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学院毕业论文优选篇一

占尽春光的簇簇桃花第一次被纳入文学殿堂是《诗经·周南·桃夭》， “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世家。桃之天天，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歌用妖娆绚烂的朵朵桃花起兴，引出所咏对象——即将出阁的新娘。那美丽的女子憧憬着在桃花漫天的灼灼粉色中和爱人牵着手，倾盖如故，白发如新。那春日里粉红柔白的漫山桃花，盛放在 细雨微风的深处，满溢着幸福、喜悦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桃花盛开的季节，浸满爱的喜悦和甜美的场景除上文的婚礼外，还有大唐帝国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的绝美演绎。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和杨贵妃都很喜爱桃花，他们的御苑中种有千株桃树，当朵朵桃花盛开，他们常会于桃花树下，而每次唐明皇又都要摘桃花插在杨贵妃头上，说：“此花尤能助娇态。”一代帝王为了一位“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女子所倾倒，在岁月的流光里，满山红透的春色中，“名花倾国两相看”，迷醉在万种风情中，这段短短的文字背后，流淌着多少旖旎风情。千载之下，仍觉得其中洋溢的情感是何等惊艳绝世。

清代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记载：“桃花色最艳，故以取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桃花美人，相得益彰。唐宋时期以桃花比喻美人的诗非常多。如：李白《长干行》“自怜十五余，颜色桃李红”、王建《春来曲》“青帝少女染桃花，露妆初出红犹湿”、韦庄《女冠子》“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李中《春闺辞二首》“尘昏菱鉴懒修容，双脸桃花落尽红”等诗句都写出了女子们容颜娇嫩，脸色红晕，展现女子们健康、美丽、快乐的形象。当艳如桃花般的女子遇到梦中的少年，一段千古传唱的凄美爱情就此展开，那就是----人面桃花的故事。据记载，故事初现于中唐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诗中描写了诗人寻春遇艳的惊喜和重寻不遇的惆怅。城南庄桃花盛开，春色满园，妙龄女子艳若桃李，笑迎春风;诗人惊艳于“人面桃花”的无限春光，不禁神驰情迷，难以忘怀。但当来年春花烂漫时，诗人故地重游，却只见桃花依然如昔，而花下的“人面”却不见踪迹。

中晚唐孟綮的《本事诗》则将这个故事演绎成一个完整的爱情传奇：“大唐中和年间，博陵崔护，姿质甚美，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寂若无人，叩门求饮，一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伫，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馀妍。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卷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题<题都城南庄》诗於左扉。后数日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叩门问之，有老父哭曰：‘君杀吾女。’并叙其由来，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日：“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以女归之。”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经这样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但扩充了内容，增加了细节，而且情节曲折，首尾齐全。桃树下春风里一见钟情的流光溢彩的爱情故事，一经形成，遂成为一种永恒的文学典型，在后人的诗词中反复被吟唱，以杂剧的形式广泛流播并且历久不衰。

桃花作为一个永恒的文学意象，不仅以妩媚多姿、生命力旺盛令人向往和羡慕，同时也因其青春易逝、花叶凋零的命运而令人感叹和惋惜，民间有“三月桃花几日红，风吹雨打一场空”之说，因而在古典诗歌中还常代表“红颜薄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到：“色之极媚者莫过于桃，而寿之极短者亦莫过于桃，红颜薄命之说，单为此种。”在有关桃花的文学作品中，也通过桃花花期短暂，易凋残的特点诉说着爱情的爱情悲欢离合的苦恼与无奈。例如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其二：“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诗以蜀地常见的景物桃花作为喻体，来比附曾经热烈、美好却转瞬即逝的“郎”的感情。漫山遍野红红火火的山桃花，转瞬间便会红凋香残，正如男子见异思迁之爱心，最后留下的只有女子江长水深的忧愁与痛苦。全诗以桃花开落，抒写爱情的悲欢离合，十分恰切而鲜明。唐代女诗人薛涛的爱情恰恰验证了这一点。

薛涛生命中的第一个情人是剑南节度使韦皋，韦皋非常欣赏她的才华，特将她召到府中侍宴赋诗，并让她帮自己做一些文字工作，那时叫“女校书”，相当于今天的“女秘书”，不过这个称号和工作也是韦皋特意上书朝廷申请下来的。

