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不仅促使各国文化交融碰撞，深刻重塑世界分配格局与政治秩序，同时，信息时代亦深刻影响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判断与社会发展选择。在7亿网民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既享受信息交流的便捷，也面临意识形态安全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创新传播方式，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有关于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的内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篇一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6 ― 0009 ― 04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相互碰撞，中外意识形态交融，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该问题的研究也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5年5月，在CNKI数字资源平台进行检索，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主题，搜索到期刊论文433篇，博硕士毕业论文202篇，会议收录论文45篇，重要报纸上26篇。从上面数据来看，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这些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推动了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我们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借鉴精华、改进不足，从而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石、指明前进的方向。

一、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意识形态等相关概念的内涵

从现有学术成果来看，学界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安全”、“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至今未能有统一的界定和阐释。

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地位来界定。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不受外界颠覆，而保持其和谐与稳定的能力或状态。〔2〕另一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组成部分来进行解释。有学者认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内容包括政治安全、道德安全、民族精神安全等，其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3〕第三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本身的合理性角度来阐释。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能够抵御外界侵蚀，保证其有序和谐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本质体现。〔4〕更有学者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作深入说明 ，“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内、外部消极因子的威胁、侵蚀、同化。我们要求民众在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从属于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主导价值，而并不强迫其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认知，整齐划一的行为方式。 〔5〕

学界对“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划分，有比较统一的意见，认为它是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指与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处于交互作用中的支撑统治，执行合法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保证其不被侵蚀、稳定发展。〔6〕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统治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所推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7〕

当然，学界也有少数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界定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思想安全问题。〔8〕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并进一步提出，建立代表阶级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后盾。 〔9〕

二、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及研究视角

(一) 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是我国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并不完全一致。一种看法是，有学者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给予意识形态安全定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精神防线和灵魂。〔2〕另一种看法是，有学者基于国家制度安全角度来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原则方针，更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和统治地位的手段。〔3〕

意识形态安全所承载的导向性和灵魂性的战略地位，已经被众多学者所重视。这是个“没有硝烟”却“炮火纷飞”的战场，需要每一个国家下大工夫去治理和维护，不容懈怠。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悲剧，不难看出，完全摒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遭遇侵蚀，阻碍社会进步。所以，有学者具体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当意识形态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反之，就会成为经济社会的阻力。〔10〕

(二)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

1. 从国家治理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国家治理。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建设中还未最终实现的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国家理想，从战略研究的角度，它是可以被设计的，并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异质免疫、经济规制、社会整合等功能。我们引入“国家治理”理念，作为意识形态安全“顶层设计”的具体思路，它强调国家主导、社会多元参与、制度规范。〔2〕

同志在2014年4月15日国安委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1〕此内外兼修，内涵广泛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被提出后，学者对我国如何应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现国家治理，给出了相应的看法。有学者指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统一的，当代国家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同志关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的论述更表明，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大系统，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3〕

2.从话语权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话语权，是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一定话语来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权利和权力，其话语交往现象的背后是权利意义世界。〔12〕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对象，妄想用西方意识形态取代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大多学者均认为只有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有学者从我国国家意识形态面临“消解”和“弱化”入手，认为市场经济利益化的价值取向对民众信仰的冲击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国家主导价值体系的颠覆，使我国意识形态遭遇不安全。为此，我们需转换安全理念，使文化话语权成为意识形态的创新点和生长点。 〔5〕有学者指出，思想领导权的实现路径就是抢占话语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确立根本话语方式，坚持客观真理及哲学唯物观立场，对抗“普世价值”。〔9〕

第二，有学者从权力与力量的角度，阐释话语权在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文化话语权是一个国家传播本国文化话语，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主导本国文化发展、维护本国根本利益的权力。〔12〕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群体将其思想文化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实现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13〕

无论学界从哪种维度分析，无疑表明，文化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所以意识形态话语权，更多的是文化话语权。文化话语权在潜移默化中教化社会成员，其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时代价值日益显现。

3.从社会思潮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在谈到社会思潮时，学界一致认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是当代中国的思想主流，而目前仍存在一些倒退、错误的支流思想，它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一定冲击，若放任自流，势必会瓦解政治信仰，对我国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建构将产生消极影响。

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拜金和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民众政治生活影响极大。〔14〕有学者认为，面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入侵，我们要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包容并引导支流意识形态，防止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和“淡化意识形态”。〔15〕具体谈到新自由主义，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把新自由主义当作“软实力”渗透的工具，来规范他国改革和价值取向，以此满足其政治统治需要。 〔16〕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特征，是当今时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它通过各种渠道宣扬社会主义是不科学的，妄想实现“意识形态的终结”，从而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17〕

三、 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对策探讨

学者们从不同切入点和立场探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对策，众多学者的观点有交集也有分歧，笔者对学界的主要观点做出梳理。

有学者提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思路：第一，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三大基本原则――唯物主义原则、辩证法原则、实事求是原则。第二，推进意识形态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引领工作，使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解决。第三，筑造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具体做到解放生产力、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8〕

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构建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主动性原则，做到“超前――超前――再超前”。二是认同性原则，理性看待事物本质及发展规律。三是包容性原则，同时也不放弃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坚持。四是整合性原则，促使某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化。〔19〕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对策，一是要积极融入多元文化互动，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二是要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辨别各种社会思潮，协调好主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包容为导向，发挥我国意识形态的优秀整合能力。三是完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要把网络信息技术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两手抓”，保证网络社会管理中的“有序”和“活力”。四是以掌握“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为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队伍建设，形成我国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五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以理论创新为动力，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6〕

有学者指出，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要以文化软实力为立足点，对内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对外坚持文化传播创新，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7〕也有学者指出，通过提升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价值、构建文化资源，进而营造创新的文化环境，是开拓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文化路径。〔20〕还有学者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策略：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理论和实践创新，注重工作实效性。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发挥舆论媒体的正确导向作用。第三，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完善党的工作方式，增强文化发展的科学性。 〔4〕

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先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在方法论原则上，要处理好社会结构各个层面之间的客观逻辑关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主要着力点上，要坚持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方式，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力性和人民性，形成其余社会思潮的良性互动。〔21〕有学者指出，应对当代海外中国学的迅速发展，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一是学术传播与政治教育“双管齐下”。二是海外中国学的积极成果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兼顾”。三是大众传媒应承担起正确引导和客观评价的使命。四是在宣传变革革命话语体系时，彰显学术厚度和人文关怀。〔22〕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重要领域。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伪装性强、方式多样，我们应科学应对网络兼虚拟与现实于一体的特征，增强我党对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力 〔23〕有学者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大数据的特征相结合，充分利用大数据搜集、分析及预测的能力，加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袭。〔24〕

