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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快递的发展历程简述篇一

保价作为快递公司降低风险和减少理赔纠纷的重要制度,由于自身存在的一系列缺陷而导致受众度不高,尤其是2012年12月31日通过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取消了对未保价快件赔偿限额的规定,把保价制度置于尴尬的地位。但是,快递新规的实施仍有难度,快递理赔程序仍需要保价制度予以简化,保价制度仍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应从统一保价费率标准、提升保价服务质量、加强监管等各方面同时入手来完善保价制度。

论文关键词 民营快递 保价 合理性

上世纪80年代,快递产业进入我国,并以其方便快捷的服务逐步融入民众的生活。近几年来,随着网络购物、电视购物的风靡,民众对快递的需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节假日各大网站推出各种促销活动致使快递量激增以致爆仓,但随之而来的收费不合理、物品丢失、损坏等问题也日渐凸显。快递员在高峰期往往忙碌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不少快递员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往往忽视了工作的质量,有的在收件时没有开包检查,有的将快件随意摆放不予看管,有的派送快件时直接将其余快递丢在车上。收件、运输、派件的每一个环节稍有疏忽就会出现货物毁损、丢失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快递理赔纠纷。面临快递费几十甚至上百倍的高额的赔偿金,保价成为快递公司规避风险的重要方式。

一、我国民营快递保价制度现状分析

(一)我国当前民营快递保价制度基本情况

保价是一种加收费用并以消费者自愿选择为原则的快递服务,费用往往按保价金额比例收取,针对保价的快件,快递公司结合保价金额和损失比例进行赔偿,而未保价的快件往往以不超过邮费三倍的金额进行赔偿。这对于未保价的消费者而言简直就是霸王条款,更是对消费者赔偿请求权的践踏!令人欣慰的是,2012年12月31日通过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快递新规)对于2008年出台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中对于未保价物品以邮费三倍作为赔偿限额的规定进行了修改,明文规定了快递企业应按照与用户的约定进行赔偿,没有约定且未保价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赔偿.这意味着对于没有事先约定赔偿事项的未保价快件,如果双方对赔偿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需按照交付或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然而,在今年3月1日快递新规实施后,各快递公司并没有取消快递详情单背后格式条款中关于未保价货物按邮费倍数作为赔偿限额的规定。显然,这属于《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格式合同无效的情形。快递公司对于《合同法》和快递新规相关规定的熟视无睹不免让我们担心他们对于未保价货物不会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赔偿,相比之下保价仍是目前更好的选择。

(二)保价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从快递行业的发展来看,目前快递新规的实施仍有难度。一方面,对于未保价快件毁损、丢失的赔偿金额按照交付或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一旦货物信息不准确仍会引发纠纷,货物的市场价格以及赔偿比例的确定双方也很难达成一致。如果取消保价制度,会引发更多快递理赔纠纷,如此一来,消费者要么嫌麻烦放弃维权,要么寻求维权部门的帮助或者诉诸法院,消费者权益受损以及浪费行政、司法资源的状况仍无法改善。另一方面,快递保价制度本是快递公司规避风险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对于贵重物品的赔偿,如果取消保价制度,那么快递公司为了减少风险只能对运输快件的货物进行更严格的限制,消费者邮寄不了贵重物品,快递公司也无法将市场扩展到这类消费者,这对于消费者和快递公司来说都是一项损失。

保价制度既能方便消费者维权,避免快递丢失、损坏后消费者由于维权手续繁杂而自认倒霉,又为快递公司减少了风险,同时还减少维权机构调查市价的工作,提高了维权机构的工作效率,有效地节约了行政、司法机关资源。可见,快递行业中的保价制度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二、保价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缺陷

目前,民营快递中的快递保价在我国消费者中受众度并不高,这还得从保价制度实行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说起:

(一)消费者对快递保价制度不熟悉

快递行业相关制度不仅需要通过媒体、网络进行宣传,也需要与客户联系最密切的快递员的宣传。然而,在我国民营快递行业中,快递员的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快递企业入行门槛非常低,只要应聘者有交通工具即可上岗,尤其是在高峰期快递公司急需快递员时,往往只要求应征者持证件并缴纳一定押金即可。而对于快递员的专业培训也是草草了之,这对导致快递员没有真正按照快递公司的规定提供合格的服务!

消费者在寄件时,不少快递员图方便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既不提醒消费者注意快递单背后的格式条款内容,也没有询问对方是否保价,这就导致消费者对快递行业中的保价制度十分陌生。

(二)快递保价收取费用标准不一

我国民营快递没有对保价费率做出统一的规定,不少消费者都是在寄件时临时了解保价费率后没有做出充分的思考就仓促做出不保价的决定。目前我国顺丰快递的保价费率为千分之五,申通、中通、圆通、韵达的保价费率均为百分之三。这意味着一件价值1000元的快件在大多数快递公司的保价就到达30元,超过了一般的快递费,更别说价值更高的贵重物品。面临高昂的保价费,不少消费者选择了不保价或者降低了保价金额,这让他们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且保价金额由寄件人自己填写,保价与市价是否相符也值得商榷。

(三)消费者对保价仍有顾虑

快递行业入行门槛低导致行业中出现监守自盗的情况,这就导致消费者对快递员的不信任。目前,不少消费者认为保价金额写在快递单正面会让分拣、运输人员看到物品价值,尤其对于贵重物品他们可能起歹心据为己有,况且近来手机变砖头的事时有发生。

此外,针对贵重物品的赔偿,不少消费者即使保价也未必如愿获赔。由于保价金额是由消费者自己填写,快递公司事先没有对快件进行价值评估,因此,如果理赔金额过高,有的快递公司会以保价信息不准确等各种理由拒绝理赔。

(四)快递员对特殊物品缺乏估价能力

对于需要辨认真假比如玉器这类货物,快递员很难辨别,这也就给了诈骗分子可趁之机。如果快递公司对这类货物一律按照保价金额赔偿,损失费用可想而知,而在每个收件处配备估值保价人显然成本太高。

四、完善保价制度的必要措施

虽然保价制度在过去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保价制度的完善需要在整个快递行业中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

(一)扩大保价制度受众度

1.宣传保价制度。快递公司应对完善后的保价制度进行宣传,不仅通过媒体、网络,并且严格要求快递员必须提醒保价事项,是否选择保价栏不能简单的以在相关项下打钩这种无法辨认字迹的方式为准,必须让寄件人签字确认是否保价。对于贵重物品,要向消费者详细说明保价制度并建议保价,让消费者充分权衡利弊。

2.合理设置、适用保价费。不少消费者面临参差不齐的保价费用望而却步,可见统一并降低民营快递行业的保价费率势在必行。况且保价费用本不应该作为快递公司的收益项目,而且快递保价费率的降低必然使更多的消费者选择这一服务项目。因此,笔者建议将民营快递全行业的保价费统一为目前顺丰所采用的费率即保价金额的千分之五,并在保价制度逐步完善之后再统一降低费率。

保价费的使用也应统一作出规定,要严格禁止快递公司将保价费据为己有。应将一部分收取的保价费用于建设保价信息系统,培养专业的保价估值人员,并将剩余的保价费纳入专项理赔基金,专款专用,并由专门的理赔机构进行管理。

3.增强民众维权意识。消费者对于保价制度的不熟悉归根到底还是维权意识的薄弱,如果消费者关注相关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则,并且具有强烈的维权意识,就不会在货物丢失后理赔如此艰难。因此,应采取措施增加消费者的维权观念,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并帮助消费者树立风险防范意识,不要为了节省保价费用而承担理赔难的风险,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完整的民营快递保价信息系统

要使保价制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最重要的是消除消费者对于保价的顾虑,尤其是要避免快递员监守自盗以及快递公司以报价信息不准确或者是丢失物品价值无法确认等理由拒绝赔偿。首先应取消在快递单注明保价金额的做法,而是将保价金额纳入电子系统,且只有消费人本人和理赔机构可以查询。要使保价制度更加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完整的民营快递保价信息系统。具体说来就是将快件的货物种类、数量、保价与否、保价金额等信息纳入电子系统,一方面供消费者查询寄件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可在发生理赔事项时作为赔偿金额的参考。当然,信息纳入时就要求收件员在收件时对寄件人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实,保证录入信息与寄件实际情况相符。

针对不同客户,快递公司可分两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1.对于网络购物、电视购物群体,由于商品的价格、数量等重要信息可以从交易单中查询,可将此类寄件的信息作为《合同法》312条规定的当事人对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额未约定情形下的参考要素。商品信息对于将来发生快件毁损、丢失的赔偿金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快递公司可以要求卖家提供商品的价格、数量等重要信息,并且提供商品发票复印件来证实相关信息的真实性,然后快递公司将相关内容录入相应的订单信息内,相关商品价值一目了然。这样理赔时也可以减少纠纷和理赔程序。

2.对于一般邮寄群体,进行保价时可以要求寄件人提供相关商品的发票原件或者复印件,录入发票中记录的商品价格、数量等信息。如果寄件人无法提供发票或者其他相关货物信息证明,则应在检查包裹时详细记录货物种类、数量,避免包裹丢失快递公司以寄件人所填写的保价信息不准确为由拒绝理赔。尤其是对于无法提供货物价值证明的贵重物品,快递公司应设立专门接收该类寄件的收件处,并且配备专门的估值保价人员,对该类寄件进行全程跟踪,降低货物丢失、毁损的风险。

(三)加强各级监督,明确各方责任

在快递行业内部,要加强对快递员的专业培训,严格把关,保证收件、运输、派件的每一环节都有明确责任人,以工作质量来作为快递员的收益标准。严厉禁止快递员“顺手牵羊”,对这类人员一旦发现则计入行业人员管理系统,永不录用!同时,相关部门要出台专门的保价制度行业规范,并加强对快递行业的监督,督促快递公司规范保价制度的施行。

五、结语

快递保价制度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在法规完善、快递行业统一规范并提升服务质量以及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上升中逐步改善目前快递保价制度的缺陷,相信保价制度会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在给消费者带来保障的同时得到消费者更多的认可

中国民营快递的发展历程简述篇二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秋，大雨，河水溢。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水灾。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是年至道光三十年,县内大雨成灾，连续三年。

1851年(清咸丰元年)秋，大风、冰雹为灾。

1852年(清咸丰二年)夏,大风拔树,庄稼倒伏。小支河水溢，伤禾减收。1853年(清咸丰三年)夏,飞蝗成灾。秋，大水为患。

1855年(清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决口于河南铜瓦厢，改道向北夺大清河入海。白龙湾决口，徒骇河、沙河涨溢，县内灾情严重。

此后两年，上游河决，徒骇河漫溢，县内又患水灾。1860年(清咸丰十年)二月大雪,月余方止。1862年(清同治元年)春，飓风自西北来，飞沙拔树，天昏地暗。夏，瘟疫发生。

此后两年,河水溢,县内受灾。1865年(清同治四年)夏,黄河决口于白龙湾东张家坟,突开120余丈,徒骇河、沙河皆溃，县内灾情严重。知县薛荣领头捐款治河，并垫支官银2000余两,后因此丢官。