作为一代才女，薛涛诗名远播，曾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牛僧儒等名流多来往唱和，其中和元稹的姐弟恋热烈而无奈。那年元稹以御史身份出使蜀地，他久闻薛涛的艳名和诗名，自是倾慕已久;见到比自己小十岁的元稹之后，薛涛也感到了爱情的强烈震撼。当晚，他们就同居一室，那样的热恋缠绵。三个月里他们“积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但元稹最终还是离开蜀地，重新踏上了他的宦游之旅。一年以后，当薛涛千里遥迢寻到江陵时，元稹已纳安仙嫔为妾了。据说薛涛的《谒巫山庙》一诗，就是写于她返江陵的途中：“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薛涛是怎样的心痛，又是怎样的隐忍呢?“红颜薄命”，薛涛一生没有婚嫁，没有子女。

和梅、兰、竹、菊等花中君子相比，灼灼娇艳，争粲一时的桃花，因其艳俗和娇媚被与青楼女子相联系，宋人程荣于《柳轩杂识》评花时说，“余尝评花，以为梅有山林之风，杏有闺门之态，桃如倚门市娼，李如东郭贫女。”名士与青楼女子结缘，虽然大多是逢场作戏，风流自赏，但才子风流，名妓情深时，也会在漫天桃花中演绎出一场旷世爱情，最有代表的当属明代明代才子唐寅。

唐寅对桃花情有独钟。他本来就旷达，不拘小节，素与青楼女子往来颇多，因为科场遇挫，看淡功名，和青楼女子患 难见真情，有一段爱情佳话。

据记载，唐寅的原配是徐氏，亡故后曾续弦。唐寅因科场案牵连下狱，出狱后“夫妻反目”，续弦离去。穷困潦倒的唐寅，“于勾栏之中结识了官妓沈九娘”，“九娘对他十分体贴、敬重，被称为‘红粉知己”。沈九娘经常在 经济以及精神上援济他。唐寅在这位青楼女子这里得到了久违的温暖，他决心为沈九娘买一个园子，和她一起过平静的隐居生活。于是，唐寅买下苏州桃花坞一座闲置的宅子，取名“桃花庵”别业，自号“桃花庵主”，自称“桃花仙人”，写出了著名的《桃花庵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问，不愿鞠躬车马前……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摈弃世俗牵绊的唐寅，与患难见真情的青楼女子沈氏，在这个奇特的桃花环绕之地相依相伴，平日以种花为娱，赏花为趣，对花饮酒，醉卧花丛，万丈红尘之中阅尽人间春色：“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感怀》)，并且他们育有一女，叫作桃笙。

早在唐代，诗人杜牧就赋《题桃花夫人庙》一诗：“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这首诗是咏春秋时的息夫人，息夫人美貌无比，面若桃花，在民间传说里是掌管桃花的花神，称桃花夫人。息夫人虽然身存楚宫，心却早随亡夫而去。国破家亡夫死的巨大悲痛和屈辱折磨着她，即便青春还在，容颜未改，她始终不发一言，且如诗中所言“脉脉无言几度春”。她悲不欲生，却因为某些原因“弗能死”，只能采取“无言”的方式消极抵抗。沾露新桃次第开放，鲜妍活跃，无疑是和心灰意冷、无言悲痛的息夫人形成鲜明对比。将桃花与女人的结合，跳出了个人爱情、命运哀叹的圈子，而是思考个人命运与 政治、国家命运之 联系，开启了这一题材新的 发展前景，亦赋予桃花女人新颖独特的内涵。

清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继承并完善了这种写法，以男女间的悲欢离合写家国兴亡，演绎了这一题材壮美与凄美并行的意蕴，塑造了悲壮刚强的“桃花红颜”，透视出对历史深刻的思考。