还有学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以人为本，加强理论创新，发挥网络对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第二，重视网络新兴媒体的引领作用，形成“网络问政”的有效、常态机制，打造信用政府。第三，警惕 “西化与分化”及“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提升民族文化认同。第四，健全网络媒体的法律规范，建立严厉的违法惩戒机制。 〔25〕

四、 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一)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的不足

截止到2015年5月，在CNKI数字资源平台上进行检索，以“中国意识形态”为主题，检索到文献5815篇。而输入主题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只检索到文献300篇。根据数据统计，各年度文献数量分布是：2014年58篇，2013年48篇，2012年40篇，2011年23篇，2010年21篇，2009年17篇，2008年13篇，2007年12篇，而1964――2006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仅为个位数。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4年来关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献数量增加较快，但总体上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可能还不够足够成熟。

理论指导实践。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知识体系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因此，学者们应加强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深入研究，认真学习并落实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等一系列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讲话精神。结合中国国情，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深度的学术支持。

(二)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展望

1. 在研究内容方面，可增加从阶级阶层的角度来讨论意识形态安

全问题。目前，流行的是人民性、人类性话语，阶级性话语不是我们今天的显性话语，然而，如果没有阶级分析等隐形话语的支持，人民性、人类性话语则无立足的基点。因此，在阶级阶层变迁视角下，如何遵循阶级斗争规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实现人类解放，是一个常新的课题，鼓励学者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丰富史料，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用策略。

2. 在研究视角上有待拓展。学者们大多数从政治思想、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等传统视野，来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忽略了其他方面。如我们普遍关注于新媒体的广泛性和交互性特征，然而新媒体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同样会影响意识形态的传播。又如我们致力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的研究，对自身的学术根基、学术创新上研究的不够深入。科学知识所建构的严谨、系统、全面的框架体系，是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基础，应对时展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新挑战。

3.从研究方向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支撑，从物质保障、政治保障等方向，提出处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的实现路径。综观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如何处理好一元指导思想与多种社会思潮的关系，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如何把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推向国际舞台等方面，可能做得不够完善。我国依旧在不断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道路。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文化交融，意识形态碰撞的复杂局势，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才能有效的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保证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要采取包容的态度，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的整合能力。我们始终致力于探索属于我国的文化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比如2004年开始投资建设的孔子学院项目、2012年中国文化部向外国电视台无偿提供中国制作的电影等，是我国推进以中国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做出的艰辛探索。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能够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完善，构建出一个科学合理、有助于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防范体系，实现我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1〕.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J〕.党建，2013.(09).

〔2〕赵欢春。“国家治理”理念下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0).

〔3〕张素云，李晓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观的确立及其地位研究〔C〕//“改革与创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4年年会论文集，2014-11-01.

〔4〕石云霞。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02).

〔5〕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6〕夏自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思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01).

〔7〕揭晓。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前沿，2011.(16).

〔8〕周振彦。新形势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思考〔J〕.探索，2014.(04).

〔9〕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初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2).

〔10〕王存福。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11.(01).

〔11〕.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EB/OL〕.新华网，2014-04-15.

〔12〕骆郁廷，史姗姗。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J〕.理论探讨，2014.(04).

〔13〕葛彦东。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J〕.理论探讨，2015.(1).

〔14〕李孝纯。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J〕.红旗文稿，2010.(2).

〔15〕汪勇。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及应对〔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16〕张连梅。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及应对措施〔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科学版，2011.(02).

〔17〕王熙。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特征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策略〔C〕.科学发展・惠及民生――天津市社会科学届第八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上)，2012-12-23.

〔18〕徐成芳，罗家峰。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J〕.政治学研究，2012.(06).

〔19〕刘胜良。论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建的基本原则〔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12).

〔20〕胡伯项，刘浩东。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话语转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04).

〔21〕高峰，艾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论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05).

〔22〕张泽一，郭云。当代海外中国学视角下的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J〕.社会科学家，2014.(07).

〔23〕朱东来。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特征分析〔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01).

〔24〕王超。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学术论坛，2015.(01).

〔25〕陈东冬。关于创新网络虚拟社会治理体制的对策建议〔C〕.第十一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暨中国汽车集聚区发展与合作论坛论文集：人文社科与教育学分册，2014-06-26.

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篇二

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是其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古语说“居安思危，长治久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唯物辩证法讲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讲矛盾转化，相反相成。矛盾转化是有条件的。人们要把握矛盾转化的主导权，要使自己的行动具有前瞻性，首先要看到发生对立面的可能，看到存在对立面的迹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面临丛生的荆棘、四伏的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看不到，就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机发生了还不知道风险从何而来。虽然未必无法补救，但总会显得较为被动。中国又有一句古语说，“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道理同样也是讲，要依据发生对立面的可能，存在对立面的迹象，想对策，想应对措施，想如何创造条件使对立面发生有利于自己的转化，使自己站住脚，继续发展。“预”是“立”的前提，“不预则废”。作为如此庞大的超级大国，作为在经济、金融、军事、高科技诸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美国当局依然认为，它所处的安全环境动荡不定，充满许多可能变得更加致命的威胁和挑战。危机意识不是杞人忧天或者妄自菲薄，而是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主动性，防患于未然，变以后的被动为现在的主动，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至少减弱其危害程度，以求把握全局，总揽全局。

危机意识是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危机的预期。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有两大类，均涉及国家安全：一类是对内部发展构成潜伏危机的预期;一类是对国际环境可能引发的危机的预期。在这两类危机预期中，后一类更引起人们重视。就目前国际形势而言，尽管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仍潜伏着种种不确定因素，包括：

1.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历史上，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而今要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条件下实现，这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在充分认识国际格局可能和平转换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非和平转换的可能性，充分估计转换的复杂性、曲折性。导致转换复杂化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这些因素的作用。例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残余，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愿望转化为保守主义目标，因为这中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2.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要改变这种失衡，即使有最理想的条件，至少也得在半个世纪以后才能实现，在这期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凭着自己的优势，不会放弃建立全球等级体系的欲望。这当然与多极化趋势相背离。美国认为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对美国继续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威胁。美国要迎接挑战，要把可能出现的威胁消除在美国本土之外。由此带来的矛盾与对抗不能排除。NMD与TMD的建立将会大大加剧这种危险的现实性。

