。这既展示了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又促进了国际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和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m]，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