《桃花扇》中秦淮名妓李香君和复社名士侯方域的爱情始终用桃花做了个凄绝的见证。李香君，有“东风桃李花”之姿，虽弱质女流，却侠义、正直、刚强，有胆识，有理想。刚十六岁时，见到侯方域就一见倾心，定情之夕，香衾软枕，一帘幽情，侯方域缱绻地在白绢团扇上题下了这首诗，盛赞香君，“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但衣香鬓影，神仙美眷，终归是飘入了刀光剑影，香君为着她的爱情理想、政治立场、道义原则，不惜以死反抗恶势力，把面容碰了个稀烂，血溅宫扇，翌日，杨龙友见扇面上血迹斑斑，犹如桃花，便笔蘸树叶汁液，添上枝干。这就成了名动三四百年、无数人苦苦追寻而终究不得的桃花扇。她的刚强侠义比“辛夷树”更让人敬佩。最难得的是国破家亡后，她不留恋男女之乐，毅然放弃已经不值得爱的恋人和没有意义的恋情，勇于面对理想幻灭后的悲凉与痛楚，红颜薄命，刚强抗争，志气长存，“儿女浓情一笔消，桃花扇低送南朝。”

古典文学中桃花掩映下的爱情世界，有的美好幸福，有的悲情感伤的，有的浪漫绝世，有的刚烈凄美、荡气回肠。林林总总，都和桃花艳丽妩媚烂漫，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凋落特征紧密相连。正因为人们对桃花的评价褒贬不一，才使桃花里的爱情内涵更加厚重，令中国古典文学更加璀璨精彩。

文学院毕业论文优选篇二

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能力，实施就业教育创新已成为必然。在承袭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方法基础上，针对当下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改革汉语言文学教育机制，是从根本上改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必经之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基本上可归为两大类：一类为教师方向，另一类则是文秘方向，本文就这两个方向的就业教育创新给出几点建议。

汉语言文学 就业 教育创新 师范 文秘

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式和数量。消费促进生产，如果把学校培养出学生比作生产的话，那么社会对学生的需求就是一种消费。时代在前进，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改变。生产出逢时对路的“产品”、产学结合是当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来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是大部分同学的首选。但是，就当前中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更重视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很大。相对来说语文教学等实践方面则被忽略了。很多高校包括重点大学都会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开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课程，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和语文教育学这些实践性课程则相对薄弱，这就造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困惑——学不能致用。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

首先应该提倡创新性课程设置。身为母语教学的语文教师，他们是对后代人影响最早，也是最久远，最深刻的群体，中国的人才是否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教师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因此，教育观念非常重要。高校汉语言专业必须培养学生的前瞻性、创新性观念，为中国的创新教育培养一批预备队员，以便他们把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习下去，为中国未来的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要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就必须对传统的“一听到底”，“满堂灌”的授课方式进行改革。传统的课程体系过于封闭，很多同学都带着“熏”和“浸”的意识在听课，当然，这种听课方式可以好好的感受大学教师的学者风范，体会他们滔滔不绝，声情并茂的讲述，但是，很多同学听完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留下，也从来不思考，自己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以后的学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应该把学生纳入课堂中来，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真正做到“熏”、“浸”之后的“刺”和“提”，真正做到教学相长。改革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课程的人文性品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大特色是它的人文性，学生不仅在本专业可以学到关于汉语言文学的系统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在本专业感受到强烈的人文关怀。这对于学生将来步入教师队伍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增强课程设置的人文性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新课改和新热点，做到教学联系实际，当下小学和中学教学都提倡人文教育，对小学生、中学生实施人文关怀，给学生减压，所以，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加入人文性元素是对同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对教育者提出的要求。二是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就是把学生纳入课堂的主体地位，改变传统的学生只要带“两只耳朵”去上课的方式。例如，教师可以先把要讲授的内容告诉同学，让同学们预习，然后在上课之前每个学生都要提一个问题，看看谁的问题最具有建设性。

2.提高实践能力

实践是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高自己能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不仅仅要通过理论性的课程汲取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通过实践课程掌握扎实的实践知识。作为一个教者，他必须知道“教什么”和“怎么教”，不懂得实践，就有“心中浪翻浪，口中不见波”的感觉，学得再好，不懂得教，也不是一个好老师。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呢？改变传统的实习方式势在必行。老一套的实践方式无非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出去实习一个月，这种方式可能对某些同学有用，但是它只是给同学一个实践机会而已，并没有在观念上给学生们一个实践的转变，有很多同学并不能适应角色的转变，等到自己适应老师的角色之后实习已经完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关键是从观念上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让学生一进大学就有老师的观念在他心中，在大学四年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学生的实习期间。这就相当于每个学生都有四年的工作经验。