3.多极化趋势未必等同于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的经验看，多极化体系是极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从现实来看，由于传统的“实力—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的存在，多极化过程也潜伏着负面效应。预计在21世纪将有近10个国家上升到大国、强国的地位。在这些国家中不能排除出现新的霸权国家的可能性。霸权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同样也不能排除。与此同时，据估计，世界上将有50—60个新的国家分裂出来。此起彼伏的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将长期困扰国际社会。

4.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无论是军事装备、作战方式、打击能力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表明，军事革新总是意味着新的大规模战争。新的、巨大的打击能力对军事强国具有难以自制的诱惑力;仅作为一种威慑力而不投入实战，不仅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现实生活中也难以令人信服。

5.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但由于各自的起点不同、可资利用的机遇及其应对不同，加上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有关国家经济、金融的被动式风险大大增加。尽管国际社会驾驭市场的能力大大加强，但至今还不能免除危机的发生。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对发达国家可能是伤“筋”，对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动“骨”，将使它们倒退数十年，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面对这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国际社会在寻求全球和地区稳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产生某些忧患意识或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将稳定国际社会的愿望变为现实的重要前提，也是预防外交赖以产生的重要前提。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使预防外交得以应运而生。

二、预防外交的战略功能及前景：以中、美为例

“刺激—反应”被认为是传统外交的基本模式。时至今日，这一基本模式未发生根本改变。不管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自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刺激，不管刺激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依据对刺激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制订对策作出反应，至今依然是外交部门的基本实务。作为对现实刺激作出反应的艺术，外交中的作为或不作为都是艺术性的。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被认为是积极的反应;投弃权票也未必不是积极的反应，它也可能是一种艺术，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策略性相结合的艺术。外交艺术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现代外交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战略层面、整体层面上的反应烈度大大加强。在做好微观领域反应的同时，注重宏观层面上的运筹帷幄，寻求棋局上的总体主动性、主导性和可控性，以便在走对一着棋的同时走活全盘棋。这正是预防外交的战略。

1955年，中国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在外交实务上，这是一种即时反应。但是，中方准备工作立意高，着眼于开拓新中国外交的全局;判断准，把握住日益增多的新独立国家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创意新，亮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外交旗帜。“万隆会议”上的胜利，为中国打开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在当时国际敌对势力的重重压制、封锁下，中国通过此次会议求同存异，广交朋友，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谊。因此，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依然风雨不动安如山。

1947年，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同样也是从一着棋入手走活全盘棋的典型外交案例。当时美国的16个西欧盟国，既遭到二战的严重破坏又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气息奄奄，濒临，一再呼吁美国给予经济援助。向其盟国提供经济援助，在美国外交实务上是一种即时反应。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因应措施，而是形成一项计划，作为战后美欧关系的起动器，立意在推进美欧之间的联系。该计划从1948年4月启动起到1951年1月实际结束，共使用100多亿美元。其中，赠予款额用于购入美国剩余农产品和救济物资，借款款额用于购入机械、车辆等生产物资，其结果既有助于美国走出战后经济过剩，又促进了西欧经济的恢复，并为后来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确立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美国从欧洲获得的巨大利益是以“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无怪乎有的西方学者会把“马歇尔计划”推崇为预防外交的经典之作。

这些成功案例所显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具有综合性收益。这些成功案例尽管没有摆脱“刺激—反应”的传统外交模式，但作出的“反应”却是非传统的，具有新的特征。现代外交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在战略层面上发挥“预防外交”的效果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些前景包括：

1.追求清晰的战略意图。实施预防外交，或者为了争取战略上、全局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或者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并为进一步发展展示新的前景，驾驭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马歇尔计划”后来成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范例。2000年1月5日公布的一份白宫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对此推崇备至：“从以美国为首的动员到战后欧洲的重建，再到最近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成功事例，美国的对外援助帮助了新兴民主国家，促进了对人权和法制的尊重，扩大了自由市场，遏制了国际犯罪，抑制了对健康的主要威胁，改善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使人口增长放慢，缓和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了工人的权利、自愿计划生育、基本教育、环境保护、民主、法制、宗教自由，提高了公民的经济地位。通过这些计划，危机得到避免，美国的预防性外交得以积极的实施。”

2.追求“最小的代价”，使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带来滚动效应。外交是需要投入的，这是常识。外交投入包括实务开支、政治或经济上的承诺、某些问题上的妥协与让步。这都是外交的代价。而现代成功的外交却要求“代价”的最小化。这就要尽可能避免外交的静态操作而应追求动态操作，使外交态势始终具有一种动能，带来滚动收益。道理很简单，推动一块静止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是很累、很费力的。但若推动一块正在滚动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则仅需花很小的力气就可以实现。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是寻求“最小代价”的一个重要前提。“因势利导”，没有“势”便难以“利导”。试想，如果中国没有以亚非“万隆会议”为开端，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起动态效应，何以能在1971年10月出现把中国一举“抬进”联合国的局面。

3.追求某种协调机制。尽管许多人对90年代后半期国际关系中的种种“伙伴关系”不以为然，但是这些“伙伴关系”的出现却反映了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对国家间关系形成某种机制的追求。传统的国际安全靠均势、靠力量均衡;但在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一政策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困难。各主要国家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时，外交重点越来越倾向于形成某种机制。“热线”，“透明度”，从频繁的首脑会晤到高密集度的不同级别、层次的交流，信任措施，……凡此种种，显示了各种机制的“生命”运动。机制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但牵挂着各方的利益需要;机制并不是解决争端的裁判，但却可以提供解决争端的机会;机制并不是利益的天平，但却有助于找到利益的汇合点。机制是各方利益补偿代谢的生命体，只要有关各方都愿意从这里找到获取利益的机会，机制的生命力便不会凋谢。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承担世界责任方面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战略层面上实施预防性安排。有许多机会可以发挥中国的作用，诸如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和构想，提出解决热点问题的方案，供国际社会选择。充分发挥诸如此类的建设性作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有所作为才有世界上的地位。这样做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预防外交中进行危机预期的方法

预防外交可作广义理解，涉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国际体系及其机制可能面临的障碍、战略态势变动等;也可作狭义理解，诸如对付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紧急情况，对付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对付可能出现的某项争端、对付安全方面的某种紧急状态等。国际社会所以对“预防外交”产生极大兴趣，主要看中其狭义理解所显示的功能。然而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预防，难就难在如何及时捕捉到突发事件的前兆。但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证明，危机、冲突、风险在爆发前是有迹象可以看到的，是可以预测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国际关系中，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潜伏的风险迹象，可以看到潜伏危机中的冲突迹象。问题是如何应对，如何建立必要的危机评估、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及制订各种方案的制度。

