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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张桂梅的英雄事迹篇一

进入女高的陈法羽很快发现：关爱的同时，是严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课间出操1分钟站好队。张老师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厌其烦地喊学生起床、跑步、吃饭、睡觉，“你们迟到一秒钟我也不干！”

张桂梅和病魔斗：“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贫困较劲：“挽救一个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对学校老师、学生要求严格：“坚持，再坚持一下呗！”这是张桂梅劝慰大家最多的话。

陈法羽说：“我们来女高读书是来改变命运的，不拼拿什么和别人比？张老师也在拼啊！”

校办主任张晓峰告诉记者，张桂梅老师是在拿命办学，师生们服气。

张桂梅的言传身教也感染着女高老师们。韦堂芸老师受伤左脚骨折，想到还有100多天就要高考，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课；杨晓春老师悄悄给学生垫付医药费、生活费，却从不往外说——这样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还有很多。

张桂梅宿舍里有4张床铺，1张自己睡，3张留给“不听话”的和生病的学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张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张老师怎么关心她、开导她，她都不怎么说话。张老师疾病缠身，每天早晨5点起床，忙里忙外一天，晚上还和她聊天。3个月后，这名学生抱着张老师痛哭，说一定好好读书。

“女高的许多学生家庭贫困、变故多，她们的心要好好去焐。”张桂梅说。

时代楷模张桂梅的英雄事迹篇二

_岁的张桂梅穿黑布衣，胸前戴着一枚红色的党徽，守在学校门口、食堂、宿舍。她用小喇叭催促学生：“姑娘们，快一点，跑快点……”

时间退回24年前，年轻的张桂梅穿紫色的皮鞋、蓝色的裤子、火红的上衣，经常进舞厅跳舞。这种生活在丈夫过世后“戛然而止”。1996年，张桂梅39岁，历经丧偶之痛的她，独自一人从云南大理喜洲到金沙江畔的丽江华坪县工作。

在这里，她深刻体会到贫困与落后：山里的女孩，前一天还在读书，后一天就嫁人了；有的父母离异后，双方都不要女儿；有父母让女儿辍学打工，供弟弟读书……她希望办一所女子高中，阻断贫穷的代际传播。

2008年，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简称华坪女高）建立，张桂梅任校长，它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当年秋天，尘土飞杨的校园迎来了第一届学生，95个大山女孩噼里啪啦地跑了进来。

一晃12年过去了，华坪女高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2020年，159名学生参加高考，理科最高651分，文科最高619分。本科上线率达94.3%。至此，这所学校把近1800名大山女孩送进了大学校园。

从喜洲到华坪县

1957年6月，张桂梅在黑龙江省牡丹江边出生，她的母亲那时48岁了。

张桂梅印象中，母亲是小脚，常年瘫痪在床，一脸的麻子，只看得清两只眼睛。父亲脾气暴躁，是村里的主事，谁家有事都找他，但后来他不愿意干了。

张桂梅那时还未到学龄，听见父亲说，“不干了，怎么样都不干了”。她突然插了一句嘴：“你不干算了，长大了我干。”满屋子人笑歪了，说要等着她长大。

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很惧怕父母。张桂梅记得，有一次，她顶了一句嘴，一个晚上没敢回家。那时候，哥哥是哈尔滨跑莫斯科的列车员，经常戴大高帽，穿大皮鞋，但做错了事，照样跪在父母面前认错。

上小学后，每到清明节前夕，张桂梅约上小伙伴到山上采花，编织成花环。第二天，她们穿上白衣白鞋，系上红领巾，到八女投江的地方献花环。那个火热的年代，张桂梅在宣传队里主演江姐，喜欢唱《红梅赞》、《东方红》等。

1975年，张桂梅18岁，跟着姐姐南下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彼时，母亲已经过世。她到大理喜洲后，很长时间不适应，直到认识了后来的丈夫。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丈夫在学校当老师，她在另一家单位上班。张桂梅记得结婚当天，她在学校跟两个小姑娘玩，结果，迎亲的队伍落下了她。他们再次来接她时，张桂梅生气了，让他们直接把新郎送回来。那天，他们有五对新人集体结婚，张桂梅去得最晚。她们都穿着平常的衣服、裤子，工会买了一些喜糖，领导说了一番祝福语，新人代表发了言。她如今回想起来，这种有时代烙印的婚礼非常有意思。

不久，丈夫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张桂梅也不甘落后，考入丽江师范学院。毕业后，两人进入同一所学校教书。

张桂梅说，丈夫是校长，每月工资六七百块，偶尔还会去外面上课，一节课30块钱。她那时花钱大手大脚，每天下馆子吃饭，喜欢去繁华的三月街玩，也经常进舞厅跳舞。有一次，她请假去成都玩，一个人把一家部队招待所包了下来。

潇洒快乐的日子在丈夫生病过世后戛然而止。因为结婚晚，加上两人忙于学习、工作，婚后一直没有要孩子。丈夫离世，她深感孤独，每天浑浑噩噩，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

1996年，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来到了华坪县。一开始，她在华坪中心学校任教，很快又调入华坪民族中学（简称华坪民中）。她去家访，发现很多家庭重男轻女，不重视女孩的教育问题。

第二年春天，张桂梅带着四个毕业班，同时查出了患子宫肌瘤。很快，县里知道了她的情况，为她发起了捐款，教育局用唯一一台车送她去医院。张桂梅的记忆里，学生摘了野核桃送给她，说吃了对身体好；有人走几个小时路，为了把省下来的路费钱捐给她；有人把本来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给她；还有的借钱捐给她……