文学院毕业论文优选篇三

当今社会在古代文学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使古典的精华力量在现代社会依然熠熠生辉，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人文能力、人文精神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具备良好的心智水平，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与社会。

人文素质;古代文学;教育与培养

依据人文素质教育理念，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修改和完善，无需另建一套课程体系，而是使新增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原有的课程相互照应，融于同一个大的课程体系中，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整体，使课程结构更合理、更科学。具体如下：一是在通识课程中增设最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必修课程，如人文素质教育通论、现代社交礼仪、美学与美育、中国通史、古典名著导读与鉴赏、实用书法书写与欣赏、世界名曲欣赏等，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二是结合学科课程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如古代文学教师可以结合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等在教学中对文学院以及全学院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三是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与其相对应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可以在专业必修课中增设相应的专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如开设哲学史、戏剧史、教育史等。

这是强化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培养的关键。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魂魄，中国古代文学披露的是华夏民族的精气神、炎黄子孙的奋斗史、华夏江山的正气歌，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财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要彰显人文素质的精华。既要固守文化传承，使古代文学的精华得以继承和发扬，培养深厚的人文底蕴，还要强化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古代文人提出众多创新思想：“守旧无功”“质疑问难”“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不泥古”等。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精神上的根基和文化价值取向，古代文学把创新作为新型人文人才的培养目标，使学生树立创新意识，与时俱进。更要关注情商教育，培养现代人文精神。提升思想境界，发展健康个性，塑造健全人格，使之成为学生面对社会压力、人生挫折的动力源泉。

教师是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导，师者深厚的人文素质储备，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师者应具有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审美、天文、地理等各领域为一炉，以敏锐深邃的时代感受，形成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的独特体悟。教师的人文素养，便是教之内功、师之根本。师资队伍建设，要注意师资来源，应尽量从本校现有的授课教师中挑选，个别的可外聘;师资培训，可采取校内、校外两种方式。从事必修课和专业课讲授的教师可参加校外举办的高级培训班或培训中心的学习。一般的授课教师要参加校内普通培训班的学习，以了解人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知识，提高全体教师的人文素养和教育水平。

文学院毕业论文优选篇四

日本的生态文学始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从“原爆文学”出发，发展到“公害文学”，其创作被认为深受美国的《寂静的春天》等生态文学作品的影响。日本生态文学的发展，对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推动环保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环境;文学;污染公害

当代日本生态文学始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原民喜、太田洋子、林京子、井伏鳟二、大江健三郎等作家把经历原子能爆炸的体验写成文学作品，即“原爆文学”。从六十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高度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公害等问题得到了关注，水上勉、石牟礼道子、有吉佐和子等针对各种环境问题进行采访、调查等，写下了不少纪实文学、小说等文学作品。

广岛出身的作家原民喜，亲身经历了广岛的“原爆”，将其写成文学作品，其代表作为《夏之花》(1947)。《夏之花》用写实文体，叙述了“我”在遭受xxx袭击、逃难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原民喜其后自杀身亡。

林京子在小说《祭奠之地》(1975)中描写了参加兵工厂生产的“我”在长崎受到xxx伤害的经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颇具匠心，主人公的母亲和妹妹在长崎以外的另外一个城市，从远处目击到xxx爆炸的亮光，使小说与原民喜、太田洋子的近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不同，更具有艺术性。

在井伏鳟二的小说《黑雨》(1965)中，描述了一位饱受xxx爆炸放射病折磨的姑娘，其叔父(监护人)焦躁不安、顾虑重重，只好从养鱼等自然循环中寻找慰籍。

大江健三郎被誉为日本原爆文学主体升华的代表作家。他对xxx爆炸与xxx带来的灾难等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在当代作家中是最为深刻的。其代表作有《广岛札记》、《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核时代的想象力》、以及《洪水漫上我的灵魂》等。其中，《广岛札记》(1965)是大江健三郎原爆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这部长篇随笔中，大江记录了所见所闻广岛xxx爆炸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的身心创伤，歌颂了幸存者对生活的勇气和不屈的精神，赞扬了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给人们带来生存的希望，作品最后表达了作家强烈反对xxx，支持世界和平的主张。