对预防外交，无论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其预防的仅仅是一种危机预期。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预期必须尽可能准确可靠，这是基本的前提，否则就失去预防的意义。为了寻求根据现实动态作出合理延伸的预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

1.背景推理法。领土、宗教、民族或种族的历史纠纷和怨恨，资源(包括水资源)和能源争夺的历史记录，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处置，等等，都可以成为背景推理的依据。在这些因素中，有的可能已经随着历史岁月的延伸而沉寂下来，有的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的纠葛，但都有可能在新的特定条件下成为爆发冲突、引发危机的“导火线”。在这里，注意“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是关键。一种“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往往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欧亚结合部一下子爆发了众多的冲突，至今还未完全平息。又如，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民主”、“人权”，引发了非洲一系列部落、种族和民族的权力争斗，其结果导致惨不忍睹的“灭绝性大屠杀”。

2.过程推理法。任何矛盾、冲突的激化都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过程是分为不同阶段的，从前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是有条件的，其中关键性条件居于主导地位。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数十万大军向海湾地区集结。当时国际社会对美国下一步动作有两种判断：一种认为美国企图以兵临城下、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屈服;一种认为美军向伊拉克发动武装攻击势在必行。事实证明后一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居主导性的条件是，苏联不可能因伊拉克与美国直接对抗，而美国要以高科技军事打击能力证明谁也不能违抗它的意志，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任何事情的发展过程都有它自己合理的逻辑延伸，但却以条件为转移，在这种条件下会向这个方面延伸，在那种条件下会向那个方向延伸，关键是要搞清楚条件是什么。

3.利益平衡推理法。国家的对外行为都是为了追求本国利益，但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却受不同层次的利益制约。科索沃停战协议签订后，俄罗斯抢先占领了科索沃首府机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为数不多、孤立无援的俄罗斯军队赶走，这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一种是容忍俄罗斯的行动。美国选择了后者，因为，前者虽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但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具有更大的利益。美国曾多次企图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摧毁朝鲜的重大军事装备基地。但它会遭致朝鲜对韩国的报复性军事打击，而汉城地区集中了韩国大部分重要的经济设施，它们都在朝鲜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内。韩国成了朝鲜阻止美国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抵押品”和“人质”。所以，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首先遭到韩国的反对，韩国难以用民众大量死伤、经济倒退数十年的代价，来接受美国对朝鲜军事打击的胜利。当然，韩国是美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前沿基地，韩国受到巨大破坏在根本上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基于这种利益掂量，美国不得不接受韩国对朝鲜的“阳光政策”。现在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联在一起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善于把各种利益结合起来综合平衡，是寻求合理的危机预期的重要方法。

4.实力对比推理法。实力对比依然是影响国际矛盾、冲突的基本因素。实力的不对称性往往决定了过程、结果的不对称性。仅仅凭南联盟非常有限的军事实力对抗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打击，难度之大完全在意料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是绝对的。但是，在拥有的实力与可使用的实力、可使用的实力与可使用的限度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又是相对的。2000年年初，俄罗斯颁布新军事学说，不仅继续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作承诺，而且明确宣布“在俄罗斯及其盟友遭到侵略、以及在依靠常规手段无法制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主体和国家消亡的情况下，俄罗斯将被迫使用核武器”。面对其对手的步步紧逼、挤压，俄罗斯的这种宣示无疑使其对手在可使用的实力与实力可使用的限度方面大打折扣。尽管在观念上，其对手可以认为俄罗斯没有什么优势，但在行动上却不得不想想自己的难处。这种反差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与其对手关系的走势，影响潜在危机的发展趋向。就此而言，研究对立双方实力对比的相对态势，对研究危机的预期具有重要价值。

四、预防外交的“刚柔相济”

应付危机、冲突的迹象或预兆，在传统上由于迂回——回旋的余地、可使用的手段有限，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几乎没有(或者很小)，所以通常使用刚性应对，诸如使用外交交涉、军事威胁，并往往在事实上用最终手段(战争)解决问题。一部国际关系史，实际上是一部战争史。剖析战争爆发的原因，展示战前外交合纵连横的全景，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战争过程中的外交往来，战争结果的处置，诸如此类的往复，充斥着历史的大部分篇章。中国历史上尽管有“预防外交”的先例，诸如采用“和亲”政策、睦邻政策，向对方施以“皇恩”，但边界战争依然不断。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教训，以及二战后多次热战的结果，都表明完全刚性应对无助于把危机、冲突在迹象显露、预兆出现时期得到控制或化解，并没有真正起到预防作用，必须另辟蹊径。

预防外交在不排除“刚性应对”的前提下，更强调“刚柔相济”的作用，这不仅由于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日益达到不可分离的程度，而且由于人民的觉悟和对安定、富裕的追求，“刚柔相济”更有了施展的余地，诸如：

1.进行充分的具有亲近感的意见交流。充分地交换意见，这对矛盾双方没有任何害处，只会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只会有助于寻求矛盾的解决。现代交通、通讯的便捷，使相互交流意见、面对面地交换意见变得十分容易。首脑之间互通电话、工作会晤、信函往来以及较低级别外交官之间的穿梭往返，都已相当普遍。“第二管道”的出现更有新意。现在又有“第三管道”、“第四管道”之说，这表明广开交换意见的渠道具有极大的潜力。

2.扩大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多种形式的接触。现代国家间关系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侧面。特别尖锐化的矛盾与冲突仅仅是其中某个侧面，不以某个侧面发生障碍而阻断其它侧面的接触、联系与合作，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样做不仅可以把某个侧面的矛盾冲突激化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还可以利用其它侧面的关系来制约正在激化的那个侧面，甚至作为一种补偿，使双方找到利益的接近点。

经济合作、国际援助、国际贸易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预防外交手段。一个成功的国际援助计划，不仅使受援国得到实惠，而且可以给援助国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经验教训表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方面的依存度日益成为加强相互关系的纽带。通过国际援助发展经济合作，促进贸易、金融、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正成为各国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这也是避免危机和实施预防外交的条件和基础。