自此之后，张桂梅对华坪县的情感便生下了根。

“我有一个梦想”

2001年，张桂梅在华坪民中任教，兼任县儿童福利院“儿童之家”院长。福利院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2岁，最大的12岁。张桂梅成为了他们的“妈妈”，为保证他们的吃穿行住，四处奔波。

她利用寒暑假到处筹集资金，有人可怜她，给她一点钱。很多人认为她是骗子，驱赶她，甚至放狗咬她，撕破了她的裤腿。她也不泄气，累了就在路边歇会儿，渴了就讨一口水喝。但几年下来，她只筹到一两万块钱。

那几年，张桂梅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标兵，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与此同时，她慢慢发现，福利院孤儿们的不幸大多与母亲遭受的苦难有关——有杀死家暴丈夫而获刑的母亲；有因为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她产生了办免费女高的想法。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文华记得，2004年9月，他陪同张桂梅去北京录制央视教育频道的节目。在路上，张桂梅跟他提起想办免费女子高中，杨文华当场提出了反对，“什么年代了，你还建女高？”

杨文华劝张桂梅，建女子高中需要不少资金投入，比如至少需要生物、物理、化学三个实验室。

张桂梅当时心里盘算：两万建一个实验室，五六十万建一所免费高中。

“她太天真了，五六十万建一个实验室都不够。”杨文华说。即便如此，他们从北京回来后，华坪县政府还是对此组织了讨论，但无人支持张桂梅。

2007年，张桂梅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前夕，华坪县委见她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给了她几千块钱，让她去买一套新衣服。张桂梅舍不得花钱买衣服，她把这笔钱攒下来，打算用在孩子身上。

她上北京时就穿着平常的衣服，有记者把她叫到一边，让她摸一摸自己的裤子，她才发现，裤子上破了两个洞。那一夜，记者跟她聊到深夜，谈论她关于创办免费女高的梦想。

第二年初，张桂梅到北京录制节目，碰巧在哈尔滨的哥哥生病了，打电话来说想见她。张桂梅想着，等录制完节目再回去看哥哥。却没想到，哥哥很快过世，她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不久，张桂梅的访谈报道《我有一个梦想》广泛传播，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那时候，华坪县有两所高中，一所公办高中，一所民办高中。2008年4月，华坪第三所高中——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简称华坪女高）正式建校，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政府先后投入了近6000万元。

这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记得女高建设初期遇到各种问题，张桂梅很操心。教室开裂了，学校的维修等，她都第一时间赶到。

华坪电视台记者王秀丽说，有一天，张桂梅突然打电话给她，一边哭一边问：“你在哪里？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立即从镇上赶去福利院，张桂梅哭了一个下午，她陪着哭了一个下午。

后来，杨文华告诉张桂梅：“你集中精力抓教育教学，其他的我们去管。”

当年秋天，95个女孩报名华坪女高，除个别上了高中分数线外，其他都在分数线以下，她们全部来自大山。

2008年9月1日，华坪女高正式开学了。周云丽是首批入学的学生，在她印象中，开学那天下着小雨，教室楼外一片凌乱，学校还在紧张建设中。张桂梅守在门口，看着女学生们三五成群，拖拖拉拉地走动，生气地说：“你们做事情太慢，高中不是这样读的。”

投奔女校的人

周云丽1岁时，母亲就过世了，她和姐姐周云翠由父亲拉扯大。

父亲有残疾，经常早出晚归，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他种西瓜、芒果，养猪，以及帮别人除草。一家人生活拮据，在居住的那间土木结构的老屋子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彩电。

大约七八岁起，姐妹俩开始做家务，后来又帮忙干农活，去集镇上卖菜。

因为家里没有儿子，又是单亲家庭，他们家在村里没少受人欺负。父亲希望她们能走出大山，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们读书。2007年，姐妹俩同时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父亲到处筹钱，很是忧愁。周云丽眼见父亲站在猪圈门口、院坝边上、关毛驴的地方，一根烟接着一根抽，一语不发。

中考前夕，周云丽听初中班主任说，隔壁在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由华坪民中的一位教师过去管理。那里不用交学费，只要花一些生活费，那时候，一般高中每学期一千多元学费，另外还有学杂、住宿费等。周云丽听后兴奋地跑去看，一栋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

后来，姐妹俩都报了华坪女高。

那一年，张桂梅到云南师范大学做宣讲，提出阻断女子世代贫困的办学理念，吸引了当年的毕业生张红琼。出生于农村的她，家里有七姐妹，作为唯一的大学生，她对此深有感触。

张红琼毕业后，跟着张桂梅来到华坪县，成为华坪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记得，2007年8月8日，他们几个教师去学校，地上全是水泥，教室里落满灰尘，乱糟糟一片。张桂梅带着他们搞卫生，打扫教室，把“儿童之家”的床扛过来，之后安装、铺床铺，并把学生的名字贴好，干了整整十天。

事实上，刚开学时，华坪女高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厕所、食堂，围墙。杨文华回忆，当时那里很糟糕，根本不像一所学校，男老师住在楼梯间，女学生坐在教室角落。

很快，张桂梅发现，招来的学生底子差，每次考试县里排名，华坪女高总是垫底。她很着急，去外地学习教学方法，试图让学生自主讨论，但结果更糟糕。“有的学生，老师跟她讲了八遍，她还是不会做，坐在那里哭。”

