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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
散文
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钱钟书从小就聪明过人,但他的天赋主要表现在文学上。他喜欢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特别不愿意按部就班地逻辑推理,因此对数、理、化等课程深恶痛绝。钱钟书进入中学读书后逐渐喜欢上了英语。钱钟书所在的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文讲授。他的英语成绩很好,但是他从不上英语课,也不看英语教科书,上课也不记笔记,而是低头看外文原版小说。因此,他的英文几乎完全靠自学,充分表现了他卓异的语言天赋。
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钱钟书确实有点“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 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参见孔庆茂著《钱钟书》,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 运:“王 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石遗老人点头称是。又说王 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出处同上)
钱钟书先生作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成就举世瞩目。晚年的钱钟书闭门谢客,淡泊名利,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
钱钟书学问博大精深,通贯中西。其作品机智隽永,无处不体现出作者的幽默与睿智。略举一例。《围城》中方鸿渐留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迫于父亲和岳父的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的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随后,方鸿渐骗了一个爱尔兰骗子的假文凭,还吓唬了这个骗子。作者议论道:“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惟一的胜利。”这些文字既有不落俗套的比喻,又有精辟警世的议论,文章幽默又耐人寻味。
要达到这种幽默,必须睿智。幽默与睿智,相辅相成,钱钟书兼而有之;二者缺一,就不是完整的钱钟书了。
钱钟书的幽默体现出一种高卓的智慧,是对世事的达观和洞悉,其思想敏捷,知识广博,心力活跃,超越了一般快乐戏谑的表现形式,甚至表现为一种奚落、讽刺、刻薄的美。在他那里,幽默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审美态度。
找出课文中具有幽默意味的语句,仔细品味其幽默的艺术魅力。
姓钱的钱先生,一生似乎没有真穷过,也似乎没有发过财,应该说他是一位精神贵族。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他窘迫过一阵,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绛操持家务,所谓“卷袖围裙为口忙”。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里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的精工细作,却又绝对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这时,全靠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度过了难关。
时隔多年,黄佐临导演之女黄蜀芹所以独得钱钟书亲允,开拍电视连续剧《围城》,实因她怀揣老爸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他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40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40多年后还报。
进入80年代,从天上往钱家掉钱的事接二连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老讲学,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免费提供,可携夫人同往。钱钟书拒绝了,他对校方特使说:“你们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样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得知钱老有一本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大门,出以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老说:“不卖!”
对送进家门的硬通货不屑一顾的人,忽然有一天玩兴大发,要做一回富翁。那是1979年冬,钱钟书收到四册《管锥编》的8000元稿费,10元一张,显得挺厚。钱钟书把钱一分两半装进两个纸袋,一边拍打着一边对杨绛说:“走,逛商场去!揣着钱不买东西做一回富翁。”
不知道是衣服的钱袋鼓呢还是找到了富翁的感觉,钱钟书看上去昂首挺胸,杨绛宛如保镖护驾,一边走,她一边提醒:“注意提防小偷。”
古典文学组的人找钱老借钱,他问:“你要借多少?”答:“1000元。”钱钟书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500元,不要来还了。”同一个人第二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
他当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者注)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撞伤行人,找到钱老想借医疗费。钱老问明情况,说:“需要多少?”
司机答:“3000。”
钱老说:“这样吧,我给你1500,不算你借,不用还了。”
“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个东西吗?”他指着孔方兄的怪脸说。
钱钟书先生的家位于国宾馆附近的南沙沟,那是国家统一盖的“部长楼”。钱老家里简朴极了,20平方米的书房,光光的黄木地板,没有地毯。一张写字台,一把靠背椅。写字台上堆满书籍和信件,旁边一只竹木躺椅,是他休息用的。对面摆着十分简易的沙发和茶几。这就是钱老那许多博大精深的撼世之作的诞生地。
今年86岁的钱老,和许多学者一样,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额头硕大,言谈惊人。但又和许多学者不一样。他决不迎合,决不讲违心话干违心事,岿然于自我。他和夫人杨绛生活得有滋有味,潇洒自如。两位大学者、大作家夫妇之间既温馨和谐,又互相尊重。这是典型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缩影,钱老和夫人常常坐在家中谈天说地、读书写字,乐趣融融。
钱老淡泊明志是众所周知的,凡是抛头露面的事,他一概拒之门外。记者采访,他回避。中国社科院为他录像,他谢绝。电视台请他上镜头,他更是退避三舍。他拒绝人家为他祝寿,常说:“老去增年是减年。”有人准备为他父亲开纪念会,他婉言辞谢,给朋友写信时说:“何苦来呢!找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钱老同时又是热心肠人。他对无名小辈一贯大力提携、培养,为他们批改论文、推荐发表,甚至解囊相助。
在和钱老交谈时,也不时插入一些轻松的话题,互相询问一些家庭事务。从钱老口中得知,他家里经常就是钱老与杨绛老俩口在家。工作、学习、写作之余,自己料理生活和家务。他有个女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平时在她自己家中,每到节假日,就回来看望二老,陪二老共享那充满温馨的天伦之乐。在交谈中得知,钱老最不爱照相,最不爱把照片当招贴。握着他的手,感到有一种无比厚重的知识力量,从中感受到前辈的亲切、真诚和爱护。
钱老写字台一角一封拆阅过的信上,放着一本直格子信笺,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了满纸的字。我被钱老漂亮的书法所感动。我给朋友们写过许多许多的信,但都是字体十分潦草,勉强可以猜出和读懂信的内容。钱老这么一位大学者,回一封信都写得如此工整,相比之下,我实在有点无地自容。
外面传得那么神秘的大学问家钱钟书先生,原来是这么一位亲切慈祥、平易近人、和善的老人。他不禁使我想到那深莫可测但却平静安详的大海,那蕴藏无比丰富但却从不喧哗的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