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都只有一次。注意安全，就是善待和珍惜生命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有较高的安全意识。下面小编在这里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几篇2023年国家安全类文稿范文，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仅供参考。
平安中国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篇章，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明确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政法机关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和重要力量，必须深学笃行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感悟平安中国建设的非凡历程和伟大实践，不断增强推动平安建设迈上更高水平、继续走在前列的高度自觉，以先行姿态续写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坚持高站位引领，深刻把握“大平安”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
浙江是全国最早提出并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设战略的省份。在浙江工作期间创造性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亲自部署开展平安浙江建设，率先开启了平安中国建设在省域层面的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和当代中国安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结合起来，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构建新安全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平安”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省域层面的雏形和萌芽，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脉相承、具有内在一致性。
“大平安”理念蕴含着全面的、系统的观点，强调实现“五个更加、六个确保”目标。在浙江工作期间，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明确了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的总体目标和确保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状况良好、经济运行稳健、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具体目标。他深刻指出，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是仅指社会治安或安全生产的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平安浙江”的内涵和“五个更加、六个确保”的目标，充分体现“大平安”是涵盖五位一体的总体平安、系统平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就在于“总体”。上升到国家层面，运用总体战略思维、宽广世界眼光把握国家安全，推进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等诸多领域安全，充分体现全面性、系统性的“大安全”。
“大平安”理念蕴含着联系的、统筹的观点，强调“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建设“平安浙江”，既是“八八战略”的深化、细化、具体化，又是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重要保证；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富与治安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两手过硬”。平安浙江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省、市、县三级党委全部建立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社会形势定期分析制度，落实各地、各部门单位在平安建设中的职责任务，统筹各类要素、各个领域、各方资源、各种手段，努力做到风险共防、难题共破、责任共担。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把安全和发展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同步部署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充分体现了全体系推进、全领域谋划、全方位布局、全手段运用、全社会动员的实践要求。“大平安”理念蕴含着发展的、动态的观点，强调平安建设永远在路上。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抓稳定工作要见之于早、抓之于实、求之于解、化之于小，在全省各级党委建立和落实定期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制度，常态化分析研判风险隐患，及时解决平安建设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按照“重结果、动态性、群众评”原则，建立完善了平安绩效考评机制，每年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调整修订考核指标。不是一次考评定终身，而是每年都要翻篇归零。坚持发展的、动态的观点，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从“大平安”理念到总体国家安全观，饱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大平安”理念蕴含着群众的、人民主体的观点，强调“平安不平安，群众说了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紧紧扭住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平安建设最重要的实践参与者、成效评价者和成果享有者。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价值。深刻指出，“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安全列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回答了国家安全为了谁、依靠谁的重大问题。
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平安浙江建设决策部署，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超前的战略眼光、深邃的领导智慧、强烈的使命担当。“大平安”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脉相承，内涵同源、外延同质、路径同效、目标同向，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平安建设和国家安全工作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始终贯穿其中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崇高价值追求。
坚持高水平统筹，把总体国家安全观贯穿平安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对深入推进平安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人民至上，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着力构建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新安全格局以保障新发展格局，在确保政治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网络更清朗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中国式现代化。