张桂梅压力非常大，她去丽江市找领导，说她们的学生不排名次，市里的领导也同意了。但她转念一想，学生成绩上不去，来学校白吃白喝三年，又有什么意义？

没过多久，当时学校的17位教师走了9个。

张桂梅没有办法，到教育局找杨文华。杨文华安慰她说，如果实在干不下去了，就把学生并到华坪一中。事实上，早在华坪女高创办以前，他就曾建议在华坪一中办一个“桂梅班”，但张桂梅没同意。

她不愿意放弃，相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总会改变这种现状。别人早上六点起床，她们五点多起床；别人晚上十点睡觉，她们有学生十二点还在走廊看书。高中三年，她们每个暑寒假都补课，最多放半个月的假。农村的孩子不怕吃苦，肯下功夫，慢慢的，学生成绩出现好转。

延续到现在，华坪女高的学生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洗漱，一直要到晚上12点20，她们才熄灯睡觉。

7月13日中午，张桂梅拿着小喇叭，端坐在食堂的凳子上，手机里放起了红色歌曲。很快，一群女学生冲了进来，她们“噼里啪啦”吃完饭，又跑回了教室。几百个学生在10分钟内像一阵风，来了又走。

婉拒捐款

学生的成绩没有起色，教师张红琼也曾动摇过。有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门口，她把头贴在墙上往里面一看：张桂梅正在吃药，桌上摆满了药瓶子。吃完药，她又往身上、脖子上贴药膏。看到这一幕，张红琼很受触动，决定安心留下来教书。

黄付燕是2008届学生，她记得，张桂梅身体不好，经常跑医院，但每天都回学校，用小喇叭叫她们起床、吃饭、睡觉。那时候的学生，敏感、内向，害怕跟人交流，但她们懂得感恩，想上大学，不怕吃苦。

2011年夏天，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这个成绩超出了预期。

周云丽姐妹，一个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一个考入德宏师范学院。那年夏天，得知女儿们都考上大学后，辛苦了半辈子的父亲终于眉头舒展开了，高高兴兴地背着鸡、鸭，蔬菜去感谢张桂梅。

2015年秋天，黄付燕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进了杭州一家公司。第一个月，她领到了3500块钱工资。她很高兴，回家给父母买了些衣服，又捐了1500块钱给华坪女高。

黄付燕记得，张桂梅很高兴地接受了捐款，还给她开了一张收据。那张收据她一直保留着。

第二年，黄付燕带着男友回母校，准备了2000块钱捐给女高。张桂梅得知她在上海没有正式工作，婉拒了她的捐款。2018年，黄付燕第三次回华坪女高，她那时没有上班，带着丈夫，手里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孩，准备了3000块钱捐给女高。张桂梅老师再一次拒绝了她的捐款。

黄付燕很难受，觉得愧对学校和张老师，走出校门后，她哭了。

之后，张桂梅拒绝毕业生回校看她，甚至经常谎称自己不在学校。她不希望学生背负回报学校的压力，“她们从大山走出来不容易”。

2019年5月，黄付燕考上了贵州的特岗教师，成为了一名小学数学老师。

黄付燕说，不像其他学校的学生，所有东西都是父母给的。“我们华坪女高的学生，吃穿住学都是社会上捐赠的，更多是政府捐赠的。”

十万里家访路

周云丽曾差点被张桂梅打。

一个周末，她跟同学相约一起外出，张桂梅不让她出去。那时候，张桂梅刚去了她家走访，见到了她残疾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张桂梅觉得，学生应该抓紧时间学习，不该随便跟着去玩。

周云丽坚持要出去，张桂梅气坏了，拿起老人机砸过去，没有砸中。她又想要摔凳子，被两名班主任拉住了。张桂梅记得，周云翠当时也跑了进来，一副要保护妹妹的架势。

张桂梅觉得，家访能了解一个孩子，激发她们的学习动力。12年来，她去过每一个学生家里，走了十几万公里的崎岖小路。看着她们的家庭情况，张桂梅经常恨铁不成钢，骂她们，甚至用书本摔她们。

一开始，姑娘们很害怕，觉得她凶，后来也知道是为了她们好，慢慢心存感激。

王秀丽曾多次陪同张桂梅去家访。一开始，她不理解，觉得开一次家长会就可以了，为啥一定要跑老远去家访。她去了后才发现，很多家长不会讲普通话，山路崎岖，交通不便。

有一次，他们去一傈僳族学生家家访。山路不好走，王秀丽一路走一路抱怨，张桂梅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到学生家时，天都快要黑了。张桂梅坐在屋子里，跟父母聊了一会儿，很快又往回走。走了一段路，王秀丽发现她的外套不见了。她问“张老师，你衣服哪儿去了？”张桂梅淡淡地说，“给孩子妈妈了。”

张桂梅说，第一届学生家长看到老师去家访，都感激流涕。但也有几个例外。有一次，一个学生读着读着，突然回老家不来了。张桂梅跑去学生家一看，弟弟在那里做作业，姐姐在那里干农活。妈妈不停地说，女儿不该去上学，应该去外面打工。

张桂梅问：“都不收学费了，为什么不让她上学？”妈妈说：“考上大学也供不起，不如现在就出去打工。”“姑娘这么小，可以去干嘛？”对方回复她说：“她可以去餐馆帮人洗碗啊。”

一些这种家庭的孩子，最终被她带回了学校，但也有个别最后辍学了。

华坪女高免学杂费、住宿费，校服费等，个别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申请生活补助。7月16日，高一的李嘉明申请生活补助，班主任将此事告诉了张桂梅。

