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援鄂医护人员的心得体会(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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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援鄂医护人员的心得体会篇一
早在年前,获知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后,中大医院就预先给医护人员做感染防控的专题培训。所以,当接到院里的援湖北倡议时,郑智宙和同事们并未感到事发突然。
“也没交什么请战书,护士长在微信群发了个召集倡议,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把名字发出来,像接龙一样。我反正不是第一个,但看到信息就接了上去。”郑智宙说,没激动也没害怕,就感觉自己该去前线做点什么。
中大医院发出倡议时是2月1日,当晚个别医护人员还值了夜班,第二天就随江苏省第三批援湖北医疗队奔赴武汉了。
四名男护中,有三名已晋升奶爸,只有顾德玉还单身。年前,顾德玉回了一趟安徽老家,烫了个时兴的发型。舅妈还给他介绍了个漂亮女孩相亲。本约好第二天见面,不凑巧的是,院里一个电话通知大家回南京集结,准备支援武汉,顾德玉没想太多,火速返回,相亲就此也没了下文。
顾德玉发质比较硬,平时都通过烫发软化,打理出造型。“打记事起就没剃过板寸,当时还纠结。但想到去武汉后,头发太长,每天要花太多时间清理,穿防护服戴帽子也不方便,甚至容易被病毒附着。”
想来想去,顾德玉和三位同事最终还是决定剃板寸。过年期间,理发店都没开门,他们就请院领导和同事们帮忙“操刀”。
剃头发、交接班……因为走得匆忙,医护人员几乎没时间收拾个人物品。留守院里的同事便七手八脚地为他们整理行囊。
郑智宙清晰记得,自己就从家拿了三件个人物品:身份证、手机、充电器。“院里给每人发了个行李箱,塞得鼓鼓囊囊的。等到武汉打开一看,好家伙,百宝箱一样,拖鞋、口罩、消毒洗手液甚至连指甲刀都有。”
对援鄂医护人员的心得体会篇二
抵达武汉后,“板寸男团”一同被派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在重症隔离病房里,四人每天要面对的是新冠病毒肺炎危重症患者,很多都伴有基础性疾病和复杂的并发症。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充当三个角色——护士:观察病情变化,按医嘱给患者做治疗;护工:患者的日常作息饮食,大便小便、翻身拍背,所有细致入微的照料;保洁:顺带做好病房日常清洁工作。
“网上流传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一个月花一万八雇保洁,这很真实。风险很高,确实很少有人愿意干。有的保洁一天就上四个小时班,早上来一趟就回去,人家也担心。”顾德玉说,他完全能理解,大家都有家人,自己能在病房里多担一份担子,就能让别人少冒一分风险。
穿防护服的滋味不好受,而且一穿就是四到六个小时。“那感觉,就像贴身穿着雨披,工作时好比在大雨里跑步,外面和里面都在下雨,透不过气来。”由于长时间闷热出汗,郑智宙的手、脚、大腿内侧都起了疹子。
“刚到武汉时没经验,工作前水喝太多了,中间就容易出汗、想上厕所。后来进入病区前4个小时不吃东西、不喝水,不用上厕所,汗也少很多,加上再涂一点药,湿疹慢慢好了。”郑智宙和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把宝贵的时间留给病患,有的医护人员甚至还随身准备了成人纸尿裤。
高伟告诉记者,平日里给血管穿刺不戴手套,很顺手。但在武汉隔离病房,最少要戴三层橡胶手套,找血管就没那么清晰,生怕一针扎不进去。
让高伟难忘的是,有病人嘱咐他说,你慢慢来我不怕疼,当心扎到自己。在那种情况下还能考虑医护人员的困难,听到这话时高伟一时哽咽,竟说不出话来。
对四位男护来说,他们不仅要负担患者的病情护理、饮食起居,更要给没有家属陪伴的患者予以心理抚慰。
在顾德玉的印象里,他接手的一位病患胡女士,大年初一就被送医,因病情变化,辗转了好几家医院,家属已然联系不上。当时她戴着呼吸机,使用镇静药,无法正常交流。直到4月2日拔出插管,才能自主呼吸、说话。当时顾德玉就想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她家里人。
“病历上找不到家属联系方式,胡女士一连报了3个她老伴的电话,都是错的,直到第4个才打通。一句话没说完,电话那头另一位老人早已泣不成声。”后来老人告诉顾德玉,自己两个月来第一次得知老伴的消息,他心里非常挂念,但又怕接到噩耗,生怕是社区或是殡仪馆通知他去料理后事。