二战以后，日本大力发展经济，先后经历了“神武景气”(1955―1957)，“岩户景气”(1959―1961)，“奥运景气”等持续经济繁荣时期。高速的经济发展给日本的自然环境的造成重度的污染和破坏。城市的大气污染与水质污染等问题浮出水面始于1955年。大气污染、地壳下沉、大气污染、噪音、石油企业排放废气、工厂废水、放射性污染等公害问题日趋严重。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四大公害事件”，即水俣病(熊本县)、阿贺川有机水银事件(新a县)、哮喘病(四日市)、疼痛病(富山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作家开始关注公害问题。水上勉在推理小说《海牙》(1960)中，最早涉及了水俣病。水俣病是指熊本县水俣市化工厂排入水俣湾的工业废水含有水银，当地渔民吃了被污染的海产品后，出现了死亡和罹患怪病的现象。在这部小说中，水上认为水俣病的罪魁祸首是化工厂，并提出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他的观点在此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认可，赔偿问题更是滞后。水上勉作为作家，以其敏锐的思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海牙》虽然是以推理小说的体裁创作的，但是对唤起当时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一位关注水俣病的作家是石牟礼道子，她创作的《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1969)，是一部纪实作品。作品由对受害者的采访，对排污企业的应对措施以及受害者的抗议活动的记录两大部分。在她的叙述中，她把自己亲身经历、与患者的交谈、报纸、来自医院的患者病历等医疗资料，以及大量的其他资料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每当我沿着不知火海海岸散步，看到鱼、贝、及树和芦苇，就被它们所感动，它们仿佛吸入了这里的海潮。这些树和灯芯草使我想起我们的生活，很久很久以前的生活，那时我们初次浮出海面。虽然海吸入了毒药，但仍然是生命之源。如我们像照镜子一样看这片海，就会发现这家公司的形象，耐人寻味。那些能为我们解释这个现象的人是已故的人和那些仍承受着煎熬、试图恢复生命的人。

石牟礼道子在《苦海净土》中记录了一位得水俣病的渔家妇女坂上由纪的诊断报告。坂上由纪曾经是一个身体强健的渔民，但是得病后的她却是十分可怜。

石牟礼道子把历史、医疗报告，尤其是受害者的声音有力地融合在一起，使《苦海净土》成为水俣病斗争和日本自然环境保护运动至关重要的部分。

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了小说《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寂静的春天》引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卡森的作品揭示了杀虫剂对生物以及人类的危害，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

日本作家小林秀雄受其启发，发表了一篇反映化学物污染环境的文章《滴滴涕》。小林秀雄揭示了滴滴涕这样的化学药品对生物的不良影响如同原子能爆炸带来的放射能。

1971年，西村京太郎完成环保主题的推理小说《污染海域》，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一位在化工厂工作，因石油废汽造成气喘病的少女，在哭诉无门的绝望下自杀身亡。一开始接过少女的求救信，却因大案在身，未予受理的中原律师，基于内疚及义愤，决定挺身而出，为深受其害，孤立无援的居民争回公道。作品揭示了海洋污染给周边民众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伤害。

随后，有吉佐和子发表了《复合污染》(1975)。《复合污染》原本在一份报纸上连载，拥有大量的读者。作家针对各种环境问题进行采访、调查、整理成综合报告。它涉及到化肥、汽车尾气、杀虫剂、有机水银、甲醛、合成洗涤剂、蔬菜残留农药等污染问题。有吉佐和子用普通民众易懂的措辞解释相关术语，讲述了化学污染物对地球、人类、大地的影响。

复合污染，技术术语，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它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的算术或乘数效应为前提。简言之，复合污染指的是下列物质的相互作用：被农药污染的大米;可能喷了化学药品的进口小麦和豆类，尽管我们不知道是哪种化学药品;用这种小麦和豆类制成的味噌，我们在味噌里加了防腐剂;然后加入调味品，我们把味噌放入汤中;用酱油熬浓后保存的食物含有食物色素。在这种情况下，仅就添加剂而论，我们每天摄入大约八十中不同的化学物质。(如果加上农药和大气污染物，这个数字是数百种。)