聚力化解政治安全风险。政治安全是最高的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生命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深化重大活动维稳安保工作经验，筑牢政治安全屏障，提高斗争本领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进一步巩固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聚力化解经济金融领域涉稳风险。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政法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深入推进企业合规试点工作，持续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高度警惕预付费消费、私募基金、网贷平台、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等系统性风险，构建行刑衔接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机制，严防经济金融风险转化为政治、社会风险。
聚力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社会稳定是人民幸福和国家强盛的前提。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深入开展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健全“六长直报”、重大涉稳问题挂牌督办、专班运作等维稳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化解信访突出问题；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少捕慎诉慎押”等制度机制，努力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聚力化解社会治安突出风险。社会治安是平安建设的永恒主题。要创新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和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深入开展防范化解“民转刑”案件等专项行动，切实保护人民群众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聚力化解公共安全领域重大风险。公共安全是社会安定、社会秩序良好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要深化“遏重大”攻坚战，全面排查整治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确保较大及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聚力化解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要健全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依法打击整治新型网络犯罪，着力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强化涉法舆论引导处置，进一步打造网络清朗空间。
坚持高效能治理，把平安建设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平台
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社会治理进行部署。可以说，社会治理一头连着国家安全，一头连着平安稳定，社会治理是平安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着眼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加快推动县级社会治理中心与乡镇平台、村社网格全面贯通，健全事项受理、分析、流转、处置、督办反馈、考核等闭环管理机制，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县乡村三级上下联动、环环相扣、运转高效的县域社会治理格局。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要坚持以善治为目标，完善党建统领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模式，打通城乡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尤其要加强示范引领和典型实践，以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为重点，提升基层自治精度；以深化平安法治乡村建设为抓手，提升法治保障力度；以加强农村文明实践为载体，提升乡村文明程度；以反映民意、解决诉求为目的，提升村社治理温度。
强化数字化手段应用。积极运用数字化的理念、思路、方法、手段破解基层基础建设难题，推进现代科技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以现代技术打造“千里眼”“顺风耳”。融合“全域数字法院”“数字检察”“公安大脑”及平安建设各成员单位公共数据平台，加快打造平安风险监测预警防控平台，强化各类风险信息数据的全量归集、多维集成，进一步促进平安建设由经验决策向大数据决策转变。
平安建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实现平安建设人民参与、人民共享、人民评价，着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对粮食安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战略重点和实践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深刻认识新时代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意义
解决好吃饭问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中国最大的民生，也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情国情粮情，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实现了从当年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新征程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顺应居民收入增长、食物结构升级变化的新趋势，满足人民群众对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的新需求，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的有效供给。
牢牢端稳中国饭碗，是应对世界动荡变革的法宝。一个国家只有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才有能力掌控和维护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征程上，只有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始终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是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粮食安全关系人类永续发展和前途命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世界各国解决粮食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汇聚起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全球合力，共同提升全球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共同维护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共同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为促进世界繁荣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把握新时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要求