3.充分发挥影响对方公众情绪的能力。当今世界，一国的外交行为越来越受到公众情绪的驱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外交部门能获得的信息，普通的国内公众极大部分都能得到，情报信息的透明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此外，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公众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和能力大大加强。这种公众情绪转化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党派斗争，就会建立起影响政府外交行为的直接通道。如何影响对方国内的公众情绪，已成为现代外交不得不考虑的问题。10多年前，美国媒体一度几乎一无例外地充斥着对中国的谴责声，成篇累牍，无休无止。扭转美国媒体的态度，成了中国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影响美国媒体转向、降温。“取信于民”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要使民“信”，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媒体和因特网，充分利用对方的信息手段同国外公众和机构对话，宣传自己的原则和政策，提供充分的情报和信息，以增强自己的影响能力。为此，需要一大批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他们具有良好的理论造诣和专业才能，了解对方的思维习惯和接受方式，及时地利用国外媒体和国际互联网络，向对方公众传递情报和信息，赢得对方公众的支持。现代外交表明，如果乙国不能影响甲国的公众情绪，将会最终失去对甲国政府的影响能力;如果乙国能迅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一旦爆发危机和紧急情况，就等于在对方公众层面上筑起一道阻止“事件”恶化的“防火墙”。也就是说，影响对方公众情绪是预防外交的重要手段。

五、预防外交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预防外交的成功与否，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般外交的功底。例如，为了成功地实现某项国际投票获得对己有利的稳定多数，事前对有关国家做工作可以算为预防外交，但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以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能保证在关键时刻得到国际社会有益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具有预防。在关键时刻，能否得到国际社会有益支持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般外交功底是否扎实的标志。

但是预防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对付冲突和复杂的紧急情况。所以，除了依靠一般外交所积累的功底，在实施操作上需要更大的灵活性。

1.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在紧急情况下，各种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发生可能导致双方对峙的无端升级，加速形势的恶性化，造成不必要的、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损害。所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是避免误会、澄清情报信息的重要条件。

2.抓住适当时机或机会，及时进入官方层面或正式层面上的对话。对话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磋商、谈判总比不磋商、不谈判要好。不拒绝对话，是现代冲突双方通常都具有的基本立场。对话不一定能消除分歧，但它可以使沟通渠道正规化，并为冲突双方寻求共同点开辟新的起点。当然，在何种条件下进入对话，不仅因国而异，而且因事、因时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3.及时开辟“第二管道”。通过“第二管道”进行坦率的、建设性的交流，可以成为官方交流、对话的前奏与补充，缩小认知上的差距。由于“第二管道”是非官方层面，所以即使在非常紧急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宽松的气氛，非情绪化地讨论对双方都有益的问题。

4.动员“公众外交”的积极作用。及时透过适当的“管道”向国内民众与国外民众传送情报和信息，并将其转化成“公众外交”，转化成公民与组织对外国政府的影响能力，这既需要开放的心态，也需要很高的艺术。如果能把“公众外交”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就足以造成庞大的、没有编制的“外交”队伍。

5.巧妙的策略运用。与一般外交相类似，预防外交也需要巧妙的策略与综合动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1)警示性：及时设置明确的底线，使对方明白这条底线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否则要承担难以承受的后果;(2)围堵法：造成对方在舆论上、外交上、经贸关系上的孤立状态;(3)诱导法：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所在，明白如何才能谋取这些利益;(4)抵押法：将对方的某部分重大利益作为抵押，让对方知道失去更巨大利益的可能;(5)边缘法：不惧怕进入边缘性状态，以显示自己的意志，让对方知道后果的预期。

6.实施奖励优先，奖惩并举，发挥恩威兼施的感染力。在危机迹象出现后，为了阻止事态恶化，适时地发出奖励与惩罚信息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奖励还是惩罚都有明确、完整、合理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非常现实的。实施奖励优先，当然不是奖励对方挑起事端，而是为了寻求自身最大的国家利益。惩罚对方必须以“真实”为前提。如果对方感到因拒绝奖励而将受到的惩罚是绝对不合算的，那就很难不选择接受奖励。

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篇三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主体的大学生，其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对国家是否安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面对现代大学生相对淡薄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大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1.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大学生往往认识不到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思想上麻痹模糊，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有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防意识淡漠、国家安全意识不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减退。一些大学生把国家安全看成是国家军队与安全部门的事，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有些大学生在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态势下，推崇急功近利及实用享乐主义。这无疑会削减主流价值的原则性，最终导致社会价值的散乱，使国家精神意识方面的安全问题面临消解的危险。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加强，一些发达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近来美国与我周边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使中国国家安全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最近有媒体报道日本有20余人把户籍迁往钓鱼岛，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岛民，并表示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1]。但当代大学生对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大多缺乏清醒的意识。面对国家安全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更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2.为培养合格接班人，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从近几年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学生在得到国外有些公司及机构资助自己出国进修，或推荐国外科研机构做学术研究时，就只看到友谊的一面而忽视国家安全。把一些认为无关紧要的资料或文件随便对外泄露。更有一些毕业生由于受金钱侵蚀，主动把国家重要文件出卖给境外机构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留学海归无视国家法律，回国后不惜余力拉拢、腐蚀在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重要岗位的同学或老乡。为境外机构收集情报资料，使中国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等遭受泄密重大损失。有些大学生对老同学、老乡需要一些资料、数据，明知违法但认为情面难却而所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2]为此，必须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使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二、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责任心

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形势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虽然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但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信息的沟通、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高校要切实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要教育大学生明确维护国家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党和国家对每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青少年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意识教育。早在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3] 两年后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4]在以后的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4年8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也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牵头，分别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课程改革与完善。对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增加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内容章节，目的就是着力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与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可见，党和国家关于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要求，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及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补充和完善的。这也正是当下高校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力理论依据。高校在实施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中，首先要增强学校党政干部与教师员工的政治敏锐性，以此提高责任意识。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看成自己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来实行，使各部门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责任。

(二)齐抓共管分工合作，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由来已久，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要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注意三个结合。

1.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爱国主义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础，思想是灵魂，行为是体现。” [5] 所以教师必须以三个基本方面为教学目的。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的教学中，应根据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新形势的需要，在讲授爱国主义章节内容时可结合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来展开。通过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把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上可以达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效果。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安全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主题。对大学生来说是否爱国不仅仅是道德要求，同时还是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使大学生认识到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国家意识，因而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很难在理性层面和整体意义上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感的同时，更要激发起他们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2.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国防知识教育相结合。目前高校的国防教育仍然是以单纯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传授为主要内容，而没有将国家安全涉及的有关内容融入到国防教育课程中去。在课程设置上两门课分别有武装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和社会科学部的思政教研室承担，基本上是以各自为政的教学模式展开。这就要求高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军事理论》课中，加强联系与沟通，使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既达到有机融合又克服无谓重复。在《军事理论》课中，教师除了系统论述世界军事、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战争这五大领域的前沿问题外，更要让大学生了解和体会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激发起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爱军情感。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则侧重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等。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意识的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来报效祖国。国家安全教育只有紧扣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及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来展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求得教育的实效性。

3.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必须与多渠道相结合。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应该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通过授课要求大学生“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6]。但是，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意识为主的国家安全教育并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击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况通报，而是一种政治性、战略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 [7]。因此，必须坚持主渠道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多渠道的潜移默化教育相结合。高校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团组织的作用。在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学校可利用社团活动、学术报告、外出参观等形式渗透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引导大学生正确科学地理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逐步增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新国家安全观念。使每个大学生都清楚的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事关每个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日本已有20余人将户籍迁至钓鱼岛[n].环球时报，2011-02-28.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2007：4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z]，1994：20.