几年前，李嘉明的父母离异，她被判给了父亲。在她的记忆中，父亲常年酗酒，少有清醒的时候。初二的一个夜晚，父亲喝醉了，骂她是害人精，害得他家破人亡，还半夜把她赶出了家门。

此后，李嘉明便很少回家。母亲帮她在镇上租了一间屋子，每个月给她生活费，偶尔也去学校、出租屋看她。但时间一久，继父又对此有意见。

张桂梅知道后很生气，但更多的是无奈。她决定去李嘉明父亲家里看看。他们家在荣将镇宏地村，离县城约30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山脚下的一间土木屋，门没有锁，屋子里空空荡荡，人也联系不上，张桂梅白跑了一趟。

回到学校，张桂梅让李嘉明把租的房子退了，放假就住到“儿童之家”，生活费由华坪女高出。

忙着忙着就老了

华坪女高位于县城东侧的狮子山脚下，这里曾是华坪民中的厕所，每到盛夏，金黄色的芒果挂满枝头。2015年，它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占地76亩，有校舍6栋，累计投资9千多万元。

张桂梅节省到吝啬的地步，为学校师生以及教育系统的人所周知。她常年穿着破旧的衣服，十几年吃素，甚至生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但她把自己多年的奖金，社会对她个人的捐赠等100多万元，全部投入了华坪女高。

据华坪县宣传部给的资料显示：华坪女高为贫困学生减免住宿费、学杂费等，累计1335.06万元。

这些钱，全部是学校募捐而来，有各级政府给的办公经费，企事业单位给的捐赠，还有个人给的捐款。即便如此，华坪女高的支出依旧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张桂梅担心这种模式难以为继。

华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胥国华此前曾负责华坪女高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说，华坪女高最初按18个教学班，900人的办学规模设计。后来因为学校的资金有限，每年只招收100到160人，最多的时候，学校一共五六百学生。

因为免学杂费和高升学率，自第一届学生高中毕业后，报名华坪女高的学生越来越多。张桂梅说，她招女学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看是不是农村户口，一个是看她的中考成绩。

自今年媒体报道后，张桂梅成了网红，华坪女高也跟着上了热搜。这段时间，学校办公室主任张晓峰每天接到几百个电话，有想来华坪女高读书的，想免费为张桂梅看病的，想捐赠给华坪女高的。张桂梅很高兴，同时她又很担心今年报名人数猛增，但学校招录人数有限。

她有时也不去想这些，觉得到时总有办法解决。一个人安静下来时，张桂梅会觉得孤独，想起黑龙江的姐姐、侄子，但他们都不能理解她，“觉得我眼里只有这些孩子”。她心情不好时甚至不知道打电话给谁，她说，忙着忙着，就把自己给忙老了。

这两年，张桂梅身体越来越差，疾病缠身——高血压、支气管炎、骨瘤……体重从一百三十多斤掉到了九十多斤，她甚至站不起来，干瘪的四肢在衣服里面晃。

“儿童之家”福利院的张惠华记得，2018年初，张桂梅病危。他匆匆跑进医院，看到张桂梅吸着氧，眼睛闭着，处于半昏迷状态。张惠华吓坏了，大叫“妈妈，妈妈……”张桂梅醒过来，一脸疲倦，但她说自己没事。

那一次，华坪县县长来看望她，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情况不太好，能不能让民政部门把丧葬费提前给我，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惠华希望她保重身体，多休息，但张桂梅不听，只要身体稍微好一点，她一溜烟又跑去了学校。

张桂梅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能做一点是一点，能帮一个是一个”。目前，她最大的梦想是，女高有学生能考上清华北大。2020年，华坪女高有159名女孩参加高考，在张桂梅眼里，这是建校以来学生基础最好的一届。受到疫情的影响，一些学生没有手机，一些家里没有信号。令人欣慰的是，2020届华坪女高的一本上线率达44%。

张桂梅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63岁的她步履蹒跚，面如蜡色。7月13日，有人想跟她合张影，她说，“美颜一下，我有点丑。”

时代楷模张桂梅的英雄事迹篇三

张桂梅同志命运坎坷，但无论身心如何困苦、处境如何艰难，她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信仰，饱含着对党、对人民、对贫困山区的无限深情，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1998年4月，她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入党20多年来，她始终爱党、护党，忠诚于党。

她对党忠诚！

熟悉张桂梅的人都知道，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她面前说党委政府的不好、说共产党的不是。她反复说：“你们可以说某个干部不行，但绝不可以说共产党不好。如果没有共产党，哪儿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样一句话，她讲了22年，不知有多少遍，她说还要继续讲下去。

她对党感恩！

2000年，在领取劳模的5000元奖金后，她考虑到自己重病在身，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把奖金一次性交了党费。2015年，她将自己的十七大党代表证、五一劳动奖章、奥运火炬和毕生获得的荣誉证书，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组织，全部保留在县档案馆里。别人问她怎么舍得，她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还远远不够。”