准确把握粮食安全的战略定位。看待粮食安全问题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还要认识到，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的基础支撑，只有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严峻复杂的世界变局中有效防范抵御各类风险挑战，为确保国家大局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14亿多人口的中国，任何时候都必须自力更生保自己的饭碗。必须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稳端牢。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确保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既要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智慧农业，也要加快补上烘干仓储、冷链保鲜、农业机械等现代农业物质装备短板；立足抗灾夺丰收，加强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防灾减灾体系等建设。
树立大食物观。这是新时代优化配置农业资源、统筹利用国土资源，保障食物有效供给的战略需求。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一是强化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和政策支持。必须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具体来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升收储调控能力，不断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让农民种粮不吃亏、有钱挣、多得利。同时，要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奖补力度，决不能让重农抓粮吃亏，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
二是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出路在科技。必须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立足自身抓好农业生产，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要全面压实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要提升耕地利用效能，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升耕地地力等级。还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提高单产、降本增效，研究制定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集成组装综合性方案，着力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持续提高粮食储备调控能力。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市场稳定的“压舱石”“稳定器”。要科学确定粮食储备功能和规模，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要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完善监测预警体系，保持粮食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要提高应急储备能力，推进粮食流通现代化，健全交通运输网络和配送体系，切实解决应急配送和供应“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是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引导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发挥自身优势，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要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推动全社会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五是加强国际农产品供应链管理。要立足培育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用足用好国际农业资源，通过多元化粮食进口渠道和农业科技合作扩大世界粮食总供给，提高农业食品国际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要加强全球农业投资贸易与市场风险监测，促进风险防控关口前移；加快培育全球性农业食品企业，鼓励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农业生产、加工、物流、营销及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不断完善和强化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拓展农业国际合作，构建安全可控、持续稳定的全球农业食品供应网络。
强军思想明确，要“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新时代新征程，着眼新的时代特点和我军使命任务，我们要大力弘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凝聚起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磅礴力量。
一
注重传承弘扬优良传统，是习主席治党治军的鲜明特点，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必须始终高举党的思想旗帜，扭住制度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强化作风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在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上立起更高标准。
扭住思想领导“铸魂”。同志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思想领导的第一位是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既是延续红色血脉、当好红军传人的根本所在，也是铸牢忠诚之本、打牢信仰之基的必然要求。当前，学好党的创新理论，就是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入贯彻强军思想，切实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就是通过深入扎实的教育实践活动，把官兵凝聚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是要与学习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始终做到军魂永固、信念如磐，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