随着日本生态文学的日益发展壮大，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生态文学的作品，燃起了日本人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和兴趣。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生态批评的发展，涌现了野田研一、结城正美、山城新等一批在国际生态批评界享有盛名的著名生态批评家，使日本的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批评研究日益成为全球的焦点。

文学院毕业论文优选篇五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首，书中刻画了众多性格非常鲜明典型的人物形象，贾宝玉的偏僻乖张、薛宝钗的圆滑冷漠、王熙凤的两面三刀、贾迎春的懦弱怕事等性格特点在广大读者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黛玉作为《红楼梦》重点塑造的主要人物之一，对林黛玉的性格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的解读《红楼梦》的深刻内涵。下面，将对林黛玉的善良纯真、尖酸刻薄、多愁善感、幽默聪慧等四个性格进行剖析：

《红楼梦》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林黛玉善良纯真、胸无城府的性格，同王熙凤、薛宝钗等人的圆滑冷漠形成鲜明对比。书中第二十七回写到，林黛玉因夜间失寐起来迟了，听说一众姐妹在花园中作饯花会，立即准备前往，走到院中忽然回头告诉紫鹃，“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林黛玉身在贾府处处小心，在早上起迟了唯恐他人说自己痴懒的前提下，还关心大燕子的处境，可见她是多么善良。书中第四十五回，薛宝钗以伪善的言辞对林黛玉进行关心和爱护，林黛玉立即引咎自责，认为自己心胸狭隘，觉得自己平日里对宝钗的种植乱珊偷幸舛际亲约旱墓恚梢钥闯鲼煊裥愿裰械拇空妗ｔ俸罄矗艿“金玉良缘”说辞的影响，痛苦万分，但是当宝钗向她袒露自己内心的痛苦时，黛玉又为宝钗担心和感慨，于是写出“子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扰，况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向宝钗表明自己的赤诚之心。上述种种事迹，都展现了林黛玉的纯真善良、诚挚忠厚的性格。

《红楼梦》中，林黛玉纯真、善良、柔弱、多愁善感，但是她也具有尖酸刻薄的性格特点。林黛玉尖酸刻薄的性格和她的凄惨的身世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林黛玉作为贾明和林如海的独生女，自小便具有非常强烈的优越感和自尊心，母亲去世后她就被接到贾府开始了寄居生活，在贾府的地位非常尴尬，父亲去世后她更觉得自身无依无靠，是一个“不正经”的主子，当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她的尖酸刻薄就体现了出来。书中第四十二回写到：李纨笑话惜春说她“社还没起，就有脱滑儿的了，四丫头要告一年的假呢”，探春也打趣道是刘姥姥惹起的，大家的本意是打趣惜春，黛玉确说刘姥姥得是个“母蝗虫”，将刘姥姥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饭量大等特点都生动的呈现了出来，刘姥姥为了生活不得不到贾府装傻充愣讨老夫人和小姐们欢心，黛玉想到了自身的处境非常难过，用“母蝗虫”来讽刺刘姥姥，着实有些过分，言语间也充斥着尖酸刻薄和冷漠[1]。

林黛玉父母早逝，再加上她从小身体单薄，在功课和礼教妇德上没有受到严格的熏陶和教育，形成了林黛玉纯真的性格，也造就了她我行我素、爱憎分明的性格特点，她的这种性格与贾府格格不入，贾府处处充斥着冷漠、心机和险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她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失落，但是她偏偏又遇上了一群关爱她的人，贾母、宝玉、紫鹃、史湘云等人都给予了她无尽的关爱和呵护，但是她与宝玉的爱情受到封建势力的破坏，贾府内其他人的两面三刀、虚情假意又让他感到寄人篱下的痛苦和无奈，种种因素，让林黛玉形成了多愁善感的性格。通过“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诗句，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林黛玉寄居贾府感受到的无助、威胁等心理。剪断风筝放掉晦气是一种习俗，但是她觉得自己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随处飘零、无依无靠、无家可归，不忍让风筝和她一样。连剪风筝这样的小事都牵动她的内心，足以看出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2]。