[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学习材料[z]，1996：10.

[5]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6-193.

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篇四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安全;综合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D0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245-02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概念以来，意识形态安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1999年，夏保成在其专著《国家安全论》中提出：“国家的安全，就是构成国家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安全。这种安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国家肌体的安全、环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这三个方面的综合，就是发展的安全。”他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2003年，陆忠伟出版他的专著《非传统安全论》，把意识形态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种形式加以研究。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观点有：

田改伟在《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的《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道德安全、政治信仰安全和安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任务。

冯宏良在论文《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合法性信仰，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安全在根本上体现为人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内在价值主张的高度认同和自愿践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社会意识形态的选择免受外部的干涉和侵犯。

徐稳在其论文《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集团、政党或者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生存和发展免受危险或者威胁的状态。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会在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趋势下而逐渐弱化或者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

杨化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中提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讲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保持意识形态在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指导地位。”

张倩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角度把握，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确保新疆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讲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主体意识形态安全，即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黄建明、杜阿奇在论文《积极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中，从安全的字源意义来界定意识形态安全，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威胁的相对稳定状态。

王水雄在《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所谓不安全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危机)，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则反之。”这是从功能角度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强调意识形态安全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综上所述，学术界分析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思路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从结构角度进行剖析，一种是从功能上进行概括，一种是从成因上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这三种思路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从意识形态自身的结构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能够保持自身结构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意识形态功能的角度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能够正常发挥其功能;从意识形态安全的成因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没有受到外在因素的威胁，没有危险。这三种观点虽然都反映了意识形态安全的某一个方面的特征，但都不严谨。结构分析突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稳定性，把握住了意识形态安全的静止状态，但意识形态安全的结构要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机械的关系。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往往是从价值观的变化开始的，然后涉及到思想道德层面，最后反映到哲学层面。功能说突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动态特征，但未能反映意识形态安全内在结构的变化。成因说把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社会环境中考察，但忽视了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结构因素。

综合上述三种思路，笔者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作如下界定：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能够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保持自身结构的相对稳定，抵御面临的内外威胁，发挥正常功能。所谓结构相对稳定，是指形成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这些要素组成完整的体系，能够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愿望。所谓功能正常，是指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大众具有价值导向、人心凝聚、行为引领等功能。所谓有效抵御外来因素的威胁，是指意识形态克服异质思想文化的侵蚀，体现自身的性质，与经济基础一致，免受威胁。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特点

(一)前导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前导性是指，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危机往往是国家安全危机的先兆，国家安全问题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

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安全处于基础性地位，它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稳固。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权息息相关。为了颠覆一个政权，敌对势力一般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正如指出的，“凡是要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的丧失，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开始的。当整个社会对意识形态认同发生严重问题，意识形态丧失对社会的价值导向、人心凝聚、思想统一等功能时，就不仅是意识形态危机，同时也是政权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动摇了苏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思想一片混乱，许多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纷纷退党，预示着苏联陷入了深重的社会危机之中。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就准确地预计到，苏联可能分裂。

(二)内隐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内隐性是指，无论就意识形态危机的成因，还是就意识形态危机的表现状态而言，都内隐在人们的思想、精神、精神中，不像军事安全那样，显明地呈现出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

意识形态安全起因于人们的思想、心理、情感等精神方面的变化，敌对的双方，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最终都要影响到对方人民的精神，而引起精神发生变化的成因，是内隐的，不易被人们察觉的。当然，这种内隐并不是绝对隐蔽的，是可以通过细心观察可以感觉到的。

意识形态危机的表现状态也具有内隐性。1957年8月，美国前总结肯尼迪曾预言，在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之下，苏联“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由于自顾不暇而将停止其侵略行动”，最后“由于发现他们已吞下自己消化不完的东西”而放弃与美国的竞争。一语成谶，肯尼迪的预测被剧变的结局所证实。他所说的“吞下自己消化不完的东西”，是指苏联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信仰，但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苦果已经生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意识形态危机状态是隐性的，不像军事危机那样明显，往往隐蔽在人们的心里。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问题时，往往表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混乱，而不是首先表现为直接的意识形态危机。统治阶级一般总是把精力用来解决经济与政治问题，而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安全的间接性，使得统治阶级经常对意识形态危机浑然不知，当他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危机时，意识形态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三)渐变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渐变性是指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发生、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的巩固都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军事危机的产生具有突发性，会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统治阶级在军事危机时，能够迅速动员社会力量消除这种危机。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它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并不完全同步，有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但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独立性与反复性。从根本上说，社会意识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受到社会思潮、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复杂影响，意识形态的变化经常会出现时进时退的现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期的量变过程之后，才会发生质变。无论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发展，还是巩固意识形态安全，都将经历一个渐变的曲折过程。

(四)全局性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这一论断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全局性意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全局性是指，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因而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思想，而是以思想观念的形式表达统治阶级对利益的诉求，解说、论证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为统治阶级构建社会法律制度提供理论基础。一旦发生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就表明该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严重的社会动乱或社会革命很可能就要到来。前苏联在解体前，许多人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全盘否定苏共领导人以及苏共历史，整个社会失去了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这些乱象表明，苏联解体已经不可避免。令人感叹的是，苏联共产党有70多年历史的，上千万名党员，当巨大灾难发生时，竟然没有一人出来捍卫苏联共产党!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危机一旦发生，其对社会造成的灾难，很可能远远超过军事危机。

参考文献：

[1] 夏保成。国家安全论[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9.

[2] 张勤德，戴旭。现代国防大典[K].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30.

[3] 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4.