她对党信赖！

2008年华坪女子高中创建后，她把党的信念融入办学体系，坚持革命传统立校、红色教育育人，实行红色教育统领校园文化的教学模式。建校初期，由于山区条件艰苦，加之她要求严格，很多年轻教师完全适应不了，不到半年，17名教师就有9名辞职离去，教学工作近乎瘫痪。现实虽然让她始料不及，但也意外发现，留下来的8名教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这也启示她，有党员，就要有党组织，有党组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从此，张桂梅心中有了底气，脚下有了力量。她迅速把6名党员教师集中起来，重温入党誓词，诵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名篇，大家眼里泛着泪花，紧握右拳向党旗保证：一定要把女子高中办好！一定要把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学校党支部很快成立起来，从此女子高中就有了“主心骨”，学校建设翻开了崭新一页。10多年来，她开创并坚持“五个一”党性教育常规活动，全体党员一律佩戴党员徽章上班、每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每周合唱一支革命歌曲、每周观看一部红色影片、党员每周组织一次理论学习。女子高中第一届学生都清晰记得，第一天唱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理想信念教育成为女子高中一大办学特色，“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延安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成为了女子高中始终不变的办学宗旨。对此她说，我们就是要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有人说，张桂梅除了一副瘦弱的身躯是自己的外，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没有家。她却笑着说：“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里面有党，有人民，有学校，有国家，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我什么都有！”她用一言一行、心血汗水、无疆大爱，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把一生全都给了党。

牢记宗旨，为民奉献一辈子

20多年来，张桂梅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秉持为民情怀，保持着铸魂育人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用爱心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1975年12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从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在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1996年，丈夫去世后不久，张桂梅放弃了在大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从此，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山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越走越偏、越走越苦。来到华坪后，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学任务。没人喜欢艰苦，张桂梅也一样，但她却选择了艰苦，她说：“艰苦的地方更需要我。”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越发感受到做好民族贫困地区教育工作的重要。

她爱生如子！

到民族中学工作，张桂梅面对的是傈僳族、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学生，这些学生几乎都来自大山，家庭贫困，因为缺乏营养，普遍体弱多病。对此，她就每个月轮流带着学生出去“加餐”，她告诉学生：“你们这个时候正在长身体，想吃什么就告诉我。”每次学生们都吃得很开心，直到有一天，学生们吃完饭，张桂梅翻遍了所有的包才凑足了饭钱，学生们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每顿饭仅舍得吃两毛钱一份小菜的`张老师、其实并不宽裕。大家无语凝咽，泪眼相望。

2003年，张桂梅还送走了一个特殊的班。这个班有的学生转走了，有的学生回家不读了，有些男孩子晚上还在网吧过夜，老师们对这个班都失去了信心，纷纷要求调离。随着中考临近，张桂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主动请求接下这个班，担任班主任。之后，她进山找回那些不读书的学生，但玩游戏的学生还是管不住自己，晚上总想跑出去。张桂梅横下心来，把行李搬进了男生宿舍，和32个男生住在了一起，既当师长又当家长。早上，她叫学生们起床早操；晚上，她先检查完女生宿舍后，又逐床清点男生人数，才躺下休息。一段时间下来，男孩子们都说就像在家里一样，有个妈妈和他们住在一起。可是，只有张桂梅知道，住在男生宿舍里的那几个月是怎样熬过来的。为更好照顾男生的起居，每到下午张桂梅就不敢喝水，担心晚上起夜时学生趁机溜出去，而且男生们粗重的鼾声、梦话声和臭脚味，常常使她睡不好觉……她的辛劳没有白费，这个班在中考时22个学生考到了500分以上。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不幸总是缠绕着张桂梅。1997年4月，她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已经像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地把检验结果揣进怀里，继续坚持站在讲台上，直到7月份把4个班的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她才住进医院接受手术。为她手术的医生从她体内取出重达2公斤多的肿瘤时，眼泛泪花，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这样一个薄弱身躯熬过这样的疼痛：她腹腔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手术后，医生反复叮嘱，一定要静养6个月以上，可仅仅24天之后，张桂梅又站在了她热爱的讲台之上……

时代楷模张桂梅的英雄事迹篇四

12年来，张桂梅的每一天从清晨的教学楼巡视开始。5点30分，张桂梅打着手电筒，将5层教学楼的楼道一一点亮，早些年，她要赶走因为没有院墙而进入学校的蛇和各种小动物，低飞的蝙蝠会划破学生的脸。她站在二楼，手持喇叭，催促学生跑步进教室。

她希望顺时针转的每一分钟都能逆转贫穷。

她记得调任云南华坪县中心学校教书时，第一次目睹贫穷带来的苦难：有学生没钱置办衣服，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还有家长来交书费，拼拼凑凑在桌上洒了一把，最大金额的5角，总共不到50元，“我就这些了，有了还给你送来。”

张桂梅常自掏腰包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腹腔中长了一颗2公斤大的肿瘤。

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张桂梅走了40分钟。为带好毕业班，张桂梅坚持上课，把学生送进考场再住院。有一天，张桂梅突然喘不上气，有老师顶着风雨为她找氧气袋。有学生家长在山里采野灵芝，用机器磨成粉，拌在饭里送给她吃，还有学生去山里采摘野核桃给她。

山里的妇女们为了给她治病捐款，10元、5元……县长对她说，我们这个地方再穷，都会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这儿了。”张桂梅说。

2001年，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让张桂梅担任院长，丈夫去世、无儿无女的张桂梅答应了。她发现，每一个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母亲，有杀死家暴丈夫获刑的母亲，有因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这让张桂梅意识到，贫困的女孩成为贫困的母亲，贫困的母亲又将养育贫困的下一代，“恶性循环一直存在。”

班里女孩本就不多，张桂梅发现，总有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去大山里找，发现很多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了。有一次，张桂梅在家访途中，看到一个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远处看，她上前询问这个女孩在想什么，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说自己想读书，但妈妈让她嫁人换彩礼。张桂梅很气愤，去女孩家里试图说服她的家人，费用她负责，但没有成功。那个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样子一直刻在张桂梅脑子里。