扭住根本制度“强基”。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体系，其中处于最高层次、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就要扎实抓好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认识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切实增强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遵守、最高政治纪律来维护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法理认同，并内化为政治信念、外化为自觉行动。要常态化开展宣讲辅导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自觉学思想铸忠诚、强本领谋打赢、尽职责重实干、守纪律知敬畏，坚决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扭住组织体系“固本”。严密的党组织体系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是我军克服千难万险、战胜一个个敌人、取得一次次胜利的重要法宝。传承弘扬优良传统，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力量。持续强化思想淬炼和政治历练，刚性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拥护“两个确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体检，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民群众新期待“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照”，不断叩问初心变没变、使命担没担，真正铸牢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应有的“魂”，把所铸之“魂”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
扭住作风建设“培元”。作风优良是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回望解放军总医院建院70年来，正是一茬茬官兵的艰苦奋斗，才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变迁，书写了人民军队医院建设的辉煌成就。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坚定，增强忧患意识，把握发展主动，在赓续红色血脉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推进政治整训常态化制度化，全面彻底肃清郭徐房张流毒影响，扎实开展人生观权力观价值观教育，以“零容忍”态度对搞特殊、搞特权等不良现象进行严肃查纠，切实纯正政治生态。常态化开展法纪教育，系统梳理问题积弊清单，开展问题清零行动，持续深化廉洁文化建设，不断纯正行业风气。
二
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蕴含着应对变局大考的智慧力量、制胜未来战争的精神密钥、勇于创新超越的动力源泉、加速转型跨越的宝贵经验。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立足新的时代站位和历史视角，把握优良传统的内涵实质和传承规律，当好优良传统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赋予新内涵。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良传统不是静止的历史积淀，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时代产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把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有效融合，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需求、赋予时代内涵，不断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要在强军实践中探索新方法、总结新经验、培塑新典型、续写新传统，让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图谱更加丰富、内涵更加深厚。在长期实践中，解放军总医院曾孕育形成了“南楼精神”“两高”精神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是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进入新时代，作为联勤保障部队卫勤保障“排头兵”，必须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大力弘扬“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姓军为战的使命担当、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以姜泗长、牟善初、黄志强、卢世璧、“四位百岁军医”、冯理达、华益慰等重大典型为榜样，努力把传统之“脉”与时代之“变”有机融合起来，确保优良传统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发展同步。
彰显新特色。当前，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加速演进，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愈发凸显。我军要打赢未来战争，不仅需要推动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等领域的创新发展，提升军事硬实力，还需要充分发挥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通过弘扬我军优良传统来强化广大官兵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品格和战斗意志。要紧贴担负的使命任务，在发挥好优良传统的固有优势、把准新时代军队建设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大力构建支撑和推进转型建设的文化格局，使之与新时代相契合、与新使命相衔接、与新体制相适应，确保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丰富新手段。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必须紧扣时代主题、顺应发展趋势、创新方式方法，找到政治工作连接官兵思想的“桥”和“船”。全媒体、大数据时代，我们要善于走开“互联网+传统”的路子，让优良传统插上信息网络的翅膀。主动把握时代潮流，充分运用融媒体矩阵，持续推出以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为主题的高水平、高质量网宣产品，开展“特色网页、精品栏目、高赞视频”评选活动，让网络流量成为教育创新增量。同时，注重将传统教育模式与信息网络元素深度融合，通过打造主题鲜明的原创产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广大官兵线上学传统、在线受教育、线下做传人。
三
传承弘扬我军优良传统，不仅是积极响应习主席号召、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广大官兵成长成才、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对永葆人民军队传统本色、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意义重大。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找准传承弘扬优良传统的实践路径，激励广大官兵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展示新风貌、争创新业绩。
向战发力。优良传统根植于我军奋斗历程和伟大实践，充盈着敢打必胜之“气”。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始终成为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靠的就是敢打敢拼、无所畏惧的精气神。当前，面对国家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的现实，面对艰巨繁重的备战打仗任务，我们更要强化忧患意识，从优良传统中学习斗争精神、斗争哲学、斗争智慧，精研治军之道、胜战之策。要在战役演习、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国际维和等重大任务中，磨砺血性胆气和意志品质，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让优良传统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不断升华和拓展。