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篇五

为了保障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中亚各国在经历了独立建国的初创时期后，不断完善着各自的国家安全观，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对外安全战略。近年随着世界和地区内形势的若干重大变化和多种社会因素的此消彼长，中亚各国对既定的总体方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由此带来的对外安全战略的变化，将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中国的西部安全形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一

在世界文明史的长河中，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向来是东西方文化和各大国政治势力影响的交汇处。古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在这里汇集，匈奴、蒙古铁骑的征服，汉唐军府的屯驻，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突厥人传播的突厥语文化，都使这块亚洲的腹地蒙上了富于变化的色彩。每当一种强势文化进入这一地区时，随着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和后盾的政治、军事实力的消长，其势力范围也随时发生着波动。

从公元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沙皇俄国由奥伦堡—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堡垒线向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推进。到公元 19 世纪中期，已经南进中亚腹地的沙俄扩张势头在东面遇到了中国清朝政府的抵制，南面又与来自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相冲突。最后，借腐败的清朝政府内外交困无暇西顾之际，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西部边界大大压缩，夺取了斋桑湖、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以东的广大战略纵深;又通过两次阿富汗斯坦战争，迫使在亚洲已是强弩之末的英国殖民者做出妥协， 1893 年双方划定土库曼斯坦与伊朗、阿富汗边界，以作为两大殖民帝国势力范围在亚洲腹地的终极分水岭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整个中亚地区被俄罗斯东正教强势文化圈所笼罩。

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篇六

[论文摘要] 历史 上国债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产生的，后被赋予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但国债发行导致 财政 不可持续以致危及国家安全之事时有发生。国家安全非但不能与国债脱钩，反而更加倚重于国债。但与历史上的显性倚重不同，这种倚重是隐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指向未来的。

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我们熟知的，国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威胁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债作为央行公开 市场 业务的主要操纵工具更是 经济学 的常识。但国债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却被当代人忽视。历史上因政府滥用国债发行权利，导致的经济动荡甚至国家危机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笔者在此主要探讨国债与国家安全及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一、国债的由来

历史上，欧洲基于特殊的 地理 条件，在 政治 上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任何试图统一的企图都会很快地被统治者的更换、内部起义或者外部入侵打破。战争给本来并不富庶的欧洲各国带来的财政压力是空前的。面对这种压力，欧洲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培养税源。 工商 业能比 农业 带来更多、更稳定的 税收 ，因此各国政府都在战争的压力下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这种鼓励培养了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他们反过来反对政府以战争为借口的任意加赋。于是资产阶级限制封建王权的机构--“议会”产生了。这样，欧洲国家的政府在给自己找到财源的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枷锁”，他们不得不转而寻求税收以外的另一种筹资方式--“借债”。

政府向民间借债自古有之，古罗马和

三、 国债 促进一国 经济 增长

众所周知，经济运行呈周期性特征，无论真实经济周期，还是货币性经济周期，政府支出带来的有效需求都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国债是政府增支的必要手段。很多国家的经济史证明，不借用政府赤字 财政 政策 ，经济无法摆脱长期通货紧缩。同样，滚动发行的国债能为经济持续地注入资本，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持久的源动力。

经济理论界对国债的看法经历了古典 经济学 “基本否定”到现代经济学“趋利避害”的过程，说明理论界已经认识到，尽管国债有挤出效应、危及财政可持续性等副效应，但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国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经济中是否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框架证明了经济中可能出现长期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为国债的经济意义发行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国债利率与 投资 回报率的比较。国债利率作为 成本 ，必须低于投资回报率，国债投资才是有效益的。前者取决于政府的信誉和资本 市场 的发达程度，后者大致等同于 社会 总体投资回报率。综上二者，如果国债的利率低于民间投资回报率，则可通过发债刺激经济，而且二者差别越大。越应该运用发债政策。

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篇七

论文摘要：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特殊公共权力机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国家两种属性在日趋相互接近的动态发展中呈现出递弱的阶级性和递增的社会性，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职能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社会转型期衍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和非传统安全，对国家作用体制提出新要求，引起国家安全观和国家管理社会职能的新变化。

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特殊公共权力机构，它既是实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工具，又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职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在公共领域扩展进程中，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呈现着此消彼长的规律。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国家职能的变化以应对转型期社会可能出现的公共危机和非传统国家安全，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国家发生作用对象及其变化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并不是国家所要面对的全部问题。作为凌驾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除了处理阶级矛盾之外，还要处理大量的社会事务以缓和社会矛盾，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国家是社会的正式代表，进行社会管理是国家所要面对的重要任务。即使是国家在执行阶级统治职能的过程中，也同时要履行特定的社会管理职能。恩格斯曾特别强调：“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①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述，揭示了管理社会事务是国家除了作为实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工具这一特征外的又一主要特征，即国家的社会性。国家的阶级性是以其社会性为基础的，二者存在着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

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动态发展交互作用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的中心任务不同，国家的两种属性有着不同的作用关系。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对广大社会成员的统治，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利益虽然保持着某种联系，但更多的是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在许多情况下，统治阶级不惜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的阶级统治利益。在人民民主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变成了统治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剥削阶级被消灭了，虽然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但已限于一定的范围，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阶级性的极大弱化和社会性的极大强化。国家的阶级性正在向其社会性日益接近。当然，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和差别，但它们之间相互排斥的状态，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人民民主的国家里，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所管理的大部分政务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社会性职能正不断得到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职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强大现实内涵。

在我国，经过近30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不断扩展，形成了大量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涉及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在这一进程中，社会改革要求国家在社会活动中做国家应该做的事情，放下国家不该做的事务，使社会事务回归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扩展进程中，国家应当做到“在位”而不“缺位”、“到位”而不“越位”，实现包括国家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体各在其位、各行其是、各尽其责，使社会运行活动呈现良性发展的状态。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社会改革过程中，人们已逐步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分野，社会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关系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具有公开性、可共享性和可进入性，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而不是社会的全部。国家从属于社会，国家必须为社会的利益服务。当前，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发展制定的新的发展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治理社会理念认识的深化，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社会发展中，社会建设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凸显出来。这种凸显无疑会强化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能，进一步体现国家管理社会的合法性和国家职能发挥的客观实在性。国家社会性的增强，是时展的必然，是社会转型对国家管理社会职能扩展的必然要求。

二、公共危机管理凸显国家职能变化

国家职能社会性扩展的重要体现，表现在对公共危机的控制和处理上。公共危机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社会性增强的重要表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往往酝酿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着不同种类的社会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危机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实践后果。国际经验表明，转型期社会往往是危机频发期社会，公共危机的发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应对公共危机，必须创新国家作用体制，强化国家社会管理职能。