隔年，黄河再次决口。

1868年(清同治七年)四月,西捻军首领张宗禹率众攻武定府城未克。

六月十二日,捻军与官兵决战于西榆林村洪福寺,因寡不敌众而遭重创，余部突围西去。

1870年(清同治九年)秋,徒骇河、沙河涨溢，水患成灾。

1876年(清光绪二年)春，大旱。

夏，降冰雹，鸟雀多死。秋，霜灾严重。

1878年(清光绪四年)七月,黄河漫决于白龙湾西白茅坟。知县杨卓云督修,历时数月。九月，黄河又漫决于白龙湾东张家坟。1882年(清光绪八年)七月,黄河决口,洪水入徒骇河，徒骇河漫溢。1883年(清光绪九年)二月，黄河凌汛，漫决于清河镇。是年,田有积水,知县沈世铨教民种稻。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三月，黄河冲决于姚家口，官府发银赈灾。是年，重修《惠民县志》付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七月，黄河漏决于王集。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五月四日,渤海发生地震,县内房屋多毁坏。七月九日，黄河漏决于刘旺庄。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六月，黄河漏决于白茅坟(南北王),漫决徒骇河,河北村庄多被淹没。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六月，黄河漫决于白茅坟，归徒骇河入海。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年初，黄河凌汛，决口于大小崔。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孙允荣、张黑小等组织义和团，遭清兵镇压，因寡不敌众而惨败，孙、张等人被官府杀害。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黄河冲决于五甲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夏，霍乱病流行，死亡甚多。八月，黄河漫决于刘旺庄。

是年，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在惠民城南关建教堂。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阎容德创办岱北公学。

1910年(清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气候骤冷,冰冻过寸,严霜杀麦, 未刈者复从顶上第一节发芽抽穗,及时成熟。

十一月，鼠疫流行，死亡众多。

是年，开始选举筹备地方自治，每两粮银加附捐京钱四百文。

1911年(清宣统三年)涂绍光就任惠民县知县,倡办学校, 捐资购藕秧、树苗，绕护城河植树，河内养藕。

阎容德加入同盟会，秘密组织反清活动，提倡国民教育，拥护国民革命。

1912年

5月,改县衙为县公署, 齐福丕任惠民县民政长。翌年，县民政长改称县知事。

是年，国民党在惠民县设党务办事处，成立团防队。惠民县设二等邮局。1913年 废武定府，惠民县改属岱北道。

袁世凯强行解散国民党，县党务办事处转入秘密活动。1914年

岱北道改为济南道，境域属之。1915年

东关高绍廉在惠城开办贫民工厂。天花大流行，青少年死亡众多。1917年

成立三等电报局，设惠民至德平和惠城至清河镇线路。1918年

唐友三创办警备队,分五处驻防治安。高绍廉主持辟建大寺商场。

1919年

5月，山东省立第四中学学生王少卿(王哲)组织学生，罢课一周，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

秋，蔽天飞蝗过境。

1921年

修建禹城至武定(惠民)汽车路。1923年

邑绅高翔震等组织县农会,办理保护农产、推广树种等事宜。

1924年

建立国民党惠民县临时党部，秘密活动。1925年

夏,各区按户编号,清查人口、枪支。10月，置武定道，治所驻惠民，领七县 1926年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共产党员苏亦农（今梁家乡朱苏庄人）受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遣，到惠民县师范讲习所任教，开展党的工作，并与学生邵之镜创办进步刊物《红光》。翌年被迫离境。

1927年

夏，国民党惠民县临时党部在山东省立第四中学（惠民四中）制造“捕共”事件。学生倪兴培、贾庆礼、孙万祥等被疑为共产党员逮捕入狱。

1928年

春,共产党员路雨亭、李士杰夫妇，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到惠民开展党的工作。

10月，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11月，国民党惠民县党部建立。冬，修筑惠民至青城(今属高青县)公路。是年，武定道废，县直属于省。1929年

8月，惠城建测候所。

11月,国民党惠民县党部逮捕省立第四中学进步师生杨济民、李兆德、李殿楹、闫树芳、朱大浩、菅华

三、李祯干、安嘉猷、牛振业、李安义等14人。

1930年

4月,晋军来县境,县供给养月余。

1931年 春,徒骇河清淤。

4月，成立县泥水业工会。县农民协会筹委会改为农会。6月，山东省立第六乡村师范学校在惠民县设立。后改为省立惠民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惠民乡师。

1932年

建立惠民县木业工会和理发业工会。

山东省民团第二路总指挥赵仁泉率部进驻惠民县，实行清乡。

1933年

7月，中共惠民县工作委员会建立，津南特委任命刘万春为书记。刘以省立四中学生身份开展党的工作。翌年春，刘万春参加庆云马颊河罢工斗争失败，被迫出走，县工委解体。

冬，省立四中暴发了以反对校长冯培元贪污、任人唯亲为内容的“驱冯”**。进步学生遭到国民党县党部的镇压。

是年，中共河北省委派贾震到省立四中，会见校党组织负责人，听取汇报，指示工作。县设立放足会,各区放足委员下乡检查。

1934年

夏，共产党员岳一峰到省立四中任教，传播进步思想，组织公演进步剧目，创办《惠风》、《新轮》等刊物。是年，党外进步知识分子杨震霆到山东省立惠民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介绍《马克思传》等进步书刊，并保护进步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杨震霆奔赴延安。

1935年

春，引进美国棉种，俗称“大棉花”。

1936年 12月,惠民乡师组织“读书会”、“新文学学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是年，全县清查土地，调整田赋。《续修惠民县志》脱稿。1937年

夏，中共党员刘青林(原名刘天喜)、马霄鹏相继到惠民乡师任教，并在中共鲁北特委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展党组织。

9月，中共惠民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马霄鹏任书记。11月10日, 山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惠民县长赵明远为避日军弃城而逃,日军于11日侵占惠城，成立维持会。

12月，日军离城南侵，汉奸武装“华北自治联军”进住惠民城，并改“维持会”为“后援会”。

年底，惠民中学、惠民乡师近百名学生在南迁途中分三批进入八路军山西临汾随营学校。

1938年

1月,“华北自治联军”渡黄河南去，国民党华北第一路游击司令刘景良率兵占据惠城。此后，刘被国民党任命为第五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3月5日，伪山东省公署成立，并置鲁北道，境域被列属之 6月，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河水改道南去，境内河段失水。

10月, 为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到惠民城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会谈。

11月14日，日军再次侵占惠民城，沈鸿烈、刘景良率部撤逃。两天后日军撤走。

1939年

1月,日军一个旅团第三次侵占惠民城。并据此统辖北至沧县、南至高青、西至高唐、东至利津一带的侵华日军五千余。从此，惠民成为日军统治鲁北的中心。

2月,中共鲁北工作委员会建立，对内称商(河)惠(民)阳(信)中心县委，李一民任主任，常中方任书记。

3月，中共商(河)惠(民)阳(信)三边区委建立，黄玉章任书记。惠民县西北部农村党组织直属三边区委领导。

4月,惠民县西部农村开始建立中共党组织。先在归化、康家园、臧家、曹家、落门马、芦家、李毛家等村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后扩大到路家、亓家、朱家、东李家集、于王庄、石皮家、楼子王等11个村庄。

5月，商(河)惠(民)阳(信)中心县委改称商河县委。

1940年 2月11日，冀鲁边区五支队二营及商河县大队七百余人，在大沙窝、小沙窝和翟家等村被三千多名日军包围。二营营长齐丁根指挥五、七连沉着应战，凭借村庄地势与敌激战竟日，毙敌军百名后于深夜突围。

3月，日军在惠城东北修飞机场，派夫要粮，占地三千余亩。年余建成。

7月，伪山东省公署改四道为十道，惠民县被划归武定道。1941年

3月,何思源、刘景良率部在肖万村同日军激战一天，重创敌军后转移。

9月4日,为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政治部主任杨忠，率十七团一、三营及政治部机关近千人，行进到夹河、陈牛庄一带遭日伪军两千余兵力包围。战斗中杨忠牺牲。

1942年

9月, 冀鲁边区建立商惠县，辖商河、惠民、阳信、乐陵四县边互接的部分地区。王文清任中共商惠县委书记，王权五任县长。

是年，县内连续5个月无雨，饥民吃树叶、树皮度日。1943年

3月,惠民县武工队(代号三小队)成立，张家恕任队长。10月,恢复中共惠民县工作委员会,史子安任书记，兼任县武工队政委。

1944年 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下辖六个专区，惠民与阳信、无棣、商惠、沾阳棣五县属三专区。

2月8日，国民党第五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被日军逮捕杀害。秋，刘部田敬堂、陈观志等公开投日。

6月，中共惠民县工委书记史子安被捕，县工委奉命撤销。10月,建立惠(民)济(阳)商(河)三边县,组建中共三边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赵元明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王权五任县长兼县大队队长。

1945年

2月2日, 700多人日军到李茂家村一带抢掠。三边县大队因敌情不明，迎战失利。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赵元明等60余人壮烈牺牲。

同日,投靠日军的陈观志率兵马血洗城西大孙家。有46人被杀,700余间房屋被烧毁。

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驻惠民城日军连夜逃往济南。24日，伪军刘佩忱部亦弃城逃往济南。伪军韩兆坤部进驻惠民城。

30日佛晓，渤海军区三分区司令员黄荣海和四分区政委徐斌州率一个团兵力，在庆云县大队、回民支队配合下，激战三小时, 解放惠民城。

9月10～11日，渤海军区出动八千兵力及两千民兵，东起滨县，北起阳信邻近惠民之边境，分七路包剿伪顽残匪。11日于宋家桥、刘家桥一带聚歼六大股敌人，俘滨县伪县长杜孝先、团长刘玉基，副官主任成云舟及以下官兵2210余人，毙伤1200人。

9月中旬,建立中共惠民市委、市政府和中共惠民县委、县政府。市委书记林光、市长刘震东，县委书记吴智铭、县长李伯衡。市机关驻惠民城，县机关驻城南何李等村。

9月下旬，渤海区党政军机关迁驻惠民城。

9月,建立惠民县大队。吴智铭兼任县大队政委，李伯衡兼任县大队长。各区相继建立区中队。

9月，渤海公学(原耀南公学)迁驻惠民城。

9月，商惠县、惠济商三边县奉命撤消，其辖区归原县建制。10月23日,渤海区党政机关暨惠民市5000余人集会，庆祝国共谈判成功，祝贺毛泽东主席返回延安。

10月下旬,惠民市对原伪顽人员分批轮训，进行教育，促其悔过自新。

10月，渤海区一、三专区合并为一专区，原隶属三专区的惠民县划归四专区(垦利专区)。

10月，马学全接任中共惠民县委书记。10月，惠民县、市分别建立妇女救国会。10月，渤海区四专署建立惠民中学。

10月，国民党山东省第十行政区专员王椿元、惠民县长朱景文在济南组织两级流亡政府，支持惠民县逃济绅士组成“惠民县参议会”和“旅济同乡会”，搜罗逃济伪顽旧军人等组织还乡团，准备袭扰解放区。10月28日～11月5日，惠民县、市政府联合举办两期教育研究会。有251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会议研究了惠民县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建设等问题。

11月初,全县开始改造乡村政权，建立群众团体，组织民兵自卫。自卫队员站岗放哨，严防匪特破坏。

11月中旬,成立县、市冬学委员会,各区及有小学的村均成立冬学委员会，组织群众参加学习。政治教育以反奸反霸、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为主；文化教育要求认识100～300字。

11月25日,惠民市开展雇工增资斗争。胡家街、东南街雇工陈玉义等三人向雇主李振之要求增资首获胜利。东门大街天顺栈、大升堂药房和贫民工厂的雇工组织起来要求增资，推动了全市雇工增资斗争的开展。

同日,建立惠民县公安局。

11月, 建立惠民市政卫队，隶属司法科。

11月，县、村建立农民救国会,1950年土改结束后撤销。12月上旬，渤海区党委派50名干部到惠民开展“减租减息”试点工作。惠民县和渤海区各救总会组织200余名干部参加试点工作组。

12月24日，渤海区劳模大会开幕，200多名劳动模范、600多名代表齐集惠民城，总结交流生产经验。

12月，境内解放前被逼外逃者陆续返乡。据八区31个村统计,返乡者有364户,1927人。12月，国民党还乡团小股匪特潜入县境破坏农村工作。29日,渤海区各救总会工作队干部侯钦忠、牛敏芝在五区郭家村遭匪徒杀害。