很多人想到林黛玉就会浮现柔柔弱弱、多愁善感、尖酸刻薄等形象，但是林黛玉本身还有着贾府其他人无可比拟的幽默和聪慧。《红楼梦》第二十回写到林黛玉和贾宝玉闹别扭，刚刚和好，史湘云就来了就笑话他们两人：“二哥哥， 林姐姐， 你们天天一处玩， 我好容易来了， 也不理我一理儿。”林黛玉同样的对史湘云进行打趣：“偏是咬舌子爱说话， 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 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 回来赶围棋， 又该你闹‘幺爱三’了。”通过这样简短的几句话，既消除了史湘云的误会，也转移了自己刚才有所失礼的事实，这样亲密打趣地的说辞也加深了姐妹间的情谊，也将林黛玉的聪慧和幽默展现得淋漓尽致。

林黛玉在《红楼梦》中属于典型的悲剧人物，这与她的性格不无关系，她的一言一词都体现了她多重的人物性格，林黛玉最终凄惨的死去，也正应了“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诗谶。

[1]张敏.身世相近，命运迥异——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形象[d].中央民族大学，2011.

[2]万国栋.环境·性格·命运——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形象[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3)：59-60.

文学院毕业论文优选篇六

“世界文学”自歌德提出发展百年之后，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认同莫莱蒂等人提倡的“世界文学体系”，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结合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构成了当今发展世界文学的阻力，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才是世界文学今后发展的道路。

世界文学;歌德;达姆罗什;发展阻力;霸权

歌德在1827年与艾克曼的一次对话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观念。他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对话和流通的平台，各民族文学可以通过进入这个平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观念是种理想模式，实际上严重忽视东方文学，超经典霸权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充斥着整个西方文学界。

直至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世界文学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受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深刻影响，莫莱蒂等人运用此理论探讨了近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若干规律和结构性问题。

莫莱蒂于2000年发表了《世界文学猜想》一文。他把世界文学看做一种体系，同为一体但不平等：有中心，有边缘(以及中间地带)在变动不居的关系中联结在一起。受进化论的影响，莫莱蒂借用历史学家分析世界文化时使用的两个基本的认知比喻：树和波浪，来阐释世界文学扩散过程的两个基本规律。“树”沿用的是达尔文发明的系谱树形图，是指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分枝，向外延展，解释了如何从统一到多样的过程;而“波浪”的比喻则是来自流体运动的特性：连续性和吞噬性，描述整体性忽视最初的多样性。他认为文化历史是由树和波浪构成的，世界文化在这两种机制中不停摇摆，其结果必然是综合性的。即为詹姆逊所说的“妥协”。

卡萨诺瓦在打破全球文学市场的“中心―边缘”格局的努力中，与莫莱蒂是一致的。她在《作为世界的文学》(2005)一文中，认为存在一个扩展到世界规模的文学实体，即世界文学空间，它不是全球各个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而是一个通过文学生产和流通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巨大结构。世界文学的空间是不平等的，有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关系区分，而这个空间充满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竞争，

艾米丽阿普特2009年发表的《文学的世界体系》可以说是声援莫莱蒂学派“世界文学体系”口号的文章。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出发，综合历史学、经济学、地形学、拓扑学、媒介学、认知科学等分别对世界体系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应用、发展进行对比、阐释，论证了莫莱蒂在世界文学方法论时提出的“生态系统”的主张，公开承认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文学世界体系论的光明前景：能增强欧洲中心地区以外的比较文学研究，并能创造性地将时空体与基因类型、历史与进化论、地形学与拓扑学、地图与谱系、媒介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分析了世界文学存在的巨大风险：认知混合和肤浅的全球主义。

从以上世界文学观念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是一个体现文化双向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举的文学观念。而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更多关注的是世界文学体系内部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不是单一的文学模式，不是民族文学的简单叠加，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历史性的呈现。那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究竟该如何理解，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对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在此值得引述：

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受益的作品。

3.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一种跨越时空与不同世界交流的一种模式。

这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学观念，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旨在说明民族文学在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上，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两者同为一体(即在一个椭圆)，但不受制于其中一方;民族文学不是简单、直接的“反射”而是“折射”，需要介质才能成为世界文学。

民族文学需要介质才能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与其他时空的读者发生主要联系，民族和世界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关系，这些就是构成世界文学发展的三大阻力。