张桂梅想创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为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但2004年，这个想法在不被当地教育部门理解，“什么时代，还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资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个实验室，最便宜的生物实验室“就要五六十万元”，大家觉得张桂梅“太天真”。

但张桂梅坚持要干，“钱多钱少我不管。”早在2002年，她就四处“化缘”。她打印“好大一堆证明和宣传材料”，去人多的街上、桥上发，想着一人捐几元，捐得多了学校就办起来了。

然而，5年只募集到1万多元，有人骂她骗子，还有的向她吐口水。

张桂梅在2007年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当年，全国党代表在丽江市只有两人，张桂梅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张桂梅去了北京——一名记者发现她破洞的裤子，将她想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见诸报端，引起政府重视。

在市、县政府200万元资金支持下，2008年4月，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投建，环境简陋至极：没有食堂、厕所、围墙和大门，只有一栋5层教学楼，地上遍布钢筋水泥。

当年，张桂梅带领17名老师擦洗教室，他们将床从山下抬到教室，铺上新被褥，贴上学生的名字，迎来第一届新生：96个女孩。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是对面一所高中男孩的，两人在入学前的假期发生关系。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筹来了钱，可筹不来分数。

张桂梅本以为，只要提供给这些女孩机会，学习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发现这些学生基础差，试卷测验几乎都不合格。

质疑的声音不止。张桂梅去县里开会，听到人议论，“说得可好，成绩那么差出来怎么办？”“如果只给机会她不学，那么这个机会等于没有，等于养她3年。”高一还未结束，她意识到这是个“严肃问题”，“高中要讲分数，不讲分数，高考设置就没有用。”

17个老师走了9个。心灰意冷时，她怕耽误学生，找县里反映，想将学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读，遭到数落，“不让你干你非干。”

后来她给老师下任务，一个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学校出清华北大毕业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时间战。晚休时间从晚上9点半延长到10点半，最后延到12点20分。学生从6点起床提早到5点半，只有5小时睡眠时间。每天下午，学生回宿舍洗漱15分钟，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刚建校那会，为了给学生余出更多学习时间，学校卫生被老师包揽。早上6点，全体老师要起床打扫校园。建设中的工地四处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师们要去沟里抬水，把水泥板冲洗干净。

每次临近放假，张桂梅跟学生商量，再干两天，结果干着干着开学了，第一届学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几天。有人给张桂梅起外号“周扒皮”“魔鬼”“半夜鸡叫”，那时的张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门口，有学生坐着睡觉，她就把学生捅醒。后来，学生打瞌睡会主动站着听课。

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张桂梅要求食堂饭不能太烫，菜炒出来，要及时扣上锅，不能过凉，她计算，一分钟能有30个学生打饭，159人5分钟能全部打完，最后一个学生也能有5分钟吃饭时间。为了加快递碗的速度，张桂梅不允许学生就餐过程中说话。

为了节省时间，女高学生去县医院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听说吃饭只花10分钟，向张桂梅抗议学生压力太大，还有人骂她没儿没女，不知道心疼别人家孩子，张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就这么干。”

实际上，学校也曾有过一段“民主”时期，张桂梅借鉴其他重点高中，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她在旁边听，发现讨论什么的都有，随即叫停。起初，学生6点半起床，9点半休息，结果学生越来越懒，成绩越来越差。

张桂梅希望，学生能养成好习惯，有限的时间干特定的事，“干不完你就亏了”。有的女生爱干净，早上4点就起床洗漱。张桂梅于是将水停用，只在上午5点半到下午6点间放水，逼着学生休息。睡觉前，学生们提前用盆接满水，用来冲洗厕所，内裤有时要积攒到周末洗。每周末仅有两三个小时休息，学校没有澡堂，学生要去校外宾馆洗。

刚进校的17名教师没有一位教过高中，张桂梅带着他们去丽江学习。一位老师记得，那会学校流行评课，教室后面坐一排老师，专挑讲课老师的缺点。板书哪里不到位，课哪里有毛病，老师们常常互相不服气，当场顶起来，一堂课火药十足，“女老师有的记仇嘞，下课了还追着问，你讲给我看看。”

张桂梅鼓励这种争吵，反对互捧。一次评课，听到老师们互评只讲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个老师晾在一边。

学校花费18万元去各个高中买试卷，开启题海战术。学生们高一高二上完课，高三刷题。有人说这种刷题方式不科学，她说，“我们不管科不科学，能考走一个好学校算一个。”

第一年，张桂梅在儿童之家和学校两头奔波，一边是50多个需要照料的孩子，一边是96个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时间就没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每到假期，张桂梅带着面包、矿泉水，坐车去山里家访。12年来，张桂梅的家访路长达12万公里，最远时要坐10个小时车。

第一届学生家访时，张桂梅走一家哭一家。有的人家里连衣服都买不起，寒冬里穿着一件单薄的外衣，除了物质贫穷，人的精神状态也糟糕，男人提着一个大烟袋懒洋洋闲坐，女人穿得脏兮兮，目光呆滞地看着人。

有的村子一个大学生也没出过，有女孩考到女高后，村里开始陆续有高中生。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尽力帮助解决问题。谁家种的水果卖不出去，她发动老师一起购买；看到很穷的人家，她把自己穿的外套、随身带的钱留下；有个人家只有两个姑娘，被人欺负，土地被侵占，张桂梅帮她们打官司，“吃亏我才不干呢。”