1946年

1月6日,惠民市各界人士集会,致电即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要求和平解决国是，重选国大代表，废除国民党***。

1月30日,惠民市24家小商户组织减租委员会, 向出租房地产的李元荣、李元凯进行说理斗争。3月，反霸、“双减”工作形成高潮，5月结束。

1月,全县城乡反霸斗争深入开展。八区李家庄以冬学形式进行时事教育，打破群众怕“变天”的思想。五区鹁鸪田村群众清算女霸王寿贞(绰号天奶奶)，清算出土地150余亩,粮食60多石,把被逼出走的八户农民接回村。21日,惠城南关、南门两街400多名农会会员斗争了恶霸赵墨忱、李骢林(字佃侯)、李子忠等，群众分现金93500元(北海币)，粮食675斗。

2月2日,惠民市人民欢度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全市各界开展拥军优属活动。除夕，惠民市万余群众敲锣打鼓给各机关献灯、献匾。初一，党政军民互相拜年。初二过后，秧歌队进城，全市一片欢腾。

2月,惠民市改造旧商会，取消苛捐杂税，贷款扶持新商户60多家。原有商业330 家,已有307家开始营业,改变了日伪盘据时期的萧条景象。2月,渤海区派工作队到惠民县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运动。

3月8日,惠民市2600多名妇女集会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3月中旬，惠民县二、三区在于家寨联合召开贫农大会，有700人参加。县长李伯衡向贫农宣讲“谁养活谁”的道理，为群众撑腰，发动群众反奸诉苦。

3月22日,惠民市成 立救济委员会，调查日军侵惠造成的损失，发放联合国救济物资。

5月5日，渤海区党政机关由惠民城迁驻何家坊。

5月21日,驻济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特务，利用反动道会门“九宫道”，在惠民县二区泊东乡组织**，惨杀工作队长侯执礼等干部、民兵和群众36名,劫走待决犯宋振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泊东惨案”。24日,渤海行署秘书长马千里率骑兵与公安部队平息了**，抓获暴徒百余名,当即处决4名首犯。事后五千人集会, 追悼泊东死难烈士，并公审处决了孔宪武等8名罪行严重的**分子。

5月22日，混入惠民市政卫队中的旧军人杜玉甫拉拢部分战士，趁政卫队外出剿匪之机，刺杀队长孙天宝等，拉走十余人。经军民搜剿，除杜玉甫、苏连选两犯逃逸外，其余叛乱分子均被捕获。

5月，惠民县成立治黄指挥部，县长李伯衡任指挥。25日，全县万余民工开赴黄河大堤，展开了大规模的黄河复堤工程。至7月21日,第一期工程完成土方32万立方米。

6月9日，混入大湾联防队的国民党匪徒张华亭，勾结匪特中队长韩树青，收缴了大湾联防队的枪支。渤海行署工作队长李仁智和4名队员被杀害，两名女队员失踪。制造此惨案的罪犯先后被处决。

6月，渤海区50余人工作队到惠民市龙池区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9月份市土改全面铺开。

7月12日，渤海区后方剿匪司令部在惠民县成立。两天后，渤海区剿匪部队击毙匪首宋文楷。

同月，惠民市和阳信县组成民兵联合剿匪大队。

8月7日, 八区区委书记张建华、县妇联主任冯桂生等率区中队13人到楼子孙开展工作，中午被国民党匪特张福和部百余人包围，激战两小时，张建华等4人牺牲，冯桂生受伤。由于县大队增援，其他人得以脱险。

8月10日,暂缓赴任二地委副书记的原中共惠民县委书记马学全，率小部队剿匪,在陈洪口遭匪特袭击，突围时牺牲。

8月14日晨,渤海军区骑兵大队长途奔袭,重创盘踞在牛王店村的张福和部大股匪特，击毙匪副大队长张福山。

8月中旬,惠民市300多名贫苦农民报名参军。

8月25日，惠民市警卫大队成立，刘震东兼任大队长，林光兼任政委。渤海区党委任命林光为惠民市与阳信县联合剿匪指挥部指挥，带领市警卫大队一部、阳信县大队一个连和惠民市、阳信县各一个常备民兵连联合剿匪。

9月21日,六区区委书记尹振远率领部分干部和区中队，由桑落墅返回河套孙时遭国民党匪特包围。突围中尹振远与河套孙村农会长王全德等牺牲。

9月24日,中共惠民县委副书记赵君实带领机关干部60人，到何家、李家、夏家及第三堡等村开展土改试点工作。同时，渤海区工作团也在辛店一带开展土改试点工作。月,中共惠民市委召开干部会议,布置土地改革工作，培训土改积极分子。到12月6日，城关、龙池区土改任务已经完成。

9月,八区区中队配合部队剿匪，在索家、宋家一带击溃国民党匪特邵二晕子匪股，并捕获匪首李洪钧的情报站长窦守成，破获匪地下组织10处；在刘家庄子一带全歼李洪钧部孙会英匪股，俘敌19名。渤海区南路剿匪大军冒雨奔袭，击溃匪特李洪钧部，击毙匪特惠济商总队主任李绍甫等。

10月12日,渤海军区骑兵大队于七区郑家村包围国民党匪特丁振谦匪股，击毙丁振谦等匪徒13名,俘30余名,有5名匪徒淹死徒骇河中。13日,骑兵大队奔袭马宗波匪股,击毙匪大队长马宗波及匪徒 30多名,击伤30名。同时，十区区中队远路奔袭，全歼丁廷杰部康展瑞匪特9名。

10月22日,惠民县选举委员会成立，蔡恩溥任主任，李伯衡任副主任。决定选举县议员95人, 候补议员24人。

10月26日，惠民市召开斗争、清算“阁老府”大会。抗日战争时期，清朝大官僚、大地主李之芳后代——伪县长李骢林、伪警长李镜堂、伪维持会长李少侯，把摊派负担转嫁给农民，计粮食9.2余万斤，现金2000余万元(北海币)。刘震东市长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为农民作主。要求上台发言者90多人。向李府清算后，将其土地580亩、房屋168间、树木571株作价110万元(北海币)归还农民。10月底，惠民市召开参议会，选举董晴岚为参议长，刘震东为市长。

10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渤海解放区，并派飞机轰炸渤海区党政军机关驻地惠民城。

11月8日, 惠民市商民发起签名运动，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11月10～12日,惠民县召开议员大会，选举蔡恩溥为参议长，张益堂、刘青章为副参议长；选举产生了县行政委员会，李伯衡为县长。

11月18日, 渤海区参议会第四届议员大会在惠民开幕。会议选举李植庭为参议长，李人凤为渤海行署主任，并选出行政委员13人。

11月中旬,全县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国民党匪特。各村召开群众会、匪属会，宣讲宽大政策。残余匪特受共产党政策感化与形势逼迫，陆续向政府投案自首。

11月25日,惠民市成立生产推进社。以纺织为主，发展副业生产。11月,渤海行署将阳信县曹集区一部分划归惠民市，建立洋湖区。市机关移驻十字道村(今属阳信县)。

12月2日,惠民市朱老虎村地主张树森，勾结原伪连长朱连芹，拉拢民兵叛变，杀死村长王相花及其妻子和驻村干部耿文观等6人，制造了朱老虎惨案。济南解放后，张、朱两犯被押回村处决。

12月10日,县人武部民兵警卫连，在商（河）惠（民）边境将国民党匪特马宗波部副队长展升堂捕获。展匪一伙凶暴残忍，曾在梨行宋村杀死群众38人。

12月14日, 渤海行署决定建立杨忠县，纪念抗日战争中在惠民牺牲的长征干部、一一五师教导六旅政治部主任杨忠烈士。惠民县十区及九区大部划归杨忠县管辖。

12月,惠民市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农救会。1947年

1月5日，惠民市警卫大队与部分民兵包围了匿藏在洋湖区李杨固村的孙德茂匪股50余人，击毙6名，余匪溃逃。

1月13日，淄角区1200多名翻身农民联合通电，抗议蒋介石违背“先复堤，后放水”协议，斥责其妄图水淹解放区的罪行。

1月14日，中共渤海区党委召开会议，检查土改工作，提出了“参军保田”的号召，纠正了锄奸反特政策上的失误和偏差，指示各邻近敌占区的县区“要一手拿枪，一手分地”。中共惠民县委书记王云祥，惠民市委书记林光参加了这次会议。

同日，县政府在丁家庄召开群众大会，公祭马学全等烈士，公审处决了8名匪特。

1月22日，惠民县县长李伯衡调往垦利县，王云祥兼惠民县县长。1月30日，根据中共渤海区党委关于锄奸反特指示，惠民县建立社会部，中共惠民县委副书记杨岩兼社会部部长，统一领导锄奸保卫工作。

1月，中共渤海四地委工作队50名队员到惠民县七区(机关驻魏集)帮助土改。该区由于前段匪特严重干扰，土改进展较慢。工作队入村后发动群众诉苦，检举潜藏匪特，惩办匪首，历时100天完成了土改任务，并发展党员100多名，建立了党组织。

2月中旬，中共惠民市委贯彻执行中共渤海区委关于锄奸工作的指示，在发生惨案的地方，召开公审大会，处决匪犯，严厉打击匪特。泊东乡处决匪犯11名，朱老虎村处决6名

打击了匪徒的反动气焰，推动了土改工作。

2月，县妇联召开妇女干部会议，动员妇女20天内赶做军鞋3000双。

2月，惠民县大队改建为惠民县独立团，王克义任团长，杨岩任政委，朱忠信任参谋长，王默村任政治部主任。

3月10日，国民党匪特策动省屯等30个村的“老爷道”、“九宫道”300余名道徒进行反革命**，惨杀区委书记阎秀清等干部、战士11人。惠民市公安局长李曙光率市警卫大队赴省屯等村平乱，百余名亡命徒负隅顽抗，当场被击毙3人，其余全部就擒。经审理处决了17名主犯。

3月15日，国民党当局提前堵复花园口工程合拢。22日黄河水已到县境。23日，归仁、五甲杨等险工同时告急，全县紧急动员民工2000余人上堤抢险。

3月26日，惠民县、市抽调民工1269人、担架250 副，组成担架营，惠民县武装部副部长杨风楼为营长，中共惠民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鲁哲为教导员，带领民工到鲁西南支前。同时，在清河镇、桑落墅、省屯、王平口、考童王等交通要道设兵站。3月，惠民县划皂户李区为两个区：西部称皂户李区，东部为豆腐寨区。划四区、五区各一部组成何李区。

春，惠民县、市两次动员参军。第一次县2817人，市1400人；第二次县1500人，市500人。惠民市机关移驻陈家集(现梁家乡)一带。

4月上旬，惠民县、市组织大车2000多辆，小车300 多辆，车夫3600 余人，民工7000余人，昼夜运送抢险物资，加固五甲杨等五处黄河险工。

4月，惠民市组织支前民工营，共500 余人，到章邱、泰安、汶上、梁山一带随军服务。

4月，惠民县、市出动7000多辆大车运粮支前。4月，山东大学由临沂迁到钦风镇办学，招生300人。5月1日，中共渤海区党委在惠民市城关区开展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试点工作。到6月，共发展团员152人，在10条街建立了团委，并选举产生了区团委。

5月，华东后方机关开始向黄河以北转移。清河镇兵站组织大批船只日夜抢渡军民，全县先后安置转移军民数十万人。

6月9日，惠民市奉命派出民工数百人，由市委秘书王旭生带领去利津县治理黄河，十八天完成一个月的任务。

6月15日，原伪武定道尹、“皇协护民军”司令刘佩忱潜逃中在津南县兴济区顺昌庄被活捉。9月7日，渤海行署司法机关判处刘死刑，押往钓马杨村处决。7月，中共惠民市委开会贯彻《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渤海行署主任李人凤，带领300 余名干部，到惠民市各区、村进行土改复查。