向难攻坚。新时代强军事业使命催征，要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光辉业绩，广大官兵必须把个人梦想融入强军实践，把本职岗位当作人生舞台，始终以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爱岗敬业、履职尽责，甘于奉献、不计得失。面对从未遇到的新问题、从未啃过的硬骨头、从未涉足的新领域，以“朝受命、夕饮冰”的使命感，“昼无为、夜难寐”的紧迫感，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紧抓快干，在不断征服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中，推动强军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向实笃行。我军的光荣传统，是党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是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有力彰显。人民军队之所以在战争年代没有被残酷环境、凶恶敌人吓倒，胜利后没有被“糖衣炮弹”打垮，始终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是重要原因。历史反复证明，优良传统得到充分发扬，我们的事业就能兴旺发达。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弘扬优良传统要从党委机关抓起、从领导干部做起，带头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尤其要大力提倡简明简约的工作作风，保持深入深化的工作状态，以带头实干引领广大官兵把主要心思和精力用到“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上，不断谱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引言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是治军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是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在军事系统运行日益复杂条件下，军事治理要依靠制度的力量、发挥制度的威力，运用系统观念、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全局统筹、系统抓建、体系治理，以更新的理念、更宽的视野推动国防和军队高质量发展。
强化“制度之治”
治军先治典。制度是实践经验的升华、客观规律的体现，具有根本性、科学性、稳定性和长远性。制度优势是一支军队的根本优势，制度竞争是最根本的竞争。军事治理讲求摒弃“人治”方式，靠制度进行治理，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体系，增强制度执行能力，才能推动军事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制胜强势。军事治理从根本上说是制度之治，军事制度越完善，制度执行越有力，军事治理越有效，越能发挥制度功能；制度执行越精准、越到位、效能越高，越能为制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实践经验，促进制度建设在新的层面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新的制度优势。
军事治理要求任何军事活动都要于法有据，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军事治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深化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中优化制度体系，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要素更加齐全、定位更加准确、边界更加清晰、结构更加科学、体系更加完善，从而提高制度供给力。
军事治理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推动工作。充分发挥政策制度调节军事关系、规范军事实践、保障军事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把各项治理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军事治理意味着要彻底摆脱人治思维带来的决策失误、任人唯亲、资源浪费、内卷内耗等矛盾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和约束权力运行、秩序建立。
强化“体系之治”
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发展深化，特别是武器装备和军事信息系统的快速迭代，军事系统运行更趋复杂，体系性、关联性、耦合性不断增强。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突出体现为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先进战斗力的基本形态主要表现为基于网络信息的体系作战能力。这一能力的生成，不仅有赖于建强战斗力诸要素，更关键的是要实现各要素的无缝链接、整体联动和一体集成。军事治理着眼军事系统既是复杂巨系统、又是国家治理大系统之子系统的实际，坚持从系统全局出发，强化全局统筹、系统抓建、一体联动、体系推进，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整体效果。可以说，军事治理是体系之治，筹划的是全局、整体最优，是统筹兼顾科学思想方法在军事领域的具体运用，反映了打赢现代战争对成体系抓建设的内在要求。
军事治理强调从总体上加强统筹规划，从宏观层面加强领导指导。紧盯体系性战斗力建设重大任务，优化战建备统筹、跨域统筹、军地统筹的内容、模式、机制，加快建立以战领建、领域协同、军地一体，多元主体有机耦合的矩阵式组织体系、任务体系和责权体系。军事治理强调以全面、系统、联系的观点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把握好当前与长远、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力求军事治理整体效能最优。军事治理强调将分散的要素集中起来，实现要素与要素之间最科学的关联和耦合；将孤立的子系统高度集成起来，形成“系统之系统”的有机融合和集成，发挥整体力量，从而提高综合效益。
当前，军事系统日益复杂，体系对抗更加显著，对国防和军队各方面建设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准确认识和把握体系作战能力的生成规律，坚持基于体系思维指导军事治理，加快畅通战略管理链路，构建形成“成体系筹划设计、成体系推进规划执行、成体系推进作战准备、成体系评估反馈能力生成情况”的系统循环，在体系集成和融合中产生新质的涌现、发展质量效能的能级跃升。
强化“综合之治”
军事治理强调运用管理、协同、引导、整合等多种方式，多措并举、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军事治理是综合之治，既有垂直式的行政管理也有多维度的协商合作等多元协同，既靠法治也靠德治，既运用先进科技手段又发挥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作用，是管理与协同、法治与德治、科技与文化等多种治理方式手段的综合运用。