公共危机是指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它是当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准则、社会秩序等受到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景下，需要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作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情。②它的发生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威胁，也对国家管理体系构成重大的考验。公共危机的形成具有较为复杂的根源。从自然因素方面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③自然界在自己的物质运动过程中，必然会对人类所施加的作用给以相应的反作用，洪水旱灾、土地沙化、地震海啸、环境污染等现象均属于自然界反作用于人类活动的重要形式，由自然产生的公共危机具有不可抗拒性。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危机观念薄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把“危机”当作贬义词，很少用危机来审视国家面临的各种突发性事件，更没有从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与否等角度来关注危机问题，缺乏危机意识，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从而未能有效地预防危机，致使许多本该避免的危机由于未能有效防范而发生。另一方面是源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就我国来看，当前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非稳定状态”频发的“关键阶段”，是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率、人口与资源环境等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容易失控、人们心理容易失衡、价值观念变化重塑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产生一些公共危机事件。而且，这些危机会呈现出国内问题与国外问题交织，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中新出现问题交织等复杂特性。从国际环境上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往往会由一国经济、政治等的危机扩散，传染并导致其他地区经济集团成员国之间发生“连锁危机”。在国际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交流与往来密切的今天，因国际环境因素而引发的公共危机呈增长趋势。公共危机是客观存在的社会非常态现象。治理公共危机并提升治理水平和能力，在发挥传统国家职能的同时，需要拓展国家作用社会的职能方式。首先，确立国家危机管理职能。公共危机是社会公共领域所发生的危机，在社会国家化的时代，公共危机管理是国家职能作用的范畴。公共危机的发生往往暴露出传统国家职能在公共领域中的缺位。应弥补传统国家职能的不足，把公共危机管理整合到国家职能之中，建立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和机构，形成灵敏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快速应对危机，迅速控制危机。

其次，转换国家职能的作用方式。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与国家的阶级职能相比，国家的社会职能应居于主导地位。这就需要通过国家职能非集中化，将国家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构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的社会治理机制。并通过构建此种机制，来完善国家传统职能作用的方式，健全国家在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中的作用方式，解决国家在公共危机领域的职能失灵，形成现代政治生活“善治”的国家职能模式。

再次，完善国家的法治职能途径。在国家治理方式中，法治因其稳定性、理性化和制度化而成为一种优先选择的治国方式。国家的职能与法治治理无疑具有离散性，公共危机发生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由国家职能的发挥不当而引发的。把国家职能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发挥国家在公共领域的职能，是法治时代国家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

最后，转变国家职能的作用范围。如何转变国家职能，一直是国家体制改革的关键和难点。公共危机的发生对国家职能的转变具有促进作用：国家职能不再是全能的，而是有限的。国家应根据公众需求，在国家职能作用上体现公众的利益诉求，保持国家职能与服务职能的合理张力和动态统一。

公共危机管理的必要性表明，国家社会性强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解决，日益成为国家问题，社会的各类问题走向国家，把国家与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联系起来，是历史教给人类的真理。另一方面，国家的力量以其不可阻挡的进程将人类社会卷入国家生活，印证了马恩认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之结论的正确。④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强化，或者说社会的国家化，并非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三、非传统安全扩充国家职能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世界发展的时代背景。美国“9·11”恐怖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家非传统安全及其处理问题，成为国家域外职能的突出内容，引起国家安全领域的观念、实践和国家管理社会职能的变化。

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传统安全主要是指由军事、政治和外交活动导致的事关国家政权存亡的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主要涉及对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资源与生态环境安全、信息与文化安全、疾病蔓延、恐怖主义等问题。区别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对社会威胁的特点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大多是由个人和社会群体行为导致的;二是非传统安全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三是对非传统安全的治理难度大、过程长。非传统安全问题已不是个别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就其社会根源而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对峙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得军事力量和军事建设的绝对重要地位有所下降，它们不再是衡量国家实力的唯一重要标准，而只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之一。经济、文化、资源、人才、环境、生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从而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二是全球化的产物。生产的国际化使一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十分紧密，并使世界经济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全球化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全球化与非传统安全是一对孪生物，它同样带来发展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引发出经济民族主义问题、种族冲突问题、贫困问题、移民问题、难民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迹象表明，全球化程度越高，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就越大。⑤三是国家发展的产物。非传统安全的出现不仅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产物，就其实质而言，非传统安全依然是国家的产物。作为从社会产生并日益脱离社会、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国家产生之后，就凭借自身强大的的实力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的安全;而处于弱小力量、弱势地位的个体、组织、集团等，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资源、能量等方面，都无力与国家对等与抗衡。在国家不能满足个体、组织、集团等所必须的合理需要和利益时，或者国家处于专制统治而个体、组织、集团等没有渠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时，个体、组织、集团等就会采取非国家的手段对国家发生影响，以达到满足自己利益、保障自己安全的目的。当这些问题发生在一国之内时，就产生国内非传统安全;一旦这些问题跨越国界就成为国际性问题，成为国际非传统安全。换言之，非传统安全是国家不可避免的产物，其出现首先产生于一国之内，由此而扩散到国际社会。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域外职能可以说是国家的外部职能，或者是对外职能，但是国家域外职能不仅仅是国家的外部职能或者是对外职能，它既涵盖了国家的外部职能和对外职能，同时包括超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范畴之外的职能。非传统国家安全发生后引发的一个很自然的后果，就是人们对国家对外职能的再思考和再认识。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应该是综合的职能观。新安全观强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下，国家对外职能中的军事成分会进一步降低。因此，今天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已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等诸方面职能在内的综合职能，从而提升了非传统安全内容在国家域外职能中的分量。在国家对外综合职能中，经济职能、文化和生态职能等首先应得到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政治、军事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才会有基本保障。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国家域外职能的综合性倾向会更加明显。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职能观。在传统安全观中，国家对外职能的主体是国家，其他职能主体则较少被提及或不占主导地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强调，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虽然构成国家域外职能的主要和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但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同时要求，国家域外职能主体已不应再局限于国家，而是扩大到了个人、群体、集团、社会乃至全球，它们都已成为国家域外职能的主体，从而使国家域外职能从国家层面上升到国家与人的层面，人类安全作为国家域外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显示了以人为本的国家域外职能观。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应该是合作安全的职能观。传统安全观认为，国家间的对外职能关系是一种零和关系，因此，国家对外职能可以通过扩充单边军事力量或建立若干国家的军事联盟来发挥。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随着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国家域外职能已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因此，国际社会只有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多边而不是单边的手段才能共同解决诸多共同面临的问题，才能获得共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