7月，惠民市组织民工500人，以张展为营长，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到鲁西南和河南省支前。

6月～8月初，国民党反动派8次派飞机轰炸归仁、清河镇、五甲杨、崔常等黄河险工堤段，两广纵队一部协助惠民县独立团据北岸防守，掩护民工夜间抢修河堤。8月初，五甲杨险工坍塌，惠民县万余民工不顾飞机扫射，日夜抢修，筑起一条长1050米、宽8米、高6米的新套堤。群众死伤8人。

8月上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赴豫皖苏途经渤海区，在何坊村向渤海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干部作形势报告。陈毅指出，随着刘邓大军南进，山东战局将很快发生变化，我军不久将“饮马长江”。他还对渤海区的工作作了指示，强调了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批评了土改中一些“左”倾口号和错误做法，表扬了渤海区的支前工作。

9月中旬，范光一任中共惠民县委书记，王云祥任县长。年末，惠民县有中共党员1381名(其中候补党员725名)，党支部105个，党小组114个。惠民市有党员2015名(其中候补党员1312名)，党支部152个，党小组468个。惠民县有基干民兵的村245个，民兵3736 人;有自卫团的村485个，自卫团员13231名。

是年，惠民县全年支前、支差民工共用工日95.9万个。1948年

2月下旬，惠民县支前民工609人、惠民市支前民工477人和阳信、无棣县支前民工组成一个担架团，由惠民市委书记林光带领参加张店、周村和潍坊战役，5月荣归。担架团伤亡民工80余人。

3月，全县出动支前民工748名，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八纵队到鲁西南战地服务。

4月中旬，惠民市撤销，其辖区复还归惠民、阳信两县。4月，中共渤海区党委动员群众献砖石料物，支援治黄工程。根据行署河务局部署，惠民县自筹秸料250万斤，砖2025立方米，石料2275立方米，月底全部运抵黄河工地。

6月1日，渤海公学等五校合并，成立渤海区干部学校，驻惠民县城。

6月初，惠民县出动民工500名，担架100副，组成支前担架营，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鲁西南战役。

6月，渤海行署组织惠民等八个县3万余名民工疏浚徒骇河惠民段，共动土28.8万方，用工24.7万多个。

8月4日，中共惠民县委筹办县校，为建乡培训干部。

8月7日，惠民城内开始贯彻落实共产党对工商业者的退赔政策，纠正上年土改中侵犯商业者利益的错误。惠民城商民纷纷增加投资，天津、济南等地30余家商民返惠经营。

9月11日，全县组织支前民工1690名，担架360副，编为两个担架大队，支援济南战役。济南解放后，又参加淮海战役。10月18日，民工家属将民工棉衣1000余件送交县政府，并附慰问信、家信250封，希望亲人安心支前，完成任务。

9月中旬，对军工属实行“代耕”，帮助军工属、支前民工家属解决种地困难。

10月6日，中共惠民县委书记杨岩和代县长刘朝中署名印发动员书，动员全县妇女为前方将士、民工赶做冬衣，支援前线。从8月开始，城关区妇女在秋季大忙的50多天中赶做军衣6万多套。伙龙居妇女做完第一批军衣后，又赶做第二批。

11月25日，渤海行署任命刘朝中为县长。

11月，全县建乡90个。各乡配备中共乡支部书记和乡长、乡农会主任各1人。

12月17日，渤海后期师范学校在惠民县马画匠村成立(1949年迁入惠城，1950年称惠民师范学校)，关锋任校长。

12月中旬，中共惠民县委部署动员参军工作。至月底，全县报名参军3400多人，审定参军3140人，带头参军的区干部106人，乡干部114人，村干部82人。

1949年

1月2日，惠民县朱(明臣)郭(华)支前民工营胜利返回。该营于上年9月出发，经山东、安徽、江苏、河南4省33个县，随军服役4个多月，执行火线抢救伤员任务，参加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荣获“钢铁民工营”称号。有3个连分别被誉为“钢铁先锋连”、“英雄卓绝连”、“巩固模范连”，有515 名民工立功。1月24日，中共惠民县委开会为支前民工营庆功。

2月28日，惠民、阳信、沾化三县支前民工1630余人，编为支前民工团，惠民县民工492人，编为第二营，到长江一带支前。于6月荣归。

2月，惠民县抽调170 余名干部，组成两个中队南下支援新区建设，先到鲁南临城沙沟集中整训，4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长江。

2月，惠民县委书记杨岩调地委工作，杨辛接任县委书记；李宏为县长，随即南下，李曙光代理县长。4月，正式任命李曙光为县长。

3月15日，惠民县公安局取缔一贯道，办悔过班8期，参加悔过的大小道首125人，登记道徒7963人。

4月，县党政机关由何家、李家、夏家、常家一带迁入惠民城。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为纪念烈士所改县名一律恢复原名的指示精神，杨忠县改称惠济县。

6月25日，惠民县成立复员委员会，迎接支前民工复员。李曙光、朱祯祥为正副主任。

7月中旬，县黄河防汛指挥部建立。县长李曙光任指挥，黄河办事处主任胡斌为副指挥。沿黄5里以内村庄18～50岁3405人的男子编为防汛常备队。

8月1日，渤海行署公安处劳改总队修复日伪遗留的200马力蒸汽发电机组，在惠民县建立解放后第一个小型发电厂。

8月22日，渤海行署决定将阳信县何坊区划归惠民县。9月8日，黄河水位猛涨，全县干部群众5000多人上堤防汛，战胜黄河特大洪峰。

10月1～3日，惠民城举行文艺会演和集会游行等活动，庆祝全国政协会议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10月2日国际和平斗争日。

11月17日，惠民县商界座谈会提议，惠城盐店改为公私合股经营。

11月，全县基本结束土改试点工作。

12月5～8日，中共惠民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通过了关于生产备荒、颁发土地证和加强党建工作等内容的决议。

是年，全县总人口395000人；粮食作物总产量11717.2万公斤，棉花总产量117.2万公斤；农业总产值6045万元，工业总产值42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折算)。

全县有中共基层党委13个，支部355个，党员4877名。1950年

1月，渤海行署在惠民城召开全区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0多人。

2月5～9日，惠民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2月15日，驻惠民城机关团体隆重集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

3月8～18日，惠民县组织城关等7个区的2万民工疏挖沙河，23.5公里，动土42万立方米。

3月中旬，开展认购胜利公债活动。至30日，全县共认购公债6354份，超额完成任务。3月，惠民县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5月，惠民县政府司法科改建为惠民县人民法院。

5月，渤海区撤销，建立惠民专区。原四专区(垦利专区)所属的惠民县划归惠民专区。中共惠民地委和专署机关驻惠民城。

5月，惠济县奉命撤销，王判镇、萧圣庙两区划归惠民县，分别为十三、十四区。惠民县辖区由12个增至14个，均按数字称谓，即一至十四区。

6月1～2日，惠民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6月21～23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惠民县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8月8～10日，惠民县政府召开劳动互助代表会议。

8月14～16日，中共惠民县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8月17～19日，惠民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9月，中共惠民县委开展以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为重点的整风运动。

10月21～24日，中共惠民县第三次党员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共惠民地委布署，全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3年基本结束。

11月30日～12月2日，惠民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会议通过了以结束土改、颁发土地证为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冬季生产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整理民兵、加强冬防工作的决议。是年，接待、救济外地灾民1534户，5888人。全县为此募款237万多元(旧币)、粮68万多公斤和大宗衣、被、鞋、帽等物品。

1951年

2月12～15日，惠民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3月15日，十四区西韩口村坏分子李佃孝与其外甥、乡党支部书记冯正业栽赃陷害农民李连城、李左训等四人，致使李连城和李左训病死狱中。后得昭雪。

3月28～30日，惠民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4月4日，召开全县棉农代表会，通过了关于贯彻生产十大政策，保证全县植棉25万亩，总产800万斤的决议。

4月25～27日，惠民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5月1日，全县18 万人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示威游行。秋季，有22万人参加缔结和平公约签名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投票。

夏，惠民县第一届工会会员会代表大会召开。8月，建立惠民县人民检查署。

8月，雨涝成灾，全县32万亩农田受灾，房屋倒塌2.3万间，死亡17人。

8月，在惠民城举办首届物资交流大会，会期5天，成交额达153323万元(旧币)。11月17～21日，中共惠民县第四次党员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12月16～21日，惠民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是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全县共捐款24亿元(旧币)。全县结束土改，颁发土地所有证。惠民县油棉厂建立。

全县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2年

1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2月，全县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3月，惠民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郭家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春，惠民县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

7月5～7日，惠民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夏，惠民县第二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8月初，数日大雨，全县7个区受灾面积32万多亩，倒塌房屋2.7万多间，死亡24人。8月30日～9月1日，惠民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11月，中共惠民地委和专署机关由惠民城迁驻滨县北镇。是年，全县建农业生产合社42处，常年互助组1383处，临时互助组2332处，参加互助合作户数占总农户的40％。

建立惠民中学。

全县1190个村，办冬学的有1076个村。1953年

1月4～9日，惠民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会议选举李健民为县长，郑玉坤为副县长。

4月12～13日，惠民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姜家楼召开。会议大张旗鼓地处理西韩口冤案的制造者，发动开展“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

4月，惠民县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

7月，全县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经普查，全县总人口403669 人。11月，惠民县政府组织5946名民工开挖单家沟。

12月20～22日，惠民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12月，全县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是年，全县涝、风、虫灾严重，1.8万亩农田绝产，5.3万多间房倒塌，人民政府发救济款89亿元(旧币)，粮16万公斤。

1954年

1月16日，中共惠民县委召开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与会代表364人。会议进行了总路线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政策、原则的教育，听取了办社先进单位的经验介绍。4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春季，全县共造杨柳林2338.5亩，零星植树57万余株。5月，全县共投资351.16亿元(旧币)，动用4541万个工日，完成了徒骇河疏浚工程。

7月5～9日，惠民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7月30日～8月10日，阴雨连绵，全县十个区受灾。9月26日～10月9日，中共惠民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第一次小学教师代表会议。

秋，惠民县第四届妇女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秋，惠民县第三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

是年，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707处，互助组4405 个，参加互助合作户数占全县总农户的44.39％。1955年

1月28日～2月3日，中共惠民县第五次党员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2月9～12日，惠民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2月15～23日，中共惠民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贯彻粮食定产、定销、定购政策，开展春耕生产运动。

3月，全县内开始使用新人民币，1万元旧币兑换1元新币。5月，惠民县成立审干委员会。审查干部工作开始，至1957年2月结束。

5月，中共惠民县委实行常委制。

6月24日～7月1日，中共惠民县第六次党员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历史上把中共惠民县第一至六次党员代表会议统称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8月7～11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惠民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

9月，县辖各区改用地名称谓。一至十四区依次称城关镇、城郊区、石庙董区、皂户李区、麻店区、大桑落墅区、何坊区、淄角区、辛店区、胡家集区、清河镇区、李家庄区、大年陈区、姜家楼区。

10月，惠民县第四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秋，小郭家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与邻近9个合作社合并，成立了全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传俭任党支部书记，崔文堂任社长。

12月23～27日，惠民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按上级有关规定，大会决定改惠民县人民政府为惠民县人民委员会。

是年，全县掀起大办合作化高潮，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798处，入社农户近7万户，约占全县农户的70％。1956 1月1日，县广播站开始播音。1月8日，建立县兵役委员会。2月，全县开始宣传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3月，城郊区与城关镇合并为城郊区，大年陈区与姜家楼区合并为姜家楼区。