有个女孩全市统考中数学只考6分，张桂梅去女孩家家访，希望女孩的父母让她转学或读职高。到那一看，整个山头仅剩女孩一家板房，女孩的爸爸残疾，独自一人操劳的妈妈将搬离大山的心愿寄托在女儿身上。

家访结束，张桂梅给这家人办了贷款。她把女孩叫到跟前，“家庭这样，你说咱们怎么办？”最后女孩考上了大学。

对家庭关系不和的，张桂梅会想办法调解。有个女孩四五年没有跟父亲说话，一次唱歌大合唱，张桂梅把父亲从山里接出来，让女孩站在父亲身后唱《我的老父亲》，父亲听着听着哭了起来，父女关系改善不少。对不懂事的女孩，张桂梅会直接让女孩对着母亲跪下。

张桂梅像一个大家长。宿舍楼2层以上的门长年开着，张桂梅随时进屋查找学生是否带手机，看到学生日记也翻。有一次，张桂梅翻到一个女孩给一个男生写的情书，她把女孩叫到面前，让她停止谈恋爱。女孩很生气，说她翻日记违法。

“狗屁，这是我的地方。”张桂梅说。

去年，张桂梅翻到一个学生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一看内容，女孩要自杀。信里说，父母常年酗酒，活着没有意义。张桂梅害怕了，她去女孩家里访问，发现女孩父母醉得不省人事，等了3小时，父母清醒了，张桂梅将信的内容念给他们听，让他们写下再也不喝酒的保证书。不过保证书是写了，可这个父亲不喝白酒，改喝啤酒了。

张桂梅的眼睛像鹰一样盯着女孩们。她看到有个学生3年穿一件外套，给她生活费，让班主任格外关照。为了省钱给哥哥看病，一个学生经常不吃晚饭，独自留在教室唱歌。张桂梅发现后很心疼，告诉她好好吃饭才能有力气学习，考出去才能改变自己的家庭。

那时，周云丽喜欢和一个家境稍好的女生来往，周日休息时间也会约着出去玩。张桂梅看到后，把她叫到办公室，说家里没钱没势，应该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周云丽不服气顶了一句，张桂梅气得用手里的诺基亚手机砸她，骂人声整层楼都能听见。两个班主任闻声过来劝，周云丽的姐姐也来了。张桂梅看出来姐姐心疼妹妹，“如果我真把她打着了，姐姐肯定上来捶我。”

多年后，周云丽才懂得校长当时的一番苦心。读大一时，她回校看望张桂梅，抱着校长开玩笑，“你再打我一顿。”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周云丽回到华坪女高，成为一名数学教师。

学校师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馈。2011年，华坪女高向社会输送第一届毕业生，96名学生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这个成绩让华坪女高在县城站住了脚跟。

周云丽考上大学后，父亲总是笑嘻嘻，做什么都有劲，“觉得再读4年就出头了。”父亲让她和姐姐背着装满菜和鸡肉的筐子，当面感谢张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周云丽第一次认识大山以外的世界，也体会到不同成长环境带来的差距。

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周云丽发现他们能歌善舞，自己没有才艺可展示。舍友问她用什么乳液护肤时，她还不知道乳液是什么东西。父亲不愿女儿落于人后，听女儿说班里同学都有电脑，他跑到县城，花费4000元为女儿买了一台电脑。

差距显而易见。一位华坪女高的毕业生说，大学的口语课上，自己蹩脚英语口音一出，很多同学忍不住笑。还有人说，自己沟通力欠佳，不主动，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张桂梅不断收到这样的反馈，一位浙大毕业生打电话对她倾诉，自己不如别人，英语也说不清楚。

这样的反馈是张桂梅不曾预想的。张桂梅意识到，学校也需要与时俱进，她开始让学生跳鬼步舞、穿黄色校服裙，让儿童之家的孩子吃汉堡、披萨，将生活习惯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让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学后，向张桂梅倾诉，说自己跟同学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说话也土气，常受排挤，7个舍友同去宿舍楼底抬水，不许她喝，还经常留她一人扫地，不过自己没哭过。张桂梅夸奖她好样的，还对她说，“欺负我，就给我揍回去，别看你长得小，不怕。”

还有考入北京的学生跟她说同学来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学，张桂梅鼓励学生不要惧怕竞争，迎头上。她相信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后劲非常足”，不会被轻易打倒。

女孩们不可避免审视过去。一位2011级的毕业生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沮丧，上大学后，她发现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出国旅游，考上大学顺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学习生活填满，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公平感会在某些时刻冒出来，但她也因此看到奋斗的价值——大山走出来的她能通过高考同优秀同学站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张桂梅在教学楼外墙上贴了几个字：刚强、慈惠、质朴。她常鼓励学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败，“天塌不下来”。但有毕业生结婚后回来看她，带着孩子，又没有工作，张桂梅会面露忧虑。

张桂梅希望，女孩们走出大山，不要再回来，也不用回母校。有当医生的毕业生想捐工资，张桂梅没有收，她不愿拿学生的钱。如果未来实力允许，她希望学生能把钱捐给没钱治病的穷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报答。

张桂梅常说，女子高中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一个人奋斗不是为自己和父母，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张桂梅觉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应该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觉。来华坪县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与丈夫相识、成婚，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1995年，为了给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张桂梅花光了全部积蓄，最后给丈夫立碑的钱也没有，又借不到钱，她在大马路上撞车寻死，被司机破口大骂。那一刻，张桂梅体会到，“人需要帮忙时，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尽。”