军事治理主要依靠行政权力运行，通过明确职责权力，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按级负责、层级管理，实现组织目标。同时，军事治理也强调多维度运用规则、协议、协商等方式，各主体之间依法协同合作、协同发力，形成矩阵式、网络状的治理结构。在全面加速推进备战、改革、建设的过程中，对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需求更加迫切、程度要求更高，军事治理的协同共治、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作用更加显著。军地各领域、各层级间保持相互促进、相互协同，深化资源要素共享，完善需求对接机制，加速技术、人才、资本、设施、信息等要素的双向流动和高效配置，充分发挥好各方面资源优势、技术优势、能力优势，实现相互功能结构耦合。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治与德治于军事治理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军事治理“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注重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约束和保障作用，也注重发挥德治的滋养、教化、感召作用，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都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从而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是促进军事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军事系统运行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更需要运用先进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提升军事治理的“智治”水平。军事治理适应时代发展潮流，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的科学运用，打通信息孤岛和部门壁垒，推进跨部门、跨层次、跨区域、跨系统数据共建共享，实现科学决策、精准施策、高效服务，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军事治理还注重发挥文化的引导、影响和塑造作用，通过确立共同的价值观、理想和信仰，传承红色基因，团结各方力量，为军事治理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强化“源头之治”
在国家治理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军事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也不容忽视。内外风险因素多、关联性强，带来的危害性大。军事治理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以全新的理念、前瞻的布局，从系统整体出发，注重发挥制度威力，追根溯源、体系防范。可以说，军事治理是源头之治，讲求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力争从源头上化解风险、解决问题，以积极进取形成制胜先机。
强化风险意识，防患于未然。源头治理强调治理环节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前移、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遏危机于萌芽、防风险于未然，力争最大限度将各种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将各种危害降低到最小。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在密切关注全局性、全面掌握风险成因中防控风险。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坚持问题导向，治标更治本。在军事系统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表象在末端，根子在源头。源头治理立起鲜明问题导向，透过现象看本质，靶向定位、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标本兼治。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巡视审计反馈的问题、自身检视剖析的问题，从思想源头、组织源头、制度源头、责任源头挖根除弊，围绕整治重难点问题拿出破解对策，力求做到情况见底、问题见底、整改见底。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既有利于防范风险隐患，又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益。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源头治理强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又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保持忧患意识，安不忘危、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醒，时刻保持斗志；科学预判风险，敏锐觉察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对风险挑战、矛盾问题，旗帜鲜明、敢于亮剑，态度坚决、敢抓敢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加强军事治理”的重大命题，这是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作出的战略设计，充分体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必将有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一
军事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引领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阔步前行，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也要看到，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党的二十大把全面加强军事治理上升为党的意志，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建军治军规律的深刻把握，开创了中国军事之治的新篇章。
习主席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军事制度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军事治理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当前，我国军事治理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军事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制度执行能力还不够强大，相对缺乏治理现代化军事的成熟经验。只有全面加强军事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体系，才能使军事治理的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使我国军事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军事治理效能。
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军事治理的内在功能。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能力的核心构成和战略支撑。实践证明，斗争形势越复杂，越要有步骤、有策略地用好军事这一手。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既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军事打击将更多地转向经济社会目标，需要把公共安全与军事安全相衔接，安全治理与军事治理相融合。因此，必须以国家安全能力需求牵引军事能力建设，既要以军事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底线，又要以军事安全保证其它领域安全，有效应对一切风险和挑战，塑造总体有利的国家安全战略态势，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