4月18日，建立县委肃反领导小组，肃清反革命工作全面展开。6月3～7日，中共惠民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6月，全县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共组织合作社199个，其中高级社184个。入社农户占全县总户数的96％以上。

7月26～31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惠民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

7月，新建惠民二中、三中两处中学，分别驻桑落墅和李家庄。8月1日，《惠民县报》创刊。

8月，县内进行工资改革，取消了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实行以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使干部、职工普遍增加了收入。

12月，李家庄区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制，发挥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12月，区级单位撤销，全县划为40个乡镇。

是年，基本完成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县组织手工业合作社46处，社员3105人，占手工业从业人数的61％。基本实现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县私营工商业者95％以上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在白龙湾引黄渠首建虹吸管13条。1957年 1月16～20日，惠民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2月，中共惠民县委检查部署农村包工包产工作。

3月，全县农业社开展“五比”(比增加生产，比增加收入，比技术革命，比勤俭办社，比民主团结)竞赛活动。

3月，全县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惠民县委组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开展整风运动。不久整风运动转入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斗争，翌年春结束。由于反右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致使107名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后果。

7月，邵家乡王平口村干部对分配政策宣传不够，又错讲了征购任务，引发了群众抢分库存粮食的事件。县委派工作组进行调查，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同时，将抢分的粮食全部收回，并通报全县，要求各乡接受教训。

8月，惠民县第五届妇女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

12月18～22日，中共惠民县委、县人委召开全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12月25～29日，惠民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是年，全县农业社由原来200处调整为291处，生产队规模由100户左右调为30户左右。全县接受外地灾民524户，2389人。全县为灾民募捐各种衣物8062件，款1.04万元，干菜1.78万公斤。1958年

1月9日～2月13日，中共惠民县委召开县、乡、农业社三级干部会议，部署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月，全县开展以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3月，中共惠民县委提出：两三年内全县实现“十化”的“大跃进指标”。即一年实现水利化、良种化，二年实现沙碱地良田化、运输工具胶轮化和基本绿化，三年实现肥料化肥化、乡镇电气化、农村道路正规化、灌溉机械化和基本稻田化。同时提出了粮食产量的高指标。由于严重脱离实际，这些指标未能实现。

3月，全县40个乡合并为17个乡。

春，中共惠民县委和县人委以清河镇、辛店、胡集3个乡为重点，开始试行种稻改碱工作。

5月29日～6月1日，惠民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6月，全县学习宣传“鼓足干劲，立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建立惠民四中、五中、六中。校址分别在何李、石庙和胡集村。

8月26日，惠民电厂扩建工程开始施工，翌年1月投产，发电能力由350千瓦增长到1350千瓦。

8月，全县招收2000名工人支援淄博市钢铁生产。9月2日，国家及晋、冀、鲁、豫卫生检查团到惠民县检查卫生工作。

9月，全县开展扫盲运动。

9月，全县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20 天内，由315处农业社合并成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真理人民公社”，下设13个分社。全县98% 的农户入社。各分社大办集体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

9月，在“大跃进”等“左”的思想影响下，全县出现了“共产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县、乡、社、队四千余人参加的秋种誓师大会上，盲目地提出了百万亩小麦亩产两千斤、丰产田亩产万斤的“跃进”指标。造成了不良影响。

10月，全县掀起大炼钢铁高潮，盲目建土炼钢炉2500座。年底钢铁生产净亏323.78万元。

10月，全县大办民兵师。

11月，中共惠民县委组织干部进行整风补课，使部分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错误处理。

11月，滨县与惠民县合并，称惠民县，隶属淄博专区(惠民专区与淄博专区合并为淄博专区)。县党政机关迁驻北镇。

12月，全县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是年，惠民县毛地毯出口苏联、东欧各国。在白龙湾渠首增建虹吸管9条。1959年 1月1日，《惠民县报》改为《惠民日报》。

2月24日，中共惠民县委决定：县直各部门及公社、管理区的干部轮流下放当社员、工人，进行劳动锻炼。首批下放108人。

2月，惠民县在湖田新建煤矿正式投产。

6月28日～7月1日，召开中国少年先锋队惠民县第一次代表会议。

6月，全县动员1800名青年去东北支边，参加工矿建设。7月28日，气温骤升，高达41°ｃ以上，不少人中暑。7月，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

9月下旬，开始分期分批给右派分子摘帽。首批摘掉13人的右派帽子。

10月14日，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惠民县视察。

10月27～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惠民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镇召开。

10月，中共惠民县委两次在北镇召开五级干部大会，提出“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口号，开展“反右倾”斗争。有86人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致使部分基层干部虚报粮食产量，造成群众生活困难。

10月，簸箕李引黄灌溉闸开始兴建，翌年1月竣工，能灌溉惠民、阳信、无棣三县的200万亩土地。

12月1日，惠民县第六届妇女代表大会在北镇召开。

12月22～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惠民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镇举行。

12月23～26日，惠民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镇召开。1960年

1月16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慰问团在北镇人民剧场举行慰问大会，赞扬惠民县支边青年的功绩，并对全县人民表示感谢。1月，中共惠民县委成立“三整办公室”。开始整党、整社、整团工作。

1月，全县突击开展扫盲大会考。

3月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团省委书记林萍来惠民县检查指导工作，并与部分干部合影留念。

4月23日，国家暨晋、冀、鲁、豫、内蒙爱国卫生检查团到惠民县检查指导工作。

6月19日～7月底，县内试用飞机撒药治虫，治虫面积达9万亩，杀虫率80％以上。

7月，建立惠民七中、八中、九中，校址分别在王判镇、麻店、何坊村。

7月，全县水肿病人增多，部分人死亡。中共惠民县委7月下旬召开四级干部会，研究安排好社员生活。

10月，惠民县成立生产救灾指挥部，加强对生产救灾的领导。是年，旱、涝、风、雹、虫等自然灾害严重，粮食大量减产，加之浮夸风影响，上年征购了过头粮，全县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1961年

1月中旬，惠民专区恢复，惠民县复归惠民专区管辖。1月13～25日，中共惠民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重点是帮助县委整风。对1958 年以来县以上平调的财产进行清查算账。是年，全县退赔平调财物折款达849.22万元。

4月，惠民、滨县分置，中共惠民县委和县人委机关迁回惠民城。全县设13个区，85个公社。

5月18至21日，惠民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县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7月，全县大雨成灾，261个村被水包围，倒塌房子10万余间，死亡48人，39万亩农田绝产。

10月，开始甄别和处理几年来党内斗争案件，至年底共甄别处理676起。

是年，为抢救因生活困难而致病的群众，全县办疗养院85处，营养食堂160处。并多次发放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帮助群众渡荒。

全县压缩非农业人口4444人，占非农业人口的29％，其中精简职工777名，占职工总数的9.5％。

1962年

1月，全县调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694个生产大队调为1036个，由2257个生产队和 1021个筒子队调为5508个生产队级核算单位，每个生产队平均20.6户。

7～8月，连续阴雨40天，全县平均降雨526.7 毫米，多者800毫米。又因西部客水侵入，37万亩农田受灾绝产，430个村被水包围，倒塌房屋29万余间，死亡25人，伤27人。中共惠民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安排救灾。

11月23日～12月1日，召开7000多人的五级干部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是年，全县精减职工3667人，压缩非农业人口5058人，分别占1961年末全县职工总数和非农业人口总数的39.1％和32.5％。

1963年

1月，全县抽调65名机关干部组成11个工作组，到重灾生产队进行访问。

2月，全县抽调178名脱产干部组成整社工作队，重点改造后进生产大队。

3月10～14日，惠民县第七届妇女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3月10～1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惠民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

3月，全县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4月23日，建立县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

5月29日～6月4日，惠民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惠民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7月22日，暴雨成灾，平均降雨量140毫米以上，积水面积39万亩，绝产20万亩。

7月，全县22.76万名选民参加基层选举。9月10～14日，中共惠民县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10月，惠民县第五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冬，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展开，翌年春结束。主要内容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组织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

是年，全县干部甄别工作结束。通过对在1958～1961年的整风补课、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运动中被批判、处分的4913名干部进行甄别，为3143名干部平反，对892名干部的错误处理给以纠正。全县85个公社调整为90个。

1964年

1月，中共惠民地委派出40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和惠民县委859人的工作队，一起分赴惠民县900多个生产大队开展社教工作 2月4～8日，县、区分别成立春节生活访问检查团，共访问7.59万户、28.35万人，对生活有困难的群众作了安排。

2月18日，惠民县人委部署林木确权发证工作。

2月，全县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活动。

春，为救灾，全县共互济粮食5万公斤，代食品10万公斤，棉衣2500件。

为加强劳动管理，全县5120 个生产队中实行以小段包工、小段计划、小组作业、小段评比为内容的“四小”作业的1702个，定额包工的3281个，尚有137个搞大包工。6月12～14日，全县除城郊、何坊、麻店区外，均遭受雹灾，成灾面积12万余亩。6月19日，建立县委书记、县长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制度。

7月1日，全县进行第二次全县人口普查登记。经普查，全县总人口413148人，男201726人，女211422人。

7月6～8日，惠民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政协惠民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7月26日，中共惠民县委提出《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要求“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农民的头脑”，处处张贴、宣传毛主席语录，造成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气氛。

7月上旬～8月上旬，连续降雨666.2毫米，绝产40万亩，倒房2.7万间，水围428个村。

10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惠民县委抽调278名干部和110名积极分子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赴齐河县参加省社教试点工作。翌年8月撤回后，县委又将工作队增加到625人，分赴垦利、广饶和桓台县参加惠民地区社教试点工作，至1966年8月返回。

12月25～27日，惠民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县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12月28日，惠民县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在惠民城召开，会期6天，建立了县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

1965年

1月，中共惠民县委和县人委安排受灾群众生活，发放春节救济款、粮、菜，保证灾区人民春节吃上饺子。

2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去胜利油田视察，途经惠民，听取了中共惠民县委书记韩星五的工作汇报，并与部分干部合影留念。

4月2日，省长白如冰、副省长栗再温到惠民县视察工作。5月4～8日，全县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传达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精神，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社会主义时代新愚公》的报告，表彰了28个团委和18个团支部。

5月7～12日，中共惠民县委召开全县6473人参加的五级干部大会。会议重点：一是明确国际形势，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二是讨论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

5月28～31日，惠民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政协惠民县第二届委员会四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9月5日，国务院棉花工作组到惠民县检查工作。11月，全县开展向王杰同志学习的活动。

是年，全县植棉26万亩，单产皮棉25公斤。清河镇公社试种水稻获得丰收。治理境内徒骇河、土马河、沙河三大河流；开挖安家沟等十条大沟和600多条排水沟；修建扬水站16处和电灌站11处；恢复虹吸管8条，新建1条；新打机井620眼，改修旧井4560眼。境内第一段沥青公路——垦(利)禹(城)路惠民城至滨县段通车。

1966年

1月1日，中共惠民县委决定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月，中共惠民县委号召全县干部学习党的好干部焦裕禄。3月10～15日，惠民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惠民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惠民城召开。

6月中旬，中共惠民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山东省委会议精神，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清形势，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开批判大会，“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7月下旬，中共惠民县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翌年1月停止工作。

8月9～12日，惠(民)商(河)边界水利会议召开。惠民、德州两专区和两县负责人本着团结治水，共同负责的精神，研究对徒骇河、土马河、沙河及其它排灌沟渠的使用和管理等问题。

8月10日，全县大部地区遭受狂风和冰雹袭击，折断树木6000多棵，毁坏房屋2900多间。

8月，高级中学招生开始，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办法。翌年6月，初中招新生也采用此法。

8月，惠民一中、惠民师范等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9月4～11日，中共惠民县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庆祝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学习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部署秋种工作。