办校12年后，不断有学生为争取读书机会涌向这里。有女孩背着包站在校门外，恳求来这读书，许久不肯离去，张桂梅年年遇到这样的女孩。也有外市来求学的，学校不能收，她就送5000元钱，嘱咐对方，没钱再找她要。

张丽（化名）初中时，父母离婚，被判给父亲。但父亲长期酗酒，常常责骂她。她独自一人住进镇上120元一间的出租屋中，房费由改嫁的母亲支付。

初中毕业，她想着去打暑假工，家里再凑些钱就能读书。但母亲坚决不让她读，说家里供不起。她天天哭，中考成绩未达到女高分数线，最后的机会也失去了。

她不甘心辍学，去年暑假，她壮着胆，拿着贫困证明、独生子女证明、父母离婚证来到女高门口，申请一个读书机会，办公室老师收下她的材料。没想到，几天后，她的妈妈接到女高的电话，女儿被女高录取了。妈妈说孩子走了“狗屎运”。

学校不仅送张丽一张高中入场券，也为她支付了生活费，免除她经济上的担忧。

不过，像张丽一样因交不起学费而来到女高的越来越少。2019年，华坪女高一本上线率40.67%，排名丽江市第一。今年，学校成绩依然可喜。159人参加高考，一本线以上70人，本科线以上150人。

但今年9人未上本科线的高考成绩让张桂梅不太满意，她觉得，今年受疫情影响，山里的孩子与城市孩子进一步拉开差距。

上网课在大山里很不便，风一刮，信号就没了。她让老师和各级村委会联系，让家中没有网络的学生去村委会上课，并给没有手机的学生买了手机。

张桂梅希望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心愿也没能实现。

学校最缺的仍是资金。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由县财政负担，工资水平低。华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胥国华告诉记者，华坪女高最初按18个教学班、900人办学规模设计，但因资金有限，每年只能招收100到160人。

除了教师工资，学校水电费、学生的所有支出均由学校负担，每当账户剩下100万元，张桂梅就进入新一轮的忧心，她要继续为钱奔走。

名气能为学校带来钱。张桂梅因此在乎每一次出名。第一次被全国聚焦在2008年，新闻联播报道她的第二天，她正要起身去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汶川地震来了。第二次时，媒体宣传她，片子还没播，鲁甸地震来了。

这一次，赶上了疫情。她以为又没了音讯，自己却突然火了。

社会各界的捐款让张桂梅暂时免于为钱发愁。但代价是每日数不清的媒体约访和陌生人的问候电话，有人请她去给干部讲道德课，有报纸请她跟全国优秀教师写几句话。以前没钱看病，如今，她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被医生关注，有人给她开中药，有人对她问诊。

她对每位到访者客气。多家媒体到来前，她特地去医院打了一针，以免中途倒下。今年春节，她坐在椅子上接受视频采访，身后有县长和一名医生保驾护航。

这位强势的校长逐渐发现，自己能做的越来越有限。对于这所学校的未来，她多数时候表示乐观，觉得学校名气大了，自己即使不在了，政府也会管。

以前，有洁癖的她不喜欢别人摸她的手，如今，她身体愈发虚弱，要靠别人搀扶。半生教书育人，每次放寒暑假，看到空荡荡的校园，她终于可以停下来一会，想想自己的事，以后养老怎么办，但找不到一个可倾诉之人。

脆弱的时刻很短暂，很快，她又以健谈精干的形象面对每一个到访者。她说，只要她能动，女高就不会倒。

时代楷模张桂梅的英雄事迹篇五

许多年前，一次家访途中的偶遇，让张桂梅至今无法忘怀。

一个女孩坐在山坡上，忧愁地望着远方，身旁放着箩筐和镰刀。她上前询问得知，女孩才十三四岁，父母为了3万元彩礼，要她辍学嫁人。

张桂梅暗自发愿：要改变大山女孩的命运，让她们通过读书走出大山。2008年，她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12年来，已有1800多名大山女孩从这里考上大学。

她像一盏明灯，燃烧自己，照亮大山女孩的梦。

低进高出，1800多名女孩命运改写

今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得比往年稍晚一些。8月底，学生们报喜的短信把张桂梅的手机震得嗡嗡作响，但她却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这一届，华坪女高159名学生参加高考，150人达到本科线，本科上线率为94.3%，其中一本上线人数70余人。“如果没有疫情影响，姑娘们能考得更好。”张桂梅心有不甘。其实，这个成绩真的很不错了。

因为，华坪女高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山区，不少学生基础差，甚至中考分数远低于当地高中的最低录取线。低分进高分出，高考成绩常年位居丽江市前茅，华坪女高创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

12年来，1800多名女孩从这里考上大学，改变了人生轨迹。

27岁的陈法羽是其中之一。2009年，家境贫寒的陈法羽中考分数没过线，自费读高中一年要好几千元。“当时我妹妹也在上学，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陈法羽说，实在没办法，她只能放弃读书，回家种地。

后来听说华坪有一所女子高中，专门招收家庭贫困的女孩，不收任何费用，陈法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快跑来报名。在女高学习三年之后，陈法羽顺利考入云南警官学院，如今已成为丽江市的一名警察。

回忆高中三年，陈法羽难忘校长的严厉与坚守。不管刮风下雨，张桂梅每天清晨都会陪着学生晨练；白天，几乎每节课她都会亲自查课；晚上，她和学生一起住在宿舍，直到夜里12点后查完宿舍才入睡。

“没有张老师的呕心沥血，就没有我们的命运转变。”陈法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