二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是我们党在军事领域提出的全新命题和科学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军事理论的创新精神和与时俱进。我们要深刻把握全面加强军事治理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使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军事斗争的各项事务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军事治理概念是由“军事+治理”复合而成的。军事，包括一切与战争、国防、军队直接相关的事项；治理，则如荀子所讲的“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含义为统治、控制、管理等。军事表明其主体、内容，治理表明其方式、手段。由此可见，军事治理是政党或国家对军事的统治、管理或统治方式、管理方法，即通过政党或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对战争、国防、军队事务进行科学高效安排和处置。
军事治理包括军事治理体系和军事治理能力。我国的军事治理体系是在党绝对领导下管理军事的制度体系，包括军事斗争、国防、军队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而军事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军事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党的领导、军事斗争、建设发展、练兵打仗、改革创新等。军事治理是对主体力量协同、军事制度优化、治理效能提升的系统性设计，要求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规则标准，使与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有关的各领域各环节，都有规可循、按章行事，杜绝军事治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在军事治理体系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最核心的特征，治理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按照党的决策部署保障军事发展，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开展工作，形成党绝对领导、国家投入、军队主导、社会参与的军事治理结构。在军事治理能力中，治理方式不只是单向的从上至下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也应注重军地、官兵之间的合作、参与、协商和服务。
军事治理与军事管理是密切相关的。治理是管理的升级与进步，从管理到治理是观念的嬗变、逻辑的演绎、方法的更新。现代政治学认为，治理即为公共管理，是针对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即有效履行国家政策的能力。管理与治理，就目标和对象来说，都是通过整合和优化资源以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其差别主要体现在管理与治理的主体和方式上，管理的主体是管理者，而治理的主体则多元扩展，如国家治理最突出的特点是有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刚性控制方式，而治理还包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合作协商方式，如社会治理强调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公共事务。军事行为的目标是遏制危机、打赢战争，具有政治性、暴力性、对抗性等特征，能否保持政令军令畅通，能否保证高度集中统一，是决定军事治理效能的重要指标。因此在军事行动中，要注重发挥军事管理的重要作用，以确保政令军令的刚性执行。
三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要科学认识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等基本问题，不断创新军事治理的思路办法，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
军事治理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现代战争逐渐超出单纯的军事领域，广泛渗透于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军事斗争已演化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系对抗。军事治理不再仅局限于对军队的治理，而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汇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力量参与。这就要求凝聚军地合力，形成协调一致、充满生机的军事制度和体制机制。习主席指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我军的责任，也是全党全国的责任。全面加强军事治理，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军地多元主体协同，发挥官兵主体作用，动员整合各方面资源，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军事治理格局。
军事治理的脚步要跟上时代步伐。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军队战略能力发展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巩固就是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落实已经推出的改革方案，把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进一步固化为政策引领、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拓展就是要根据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动态过程，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加紧推进没有完成的改革任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完善和发展。全面加强军事治理，要把着力点放到深化改革上来，总结运用成功做法，筹划推动后续改革，使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力量结构、政策制度等各项改革相互促进，坚定不移地把国防和军队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制度是治理的前提和依据。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就要建立一整套符合现代军事发展规律、体现我军特色的科学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要体系优化军事政策制度，着眼解决同新时代新使命新体制不相适应的政策性问题，创新完善军队党的建设制度、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军事管理政策制度；要加强依法治军机制建设和战略规划，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形成系统完备、严密高效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军事法治实施体系、军事法治监督体系、军事法治保障体系。