9月，全县开展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学校师生开始到北京串联，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10月14日，成立惠民县革命师生接待站，四个月内接待省内外红卫兵5万多人。

是年，自秋季开始，县直各部门先后成立“群众”组织，投入“文化大革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横扫牛鬼蛇神”运动，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在归仁引黄渠首建虹吸管2条。

1967年

1月，全县批判所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月29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部分“造反派”群众，进驻中共惠民县委和县人委大院“夺权”。

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到惠民县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3月18日，建立县革命委员会，刘传经任县革委主任。6月，全县形成三大群众组织：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惠民县分部、山东省红卫兵总指挥部惠民县分部、山东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惠民县分部。各群众组织开始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打派仗、揪斗领导干部，冲击县革委会。

11月，全县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1968年

2月，县公、检、法机关开始实行军管。

4月1日，经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惠民县革命委员会改组，姜志超任主任。5月，全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揪斗所谓“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致使许多党员、干部、群众遭到迫害。

7月28日～8月5日，召开惠民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8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竹泉和原省长白如冰带领工作队(当时称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进驻惠民县，帮助开展“文化大革命”。翌年7月撤回。

8月，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或小组)开始进驻学校，管理学校。

10月21日，全县动员二万名民工，治理徒骇河，开挖簸箕李灌渠。

11月15～21日，惠民县工人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冬，在全省“反复旧”运动的影响下，惠民县革命委员会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是年，全县安排淄博、济南市1452名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

2月，经山东省和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惠民县革命委员会改组，吕金钰为县革委主任。

7月18日，渤海湾发生7.4级地震，波及县境。

9月1日，惠民县召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誓师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搞好革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9月，撤区改称公社，原13个区所辖的公社改称管理区。10月3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中共惠民县革委核心小组，姜志超任组长。不久，县直各部门党的核心小组陆续建立。

10月，青岛东方红棉织厂惠民分厂建成投产。该厂于1966年开始筹建。

12月，全县13处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相继建立。1970年

2月，组建惠民县民兵独立团。平时劳武结合，战时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

2月，“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在全县逐步展开。

3月，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穆林到惠民县检查指导工作。

5月，全县基本实现村有小学，管区有初中，公社有高中的格局。9月，全县大办农村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

是年，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决定投资220 万元在惠民县建年产3000吨的化肥厂。

1971年

3月9日，惠民县第一批经推荐选拔的工农兵学员76人上大学。5月3～9日，中共惠民县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惠民城召开，建立中共惠民县第四届委员会。姜志超当选为书记 5月，开始兴建大崔引黄闸。

5月，中共惠民县委举办“批陈(伯达)整风”学习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6月21日，中共惠民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制定了《清查“五·一六”实施计划》，全县有158名干部、职工受审查，后全部平反。11月1日，开始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全县先后听传达的30多万人。

12月15日，在碱场王建县粮食良种繁育场。

12月，全县13处人民公社调为21处，辖94个管理区。1972年

1月24日，中共惠民县委提出《关于加强民兵工作的意见》，要求整顿民兵组织，恢复健全民兵师

中国民营快递的发展历程简述篇三

民营快递： 野蛮生长成主力

文/《商界》记者曹一方

中国快递行业的格局可谓三分天下：一是以联邦快递、ups为首的外资阵营，其主要占据国际业务，运营规范但价格很高。二是中国邮政ems主导的国企阵营，其拥有法规政策优势，邮局网点无所不及，价格较高。三则是野蛮生长、低价灵活、竞争惨烈，2008年在全国14亿件的业务量中占了近70%的民企阵营——

1993•揭竿而起

一切始于1993年。

深圳，24岁的港商王卫创立顺丰，趁着邓公南巡后珠三角的各种货物涌进香港走向世界的黄金发展期，以私人挟带快件的方式往返奔波于深港两地。

北京，日本归来的陈平聚了7个人，在不到10平方米的大学宿舍里，创立了宅急送的前身——双臣快运，以送烤鸭、帮人搬家和洗抽油烟机为生。

与此同时，杭州某工厂，20岁出头的浙江桐庐人聂腾飞和淳安人詹际盛，点燃了华东民营快递的星星之火。那时只为出人头地的他们，绝想不到这点星星之火，此后竟会成为中国快递业内最强大的势力集群。他们自己也将随之成为华东民营快递的领军人，而他们的家乡桐庐也会被誉为“民营快递之乡”。

还在工厂当小工、为未来焦虑的聂腾飞和詹际盛，从詹际盛的弟弟詹际炜的工作中，摸到了一扇改变命运的门。

詹际炜当时的工作是代人去火车站拿货，再运到杭州市区的客户手中。聂腾飞和詹际盛发现，杭州很多贸易公司的报关单需要送到上海，若通过邮政来投递，最快也需要三四天。为了不耽误货物出关，这一过程往往时间紧迫，报关单第二天就必须要达到上海。杭州的贸易公司普遍为此头痛。

由此，两人萌生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快递雏形”的想法——帮助这些贸易公司把报关单在第二天就送到上海。

聂腾飞和詹际盛双双从工厂辞职，创办了申通公司，聂腾飞任总经理。当时杭州到上海的火车晚上八九点出发，次日凌晨三四点到，票价15元。两人商定：聂腾飞白天在杭州拉业务和接单，每份报关单收100元，晚上坐火车到上海，第二天凌晨詹际盛在上海火车站接应，再把报关单投递到上海市区。

两人管这种业务叫“代人出差”。这种前所未有的业务一经推出，大受杭州贸易公司们的欢迎。即使起步阶段每天只有一单的业务量，100元的价格减去15元的车票，75元的高毛利，也让申通得以生存壮大。第一年，在奔波的艰辛中，申通赚了近2万元。

1994～1997•烽火连城

在聂腾飞对未来的谋划中，上海是申通的发展重镇，其潜力远远超过杭州。也许由于清楚詹际盛绝非等闲之辈，担心上海分部的地位超过杭州总部，不到一年，聂腾飞派遣自己老婆的哥哥陈德军取而代之坐镇沪上。

当时杭州的市场蛋糕很大，申通一家也吃不完，回到杭州的詹际盛想到：与其受制于人，何不另起炉灶？

1994年10月，杭州天目山路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小门店，詹际盛和弟弟詹际炜打起了“天天快递”的招牌。白天，詹家两兄弟一边拿着广告传单散发于杭州各个写字楼，一边接下顾客的报关单。晚上，他们按天轮流乘火车去上海，再于凌晨穿梭在上海的各条马路寻找投递点。这般艰辛不言而喻。

詹际盛至今难忘，开业一个月后的一次艰辛经历——他凌晨3点达到上海，匆匆赶到东大名路378号上海远洋集团，结果对方还没上班，大门紧闭。11月的天气寒意袭人，又冷又饿的他哆嗦着找到路边，一个卖烧饼的小贩。他买了个烧饼站在烤炉旁，一边与小贩聊天，一边取暖。为了能在炉边站得更久，他竟然一连吃了6个烧饼。

江浙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他们愿意为了赚钱而远走他乡。听闻聂腾飞和詹际盛都当了老板，有的乡亲便投奔而来。这伙江浙人一合计：如果大家分散到各个城市，就可以把沪杭的线状业务，变成区域乃至全国的网状业务，如此一来两家公司的业务量将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利益。申通和天天的办法是：向总部交纳几百元的押金就可以开网点。寄件网点独占快件的收入，并负担运费，而收件网点义务无偿地派送快件。比如杭州网点把一份快件100元的收费全部纳入自己腰包，再花15元的火车票把快件送到上海，上海则必须接收杭州的快件，并无偿地把它送到本地收件人手里。反之从上海到杭州亦是如此。至今15年来，这一规定一直被华东民营快递军团奉为根本法则，也是民营快递快速扩张的经典模式。这种模式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不可低估的扩张狼性——

民营快递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门槛极低的行业，只需要吃得苦、跑得路。许多社会中下层的人都具备这样的素质，而对于他们来说，“只需几百元就可以自己当老板”绝对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最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可以独占从本地发出的快件收入，减去运费所得的高毛利，使他们能够很容易地扎根下来。由于客户量和业务量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腰包，这种利益分配规则更能够充分调动他们开拓业务的积极性。

一时间，华东民营快递业群雄并起，一个个敢打敢拼的桐庐人和淳安人，虎狼般闯进了一个个陌生的城市。

1995年，申通开拓了宁波、金华和东阳，而天天则奔赴绍兴；1996年，申通进军南京、苏州两大重镇，而天天出兵上海。1997年，申通冲出华东，闯进北京、广州、武汉、成都和青岛，而天天则选择了深耕华东，一连抢占了南京、无锡、宁波、嘉兴、镇江和慈溪等地。申通和天天由此形成的网络优势差异，使得聂腾飞和詹际盛不计前嫌地开始携手——你送不到的由我来送。

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1998～2003•乱世狼烟

1998年，王卫的顺丰已经在局部垄断了深港货运，在顺德到香港的陆路货运通道上，顺丰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70%！

北京的陈平也开始向全国发力，宅急送一口气在上海、广州、沈阳、成都等7个城市开设分公司。

申通却遭遇变故，聂腾飞在一场车祸中英年早逝，申通上海总经理陈德军接过权杖。

而詹际盛仰仗着华东地区发达的铁路网，把天天的业务做得如火如荼。他把总部迁到上海，同时规范开设网点的制度，形成了初步的加盟体系，加盟商必须使用总部统一的面单，总部从一张面单中向加盟商收1元，扣去成本3毛，净赚7毛。

至此，民营快递阵营已经泾渭分明地分为三种路数：顺丰采取所有网点直营的模式，价格高但速度快，主攻中高端市场；宅急送也为网点直营，价格和速度相对顺丰较低，主要业务为小件包裹；申通、天天等华东军团则手握加盟模式的扩张利刃，以低成本支撑低价格，竞争最为惨烈。

如果说顺丰和宅急送的出拳还有套路，那么华东军团的风格就是灵活。更直白的说法是，只要管用，什么招都能使。

2001年，申通在全国已拥有100多家网点，年营业额逼近亿元大关，而天天的网点也达到

了58家。然而华东军团的日子并不好过，业内无序的价格血战已经伤及它们的筋骨。以沪杭线为例，申通和天天起家时100元的价格在2001年已经杀到了22～25元，一些后来的小公司、黑快递甚至十几元都在做。

到2003年申通在全国有500多个网点，1万多投递员之时，申通各地的诸侯们再也撑不下去了，投递员有底薪，还要上保险，加上公司各种开支，如果一味低价，无异于自杀。据说很多申通的地方诸侯竟然一度被价格战逼得发不起投递员的工资。

穷极则变。申通变阵的逻辑很简单：发不起工资，干脆就不发。以前“加盟商雇用投递员”的模式变为“一级加盟商再发展二级加盟商”。

按照业内的称呼，一级加盟商为大酋长，负责省市一级。二级加盟商为小酋长，受大酋长管辖，负责城市里某片区或某几条街道。小酋长虽然没有之前的基本工资，反而还要向大酋长缴押金，但他们的身份已经从员工变为老板，可以把自己做的业务全部收入囊中，如果做得很不错，所得收入将比以前更多。

新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公司和大酋长的成本，而且还极大地激发了小酋长的积极性。新模式迅速在申通、天天等华东民营快递的网络中铺开。由于小酋长掌握了终端定价权，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向客户灵活地报价，价格血战变得更为混乱、惨烈。

低价和狠折是业内常规的竞争手段，不赚钱甚至赔点本也不算稀奇。对于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正值年轻气盛的快递从业人员来说，真实的拳脚相向甚至刀光剑影，似乎比其他方式可以更痛快地一分高下。

有时，两个不同门派的小酋长为了争夺一个片区或一栋写字楼，不惜打架斗殴，甚至导致几十人的群架进而惊动警察。少数竞争尤为惨烈的地区，杀红了眼的小酋长们竟然还会在仓库里存放几十把砍刀。