首先是本族中心主义，用自己的普遍标准抹杀他者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外国文化的本土表现进程中。本土文化中的特定文化群体根据自身利益排斥或提高某些价值，形成服务于特定本土利益的典律。劳伦斯韦努蒂在《文化身份的塑造》中曾写到过现代日本小说的英译的事例。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出版商和评论家确定了日本文化的形象，形成了对日本小说英译的“典律”，即便“日本读者未必有同感”①如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日本人对此反应有些不冷不热，甚至《细雪》在20世纪40年代被军人xxx中被查禁。但是，《细雪》在英语文化中大受欢迎，因为这种典律体现了“美国式的伤感情绪”，塑造了一个与战前穷兵黩武的完全不同的唯美化的国度，这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文化误读。通常，译入语文化的规范及需求在极大程度上扮演着世界文学“把关人”的角色，这主要是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它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翻译、销售和阅读。特别是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时，几乎采取归化策略，擅自操控文本，使得“有意曲解的文本难免沦为某个预先形成的历史性争论或理论体系的注脚。”②

其次是超经典。正如马利安高立克所说，“经典性”及“经典”问题以及这一问题的兴衰是学界广泛探讨的话题。经典是理解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大卫达姆罗什在介绍“世界文学”时曾指出，从前世界文学仅仅被分成“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欧洲与北美作家仍旧是诺顿选集的焦点所在。”这一状况在“伯恩海默报告”发表后才有所改变。“现在的主要文选(例如由朗文、贝德福德和诺顿自己出版的文选)收录的作家多达500人，通常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这几乎让人相信旧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经典已黯然消退。”但是经典作家“在各类文集中仍都稳坐江山，无人能及。如同雷克萨斯汽车一样，高端作家通过后经典潮流获得了增值，巩固了他的市场份额。”③这就是达姆罗什所说的“超经典”。“超经典”一直被老牌的“主流作家”占据，积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地位不可动摇。而经典三层次中的“反经典”则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他们属于强势语言中的非主流文学。结合世界文学的教学实践，达姆罗什指出由于课时的限制，世界文学的课堂总被超经典霸占着。超经典独霸，使得有些作品只是昙花一现，并且由于其地位稳固，“反经典”无法进入超经典的行列，世界文学的阅读范围受到限制，成为当今世界文学发展的一大阻力。 除了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外，阻碍世界文学发展的另一大阻力就是权力关系的不平等。道格拉斯罗宾逊在《后殖民研究与翻译研究》一文中提出“翻译与帝国”这一术语，帝国除了是指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体，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文化霸权。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掩盖的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控制。比如，在现今的翻译作品中，将其他语言的文本翻译为英语文本的数量远低于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文本。在英美的出版物中，翻译作品所占份额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2%到4%，60年代为4%到7%。而中国在1892到1913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就占了2/3。这也就是劳伦斯韦努蒂所指的翻译“丑闻”(scandal)。英美文学占据权力关系的中心，对其他弱势文学进行支配。而处于权力关系边缘的文学则总是“西方形式与本土的折衷、适应的结果” 。④

正如以上所举的例子一样，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权力关系不平等三者不是单一的，往往相互交错，世界文学的发展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条件限制。

公平对待各种源语文化本是理论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所谓的“世界文学”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欧列强的文学作品，现今全球化时代下又有诸多阻力，那么我们该怎样应对这些困难，发展世界文学呢?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如今的世界文学的发展，需要我们逐渐放眼全球，开阔学术视野。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公平对待各种源语文化，反对经典与霸权，“跨越世界文学超经典与反经典这一顽固鸿沟，并使之形成比较的新的连接线。”⑤打破主与从、强与弱、殖民与被殖民的等级观念，让权力中心的国家地区真正感受到边缘地区文学中蕴含的思想、情感。

从方法论角度来讲，可以采用翻译和比较研究。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同时也是两种价值取向间的交流、对话。巴西的“食人主义”、“贱民研究”、韦努蒂提倡的“抵抗式翻译”都是运用翻译的方法在反霸权过程中的有效尝试。由于一定的阻隔、距离，两种文本中必然存在差异，保留翻译中存在的差异，促使我们使用比较的方法异中求同、同中取异，“在这种同与异的复杂矛盾运动中，寻求表层和深层的联系性”⑥，由此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