提高战斗力是军事治理的根本指向，也是评价军事治理效能的核心指标。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必须瞄准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加强重大任务战建备统筹，形成战建备一体推进的局面，打造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提高现代化后勤应急应战综合保障能力，推动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成建制成系统形成作战能力和保障能力；完善军事力量结构编成，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健全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定位清晰、功能衔接的军事人力资源管理格局；改进战略管理，畅通“需求－规划－预算－执行－评估”战略管理链路，抓好“十四五”规划落实，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军事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要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积极探索数字治理、科技治理、智能治理方法，增强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要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推动实现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要提高各级组织军事治理能力，把军事制度体系建设与制度执行力结合起来，着重提高领导干部改革创新、科学统筹、依法治军和战略管理能力，以良好军事治理推进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见成效、上台阶。
引言
近年来的世界局部战争和冲突表明，战争或冲突双方大多围绕城市展开战略决策和战役战术行动，快速夺取并控制重大或中心城市，能够有效打击对方士气、摧毁其心理，有助于达成战争整体目的。但从古至今的战争又反复证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如何在尽量不攻城的情况下打赢城市作战？加强城市作战设计，用好针对性策略，是赢得城市作战的制胜密码。
一
近年来外军的一些战争实践说明，综合采取多种手段，切断城市对外的陆上交通、进出空域、信息通联等一切联系，使城市处于孤立状态，是夺控城市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当守城部队意识到因被孤立在城市内，产生了物资消耗、心理压力及毁灭性打击等潜在的负面影响后，可能选择主动放弃、撤退或突围，以避免在城内困守以致被全歼。事实证明，城市作战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对城市的孤立程度。作战中常见采取三种方法孤立城市。
空间上孤立。即切断城市与外围物理空间上的联系，使城市和守城之敌处于“真空”状态。比如，封锁交通枢纽和道路、管控城市上空空域、堵住地下管网、切断水路交通等，斩断城市内守敌与外界的一切物理联系，这是传统城市作战最常用的方式，也是夺控城市最有效的方法。
支援上孤立。限制外围体系对被孤立城市实施兵力、物资等支援，使敌无法得到外部“输血”，直至各种作战潜力消耗殆尽。未来城市作战是体系之间的对抗，切断守城之敌外围可能的支援，使敌仅能以局部力量、有限资源抗击是制胜关键。
信息上孤立。阻断守城之敌与外围的一切通信联络、网络连接，使敌无法获取外部任何军事、民用信息，也无法向外传递城内信息，使之成为信息“孤岛”。这是当前外军作战中最重要的孤立方式，也是后续夺城控城的重要前提。这种方法既可以削弱守城之敌抵抗意志，又有助于后续作战控制舆论信息传递。
二
进攻一方首先以部分兵力围困守城之敌，诱使纵深之敌前出救援，待敌援军机动之时，先以主力聚歼，而后在围城的基础上夺控城市。围城打援通常可以采取三种方法。
预先伏击。在力量充足的情况下，使用一部力量对预夺城市实施围攻，并以主力在敌前出支援的必经之地设伏，快速歼灭援敌后，再顺势攻歼城市守敌。1948年宜川战役，我西北野战军先围攻宜川，诱敌整编第29军驰援宜川；我军主力在洛宜公路必经之地瓦子街设伏将援敌歼灭，而后乘胜夺取了宜川。
机动前出。在作战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且援敌与城市守敌之间相距较近，敌增援时，可以一部力量继续围困牵制城市守敌，抽调主力采取快速机动、突然袭击、多路攻击的方法歼灭援军。必要时也可诱使守城之敌前出接应援敌，而后再歼灭守城之敌。
阻滞消耗。利用守城之敌急迫改变被困状态、增援之敌急切解决被围敌人之困的心理，围攻力量实施缓打慢攻，阻援力量利用既设阵地，层层设伏、步步诱敌，迟滞增援之敌，消耗其战斗力。当战场态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守敌和援敌力量损失到一定程度，快速联动实施反攻，一举消灭援敌和守敌。解放战争开封战役时，我军在开封东北方向通过运动防御大量消耗了援敌，为解放开封创造了条件。
无论运用哪一种方式，关键应把握三点：一是攻敌所必救，选择对敌有重大影响、敌必然前出救援的城市围攻；二是在围攻力量与打援力量上把握好度，准确获知敌援军规模和可能行动；三是在城市与援敌之间选择合适的攻击阵位，避免两股敌人形成联系。
三
采取一定欺骗迷惑、心理震慑等方式方法，诱使守城之敌主力或一部脱离城市，将其歼灭在向外机动转移途中。这是剥离守敌与城市的有效办法，一旦敌失去城市依托，无论是后续攻城还是歼敌，难度都将大大降低。《孙子兵法》中讲，“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解放战争我军打邯郸时，刘伯承元帅就故意在城南留下缺口，诱使敌人向南突围，而后集中力量歼敌于机动之中。通常诱敌出城可采取三种方法。
围三阙一。在围困守敌时，故意在城市某一方向、区域或通道留下缺口，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诱敌实施突围或向外机动转移，从而趁机歼敌于城外。战争实践证明，全面围困敌人可能造成后续攻城难度加大、时间增长，采取围三阙一的方法，诱敌向外撤离或突围，有利于加快城市夺控。
威慑攻心。通过强力的外围示形造势、多手段武力威慑等方法，攻击守城之敌的心理防线，造成敌指挥员犹豫不定、意志迷乱，迫使部队抵抗意志降低、内部心态失衡，从而使敌主动放弃或撤离城市。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城市作战中的具体应用。
佯动欺骗。主动制造城内城外混乱、营造敌全局失利假象迷惑守城之敌，也可故意释放部分方向敌强我弱的假象，虚构外围攻击失利或受阻的一些信息。或者在次要方向或部分城区营造攻城态势，调动敌城内力量机动或调整布防，从而精准获取敌目标信息，为攻城歼敌创造条件。
四
近年来，外军在作战实践中，针对守城之敌利用城市有利环境固守城市的企图，主动割裂敌作战力量、城防体系及其相互联系，削弱守敌与城市形成的防御整体，通常采取四种方法。
内城外城割裂。利用城市外围环境相对简单、居民地小、建筑物少的特点，在攻击城区之前，先夺控城市外围，割裂城市核心区与外围之间的联系，为后续攻城创造条件。
市内城区割裂。依据城市的自然结构及守城之敌的部署位置，采取火力遮断、机降拔点、障碍阻隔等方式方法，夺占机场、高大建筑物、交通枢纽等重要目标，将城市分割成若干独立的区域或空间。解放战争我军进攻天津时，就首先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的方法，将天津分成南北两个部分，为后续分区夺控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民目标割裂。未来城市作战，将市内普通民众，以及医院、电厂、水厂等民生目标与军事目标剥离，是打赢城市作战的关键。
信息网络割裂。城市防御之敌，相互协调配合密切，沿街巷攻击时易面临腹背受敌、左右难以兼顾的窘境。要解决这一问题，应采取无源干扰、定点干扰、区域扰乱以及火力精打、特种破袭等方式方法，提前切断城内守敌之间信息网络联系，使之处于分割散乱状态，无法形成防御整体。
五
从城市内部环境与结构、重要目标分布以及守城之敌部署等情况入手，基于不同战略战役需求，在直接攻城之前，设计针对性的城市夺控方法。具体可采取四种方法。
并行推进。从城市外围一侧或两侧，将力量并行多路分布，采取同步攻城的方式，分层夺控城市，逐步挤压城市守敌空间。这种方式消耗大，附带破坏、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损坏都可能比较高。
稳步推进。针对敌城市街区相互割裂、空间相对独立的特点，采取逐个建筑物、逐个街道夺占的方法，分片蚕食、逐区攻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将有效防止敌渗透袭扰、侧后袭击。这种方法速度较慢，夺控城市持续时间长。俄罗斯在第二次攻打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时，就采取了逐步占领街区的战法。
火力削弱。在精准掌握城市结构及守城之敌目标位置后，持续使用各种火力，对重要军事目标以及城市内部重要建筑物、交通节点等，实施火力精打，直至消除军事目标威胁。2016年叙利亚战争，叙军在俄罗斯空天军支援下占领阿勒颇，就是采取的这种方法。
精打巧夺。依托多维侦察手段，实时监控城市内部活动，精准掌握守敌目标位置，使用各种精确火力和信息力量，快速打击或压制敌威胁目标；使用小股无人力量、特战力量或精锐力量，机降或渗透进入城区，迅速夺取高价值目标，实现以点制线、以线控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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