2004～2007•败走沪上

2004年的顺丰刚刚打了一场漂亮的非典反击战，正以50%的增长速度向前冲刺。

顺丰的主要利润区广东省正是非典的重灾区，许多人不再出门，而选择快递，使顺丰的业务量突然井喷。非典也使得航空公司的生意非常萧条，航空运价大幅下跌。顺丰趁势租下5架737全货机，成为国内第一家使用全货运专机的民营速递企业。

在价格战中杀得你死我活的华东军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顺丰的飞机划过天空，翱翔于中高端市场，与外资阵营的高手过招。

而北京的宅急送，情况更为不妙——刚经历了一场“削藩集权”的内耗，又在盲目扩张时遭遇华东军团新模式掀起的价格战，其利润率陡降20%，并首度报亏。陈平也因焦虑过度，患上神经官能症，一下瘦了18斤。

2004年俨然成为民营快递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这一年，有两个重要人物相继来到上海考察市场。当他们发现“仅上海到昆山一线，每天的快递总量能达到1万单”时，两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感想——一个积极，一个消极。

两人之后的命运是：两种感想引出两条相反方向的命运曲线，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最终还是交汇于一个共同的终点。

积极的一个，是东道（dds）快递的创始人郜伟。看到华东这块市场大蛋糕，他忍不住拿起了刀叉。消极的一个，则是小红马快递的创始人曹杰。他明显地感到，小红马绝然拼不过华东军团，以及华南的顺丰。

华东军团和顺丰能够迅速扩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大本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拥有庞大的城市群，绝佳的地理优势促成了一张具有强大盈利能力的局域网络，能为华东军团和顺丰的全国扩张输血给养。

而京城同城快递出身的小红马，在华北地区仅有京津一线可以仰仗，其全国网络基本是与各

地的快递公司合作而搭建的。

由于小红马上海的合作伙伴不稳定，生生死死地更换频繁，而且时常有私拆邮件的现象。上海网点收发量仅次于北京，其地位至关重要，而曹杰在上海恰好有一支做电子商务配送的百人团队。在其他各地合作伙伴的强烈要求下，曹杰不得不将这支颇具盈利能力团队转改成快递网点，以配合全国网络。

欲在华东军团的心脏地带兴风作浪的小红马团队，很快遭到华东军团小酋长们的围堵，一切努力就像把一颗石头投进了大海。

一方面，小红马的价格一度低至亏本的3票10元，但都难以打开上海市场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各地合作伙伴的货件发到上海的时间不

一、地点各异，他们不得不每天四五趟地奔波于上海市的东南西北。

既要服务好客户，又要服务好合作伙伴，小红马的上海部队只能无奈地疲于奔命。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华东各个军团的上海总部每天只需要打开电脑，看看当天的业务量，就能根据面单利润算出当日盈利。市场竞争的压力大部分都由成千上万的大小酋长们帮其分担。不到一年，沦为资金黑洞的上海小红马，最终逃不过被撤掉的命运。

2008～2009•混沌乱象

2008年对于北京的民营快递业，是灰暗的一年。在同行的冲击下，两面曾经风光的旗帜——小红马和宅急送都在这一年失去了色彩。

退守北京后的小红马随即在大本营遭遇了华东军团的低价冲击。2006年小红马北京同城快递的报价是：三环之内10元，四环之内15元，业务量大的商务区，打折下来也有10元。而申通、天天等华东公司在北京的同城快递已经杀到了三四元的超低价，而且这些公司的业务员对于客户如狼似虎的抢夺，已经让小红马难以招架。

2008年10月，曹杰将小红马在北京的业务，分区域打包卖给仍希望继续做快递的老员工，并承诺一年的品牌过渡期，一年之后再宣布小红马退出，以减小对接盘者的负面影响。几乎与此同时，陈平黯然离开苦心经营15年的宅急送。他在宅急送最后的日子里，一度力图将公司主营业务从“包裹和大件”转向“小件和邮件”。要知道，同样的价格，宅急送要送一个较重的包裹，而顺丰、申通和天天只送一封很轻的信函。光从运送工具来看，同行只需一辆单车就可以送二三十封信函，而宅急送则需要发动汽车来搬运一两个大件和包裹。但宅急送的转型已经为时已晚。在速度上，直营网络已相当成熟的顺丰，其限时快递服务无人能出其右。它在广东、北京和长三角的“当日达”业务正如日中天。在网络广度和价格上，申通和天天等华东的公司已经不给外人留下半点空间。面对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连联邦快递和ups等外资快递巨头都望而兴叹，只得局限于国外快递业务，更何况风光不再的宅急送。

2009年，沪杭线的价格已经下杀到8～10元，最夸张的还有自杀性的5元低价。东道快递的郜伟就是在这般酷烈的背景下，在前面两次失败后，于3月第三次挺进华东，他激昂地号称“丢家舍口，亲自带着东道干部大军开赴上海，通宵达旦的指挥华东战役”。

出征前有人提醒他：华东竞争惨烈就像攀登喜马拉雅山，用强行军的方式登顶氧气（钱）消耗很大，必须备足氧气（3亿元以上用三年的时间）。而实际东道快递进入华东只携带了不足3000万元。

东道这次的价格屠刀低得吓人：同城2元，省内5元，跨省8元。而其他快递公司一般分别收5元、10元和15元。然而，这般低价根本不足以让东道在短期具备造血供氧的能力，反而是一直在放血。

很快，东道便缺氧（钱）了。资金链紧绷，使东道被迫挪用代收货款周转，但窟窿还是渐渐大得填不上。就在周转不灵、濒临倒闭的时候，郜伟发出《告员工书》，要求每个员工，上

至他本人下至每个派件员，每人每月拿出三分之一工资来拯救东道，等东山再起时返还。但是，一切已经于事无补。

2009年10月1日，民营快递的达摩斯克利之剑——新《邮政法》正式实施。新法将邮政专营的标准设置为“同城快递50克以下、异地快递100克以下”，这无疑是夺走了民营快递最丰厚的一块蛋糕。

如果严格按照新法执行，大多数公司不但会经营困难，甚至还会面临倒闭。时下新法“专营”的细则还未出台，各个民营快递老板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民营快递与政策的博弈，经历了多年的模糊与混沌后，终于打开了天窗，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就在新法正式实施的前夕，小红马高调宣布正式退出快递市场。

11月，东道出现“窒息”，其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所有网点停止运营。2010年1月23日，东道彻底倒闭，郜伟被拘。东道的客户们闻风集体追缴千万货款，导致广州岗顶地区交通崩溃，引起公众关注。

两条命运曲线最终交于一个悲哀的终点。

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2009年末，顺丰第一架自购飞机起航，这家低调而稳健的公司一直为业内仰视。詹际盛的天天在全国已有150多家一级加盟商，每天业务量有40多万件；而陈德军的申通更是拥有600多家一级加盟商，每天业务量有90多万件。照每件免单赚7毛估算，天天总部每天进账近30万元，而申通更是达到60多万元。

成王败寇的江湖已不再是从前那个两三万元、四五人、一间小门面就能打拼做大的江湖，尘埃终将落定，曙光注定升腾。

中国民营快递的发展历程简述篇四

民营快递编年战史

发表由 lzq0702 589 天之前(2010-03-30)分类: 商业 | 标签: 民营 快递 联邦快递 ups 顺丰

来源：龙源期刊网 时间：2010-03-30 一个混杂着亲情、友情与规则的严酷江湖；一片充斥着攻谋伐略、刀光剑影与悲欢宿命的热血战场；一股生于草莽，历经险阻，但终将奔腾入海的历史潮流。

中国快递行业的格局可谓三分天下：一是以联邦快递、ups为首的外资阵营，其主要占据国际业务，运营规范但价格很高。二是中国邮政 ems主导的国企阵营，其拥有法规政策优势，邮局网点无所不及，价格较高。三则是野蛮生长、低价灵活、竞争惨烈，2008年在全国14亿件的业务量中占了近70％的民企阵营——

1993·揭竿而起

一切始于1993年。

深圳，24岁的港商王卫创立顺丰，趁着邓公南巡后珠三角的各种货物涌进香港走向世界的黄金发展期，以私人挟带快件的方式往返奔波于深港两地。

北京，日本归来的陈平聚了7个人，在不到10平方米的大学宿舍里，创立了宅急送的前身——双臣快运，以送烤鸭、帮人搬家和洗抽油烟机为生。

与此同时，杭州某工厂，20岁出头的浙江桐庐人聂腾飞和淳安人詹际盛，点燃了华东民营快递的星星之火。那时只为出人头地的他们，绝想不到这点星星之火，此后竟会成为中国快递业内最强大的势力集群。他们自己也将随之成为华东民营快递的领军人，而他们的家乡桐庐也会被誉为“民营快递之乡”。

还在工厂当小工、为未来焦虑的聂腾飞和詹际盛，从詹际盛的弟弟詹际炜的工作中，摸到了一扇改变命运的门。

詹际炜当时的工作是代人去火车站拿货，再运到杭州市区的客户手中。聂腾飞和詹际盛发现，杭州很多贸易公司的报关单需要送到上海，若通过邮政来投递，最快也需要三四天。为了不耽误货物出关，这一过程往往时间紧迫，报关单第二天就必须要达到上海。杭州的贸易公司普遍为此头痛。

由此，两人萌生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快递雏形”的想法——帮助这些贸易公司把报关单在第二天就送到上海。

聂腾飞和詹际盛双双从工厂辞职，创办了申通公司，聂腾飞任总经理。当时杭州到上海的火车晚上八九点出发，次日凌晨三四点到，票价15 元。两人商定：聂腾飞白天在杭州拉业务和接单，每份报关单收100元，晚上坐火车到上海，第二天凌晨詹际盛在上海火车站接应，再把报关单投递到上海市区。

两人管这种业务叫“代人出差”。这种前所未有的业务一经推出，大受杭州贸易公司们的欢迎。即使起步阶段每天只有一单的业务量，100元的价格减去15元的车票，75元的高毛利，也让申通得以生存壮大。第一年，在奔波的艰辛中，申通赚了近2万元。

1994—1997·烽火连城

在聂腾飞对未来的谋划中，上海是申通的发展重镇，其潜力远远超过杭州。也许由于清楚詹际盛绝非等闲之辈，担心上海分部的地位超过杭州总部，不到一年，聂腾飞派遣自己老婆的哥哥陈德军取而代之坐镇沪上。

当时杭州的市场蛋糕很大，申通一家也吃不完，回到杭州的詹际盛想到：与其受制于人，何不另起炉灶?