顾德玉接手的另一位54岁男性病患,刚入院时呼吸困难,下床走几步就要大喘气,对医护人员也极不信任。“用南京话讲,比较‘夹生’,要求很多,动不动发脾气,讲道理也不听。让他在房间里戴好口罩、关上门,他偏要对着干。”顾德玉说,面对性格急躁的病患,他们尽量少说多做。
经过精心救治和护理,约三周后,这位患者康复了,出院时他想和“板寸男团”合影留念,并说了很多道歉和感谢的话。“我们在病房里拍了小视频,他举着小国旗说要唱一首《歌唱祖国》感谢江苏医疗队,感谢国家。”顾德玉说,听他中气十足地唱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那一刻,大家眼眶都湿润了。
在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援湖北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接管的中法新城院区重症隔离病房内的77位新冠肺炎患者,最终全部康复,无一死亡。
“在武汉两个多月,说不想家是假的。”出征前,郑智宙的女儿还不满两个月,在武汉时,他几乎每晚都要和家人视频通话。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看确诊数据的变化,刚到武汉时数值不断上升,后期开始下降。三四月份时,心里开始盘算什么时候能回家。盯着确诊数字今天降500,明天降1000。感觉每治愈一位患者,我们就离家更近了一步。”
对援鄂医护人员的心得体会篇三
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现有100多名护士,男护士只占其中五分之一左右。这次虽然大家都报了名,但院里还是优先选择了4名男护。高伟认为,院里可能考虑到男护的平均工作年限更长,应对突发状况的体力和心理能力更强。
男护士抑或女护士?这一对比不止于疫情期间,更曾困扰着男护对自己职业身份的认同。
高伟上学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医学影像,后来被调剂到护理专业。“最开始感觉护理都是女生学的,自己挺没面子,家里也劝我说要不你复读吧。”不过高伟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随着学习、实习到工作,以往的观念悄然转变。
郑智宙也有相似的经历。上大学时,他所在的护理专业要接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四个大项,可当学习妇科课程时,他和其他男同学都显得比较窘迫。
“大家今后在工作岗位上,终归要遇到这些,假如有一天一位女病人在你面前晕倒,难道因为是女性就不施以援手吗?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病患面前就没有性别之分。”授课老师的一番话让郑智宙记忆犹新,他逐渐放下思想包袱,还拿到妇科学班上的最高分。如今,这也不再是他工作中的绊脚石了。
“外界可能普遍觉得,男性在护理中没有女性那么细心、耐心。”顾德玉并不赞同,他表示,像“板寸男团”一样的男护群体,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
顾德玉举例说,很多肺炎病人需要俯卧位休养,也就是趴着睡觉,这样能减轻肺部负担,恢复肺功能。因为患者身上插管,有很多医疗器械,给他翻身时可能要五六个人同步操作,这在体力上对护士的要求很高。同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护面对高强度压力和生死离别时,抗压能力更强。
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在“板寸男团”前线奋战的71天里,在他们后方的另一半更多地承担起了对家庭的责任。
郑智宙出征后,女儿换尿布、喂奶、哄孩子的事都得甩手给宝妈。“从我私心来讲,肯定不想让他去,因为第一次当妈妈,希望他能时刻在身边呵护我和女儿。但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的家属,我完全支持他的决定,生命高于一切。”郑智宙的妻子也是一名护士,她能理解爱人的选择。
她说,现在媒体说他们是英雄,我更希望他是一个好爸爸。但如果再选择一次,我还是支持他去。等孩子长大后,他可以把疫情期间的难忘岁月讲给她听,相信在女儿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个好爸爸,更是一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