1994年10月，杭州天目山路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小门店，詹际盛和弟弟詹际炜打起了“天天快递”的招牌。白天，詹家两兄弟一边拿着广告传单散发于杭州各个写字楼，一边接下顾客的报关单。晚上，他们按天轮流乘火车去上海，再于凌晨穿梭在上海的各条马路寻找投递点。这般艰辛不言而喻。

詹际盛至今难忘，开业一个月后的一次艰辛经历——他凌晨3点达到上海，匆匆赶到东大名路378号上海远洋集团，结果对方还没上班，大门紧闭。11月的天气寒意袭人，又冷又饿的他哆嗦着找到路边，一个卖烧饼的小贩。他买了个烧饼站在烤炉旁，一边与小贩聊天，一边取暖。为了能在炉边站得更久，他竟然一连吃了6个烧饼。

江浙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他们愿意为了赚钱而远走他乡。听闻聂腾飞和詹际盛都当了老板，有的乡亲便投奔而来。这伙江浙人一合计：如果大家分散到各个城市，就可以把沪杭的线状业务，变成区域乃至全国的网状业务，如此一来两家公司的业务量将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利益。申通和天天的办法是：向总部交纳几百元的押金就可以开网点。寄件网点独占快件的收入，并负担运费，而收件网点义务无偿地派送快件。比如杭州网点把一份快件100元的收费全部纳入自己腰包，再花15元的火车票把快件送到上海，上海则必须接收杭州的快件，并无偿地把它送到本地收件人手里。反之从上海到杭州亦是如此。

至今15年来，这一规定一直被华东民营快递军团奉为根本法则，也是民营快递快速扩张的经典模式。这种模式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不可低估的扩张狼性——

民营快递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门槛极低的行业，只需要吃得苦、跑得路。许多社会中下层的人都具备这样的素质，而对于他们来说，“只需几百元就可以自己当老板”绝对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最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可以独占从本地发出的快件收入，减去运费所得的高毛利，使他们能够很容易地扎根下来。由于客户量和业务量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腰包，这种利益分配规则更能够充分调动他们开拓业务的积极性。

一时间，华东民营快递业群雄并起，一个个敢打敢拼的桐庐人和淳安人，虎狼般闯进了一个个陌生的城市。

1995年，申通开拓了宁波、金华和东阳，而天天则奔赴绍兴t1996年，申通进军南京、苏州两大重镇，而天天出兵上海。1997年，申通冲出华东，闯进北京、广州、武汉、成都和青岛，而天天则选择了深耕华东，一连抢占了南京、无锡、宁波、嘉兴、镇江和慈溪等地。

申通和天天由此形成的网络优势差异，使得聂腾飞和詹际盛不计前嫌地开始携手——你送不到的由我来送。

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1998—2003·乱世狼烟

1998年，王卫的顺丰已经在局部垄断了深港货运，在顺德到香港的陆路货运通道上，顺丰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70％!

北京的陈平也开始向全国发力，宅急送一口气在上海、广州、沈阳、成都等7个城市开设分公司。

申通却遭遇变故，聂腾飞在一场车祸中英年早逝，申通上海总经理陈德军接过权杖。

而詹际盛仰仗着华东地区发达的铁路网，把天天的业务做得如火如荼。他把总部迁到上海，同时规范开设网点的制度，形成了初步的加盟体系，加盟商必须使用总部统一的面单，总部从一张面单中向加盟商收1元，扣去成本3毛，净赚7毛。

至此，民营快递阵营已经泾渭分明地分为三种路数：顺丰采取所有网点直营的模式，价格高但速度快，主攻中高端市场；宅急送也为网点直营，价格和速度相对顺丰较低，主要业务为小件包裹；申通、天天等华东军团则手握加盟模式的扩张利刃，以低成本支撑低价格，竞争最为惨烈。

如果说顺丰和宅急送的出拳还有套路，那么华东军团的风格就是灵活。更直白的说法是，只要管用，什么招都能使。

2001年，申通在全国已拥有100多家网点，年营业额逼近亿元大关，而天天的网点也达到了58家。然而华东军团的日子并不好过，业内无序的价格血战已经伤及它们的筋骨。以沪杭线为例，申通和天天起家时100元的价格在2001年已经杀到了22-25元，一些后来的小公司、黑快递甚至十几元都在做。

到2003年申通在全国有500多个网点，1万多投递员之时，申通各地的诸侯们再也撑不下去了，投递员有底薪，还要上保险，加上公司各种开支，如果一味低价，无异于自杀。据说很多申通的地方诸侯竟然一度被价格战逼得发不起投递员的工资。

穷极则变。申通变阵的逻辑很简单：发不起工资，干脆就不发。以前“加盟商雇用投递员”的模式变为“一级加盟商再发展二级加盟商”。

按照业内的称呼，一级加盟商为大酋长，负责省市一级。二级加盟商为小酋长，受大酋长管辖，负责城市里某片区或某几条街道。小酋长虽然没有之前的基本工资，反而还要向大酋长缴押金，但他们的身份已经从员工变为老板，可以把自己做的业务全部收入囊中，如果做得很不错，所得收入将比以前更多。

新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公司和大酋长的成本，而且还极大地激发了小酋长的积极性。新模式迅速在申通、天天等华东民营快递的网络中铺开。由于小酋长掌握了终端定价权，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向客户灵活地报价，价格血战变得更为混乱、惨烈。

低价和狠折是业内常规的竞争手段，不赚钱甚至赔点本也不算稀奇。对于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正值年轻气盛的快递从业人员来说，真实的拳脚相向甚至刀光剑影，似乎比其他方式可以更痛快地—分高下。

有时，两个不同门派的小酋长为了争夺一个片区或一栋写字楼，不惜打架斗殴，甚至导致几十人的群架进而惊动警察。少数竞争尤为惨烈的地区，杀红了眼的小酋长们竟然还会在仓库里存放几十把砍刀。

2004—2007·败走沪上

2004年的顺丰刚刚打了一场漂亮的非典反击战，正以50％的增长速度向前冲刺。

顺丰的主要利润区广东省正是非典的重灾区，许多人不再出门，而选择快递，使顺丰的业务量突然井喷。非典也使得航空公司的生意非常萧条，航空运价大幅下跌。顺丰趁势租下5架737全货机，成为国内第一家使用全货运专机的民营速递企业。

在价格战中杀得你死我活的华东军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顺丰的飞机划过天空，翱翔于中高端市场，与外资阵营的高手过招。

而北京的宅急送，情况更为不妙——刚经历了一场“削藩集权”的内耗，又在盲目扩张时遭遇华东军团新模式掀起的价格战，其利润率陡降 20％，并首度报亏。陈平也因焦虑过度，患上神经官能症，一下瘦了18斤。

2004年俨然成为民营快递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这一年，有两个重要人物相继来到上海考察市场。当他们发现“仅上海到昆山一线，每天的快递总量能达到1万单”时，两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感想——个积极，一个消极。

两人之后的命运是：两种感想引出两条相反方向的命运曲线，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最终还是交汇于一个共同的终点。

积极的一个，是东道(dds)快递的创始人郜伟。看到华东这块市场大蛋糕，他忍不住拿起了刀叉。消极的一个，则是小红马快递的创始人曹杰。他明显地感到，小红马绝然拼不过华东军团，以及华南的顺丰。

华东军团和顺丰能够迅速扩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大本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拥有庞大的城市群，绝佳的地理优势促成了一张具有强大盈利能力的局域网络，能为华东军团和顺丰的全国扩张输血给养。

而京城同城快递出身的小红马，在华北地区仅有京津一线可以仰仗，其全国网络基本是与各地的快递公司合作而搭建的。

由于小红马上海的合作伙伴不稳定，生生死死地更换频繁，而且时常有私拆邮件的现象。上海网点收发量仅次于北京，其地位至关重要，而曹杰在上海恰好有一支做电子商务配送的百人团队。在其他各地合作伙伴的强烈要求下，曹杰不得不将这支颇具盈利能力团队转改成快递网点，以配合全国网络。

欲在华东军团的心脏地带兴风作浪的小红马团队，很快遭到华东军团小酋长们的围堵，一切努力就像把一颗石头投进了大海。

一方面，小红马的价格一度低至亏本的3票10元，但都难以打开上海市场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各地合作伙伴的货件发到上海的时间不

一、地点各异，他们不得不每天四五趟地奔波于上海市的东南西北。

既要服务好客户，又要服务好合作伙伴，小红马的上海部队只能无奈地疲于奔命。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华东各个军团的上海总部每天只需要打开电脑，看看当天的业务量，就能根据面单利润算出当日盈利。市场竞争的压力大部分都由成千上万的大小酋长们帮其分担。

不到一年，沦为资金黑洞的上海小红马，最终逃不过被撤掉的命运。

2008—2009·混沌乱象

2008年对于北京的民营快递业，是灰暗的一年。在同行的冲击下，两面曾经风光的旗帜——小红马和宅急送都在这一年失去了色彩。

退守北京后的小红马随即在大本营遭遇了华东军团的低价冲击。2006年小红马北京同城快递的报价是：三环之内10元，四环之内15元，业务量大的商务区，打折下来也有10元。而申通、天天等华东公司在北京的同城快递已经杀到了三四元的超低价，而且这些公司的业务员对于客户如狼似虎的抢夺，已经让小红马难以招架。

2008年10月，曹杰将小红马在北京的业务，分区域打包卖给仍希望继续做快递的老员工，并承诺一年的品牌过渡期，一年之后再宣布小红马退出，以减小对接盘者的负面影响。

几乎与此同时，陈平黯然离开苦心经营15年的宅急送。他在宅急送最后的日子里，一度力图将公司主营业务从“包裹和大件”转向“小件和邮件”。要知道，同样的价格，宅急送要送一个较重的包裹，而顺丰、申通和天天只送一封很轻的信函。光从运送工具来看，同行只需一辆单车就可以送二三十封信函，而宅急送则需要发动汽车来搬运一两个大件和包裹。

但宅急送的转型已经为时已晚。在速度上，直营网络已相当成熟的顺丰，其限时快递服务无人能出其右。它在广东、北京和长三角的“当日达” 业务正如日中天。在网络广度和价格上，申通和天天等华东的公司已经不给外人留下半点空间。面对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连联邦快递和ups等外资快递巨头都望而兴叹，只得局限于国外快递业务，更何况风光不再的宅急送。2009年，沪杭线的价格已经下杀到8～10元，最夸张的还有自杀性的5元低价。东道快递的郜伟就是在这般酷烈的背景下，在前面两次失败后，于3月第三次挺进华东，他激昂地号称“丢家舍口，亲自带着东道干部大军开赴上海，通宵达旦的指挥华东战役”。

出征前有人提醒他：华东竞争惨烈就像攀登喜马拉雅山，用强行军的方式登顶氧气(钱)消耗很大，必须备足氧气(3亿元以上用三年的时间)。而实际东道快递进入华东只携带了不足3000万元。

东道这次的价格屠刀低得吓人：同城2元，省内5元，跨省8元。而其他快递公司一般分别收5元、10元和15元。然而，这般低价根本不足以让东道在短期具备造血供氧的能力，反而是一直在放血。

很快，东道便缺氧(钱)了。资金链紧绷，使东道被迫挪用代收货款周转，但窟窿还是渐渐大得填不上。就在周转不灵、濒临倒闭的时候，郜伟发出(《告员工书》，要求每个员工，上至他本人下至每个派件员，每人每月拿出三分之一工资来拯救东道，等东山再起时返还。

但是，一切已经于事无补。

2009年10月1日，民营快递的达摩斯克利之剑——新《邮政法》正式实施。新法将邮政专营的标准设置为“同城快递50克以下、异地快递100克以下”。这无疑是夺走了民营快递最丰厚的一块蛋糕。

如果严格按照新法执行，大多数公司不但会经营困难，甚至还会面临倒闭。时下新法“专营”的细则还未出台，各个民营快递老板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民营快递与政策的博弈，经历了多年的模糊与混沌后，终于打开了天窗，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就在新法正式实施的前夕，小红马高调宣布正式退出快递市场。

11月，东道出现“窒息”，其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所有网点停止运营。2010年1月23日，东道彻底倒闭，郜伟被拘。东道的客户们闻风集体追缴千万货款，导致广州岗顶地区交通崩溃，引起公众关注。

两条命运曲线最终交于一个悲哀的终点。

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2009年末，顺丰第一架自购飞机起航，这家低调而稳健的公司一直为业内仰视。詹际盛的天天在全国已有150多家一级加盟商，每天业务量有40多万件·而陈德军的申通更是拥有600多家一级加盟商，每天业务量有90多万件。照每件免单赚7毛估算，天天总部每天进账近30万元，而申通更是达到60多万元。

成王败寇的江湖已不再是从前那个两三万元、四五人、一间小门面就能打拼做大的江湖，尘埃终将落定，曙光注定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