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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危机意识篇一

姓名：聂学利学号：10091110122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经常把中国人视为停滞的传统主义典型。但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却成了很多人向往的革命之乡，成了与过去整个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决裂的社会。有读该书后的人评论说，如果思考一下，为什么特别是中国会成为不改变传统的象征，人们就会感到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因为认识到，中国曾设法使它完整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这种秩序又被一个企图在它内部既体现社会政治权威，又体现社会精神权威的阶级所控制。这种传统的持续性似乎是它的包罗一切的整体性功能的结果。在中共掌握政权以后，人们敏锐地觉察出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中有外国的根源。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明确主张要与过去的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实行完全革命性的分裂。

为本书作序的本杰明·史华兹教授在序言中提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者，早在中共胜利之前，就对现代中国某些知识分子领导人献身于林毓生教授所谓的那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程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本书作者林毓生教授认为，在本质上，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涉及到两种预设：第一，必须把过去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视为一个整体；第二，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否定。林毓生教授同其他很多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者一样，一直很重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五四运动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他们同样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在其后数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因而他们觉得中共的领导是五四运动的必然产物。

作序者主张，现在很清楚，无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冲动如何真实、有力，也不管过去的政治文化秩序结合得如何实在，如果把这种同整个传统完全决裂的简朴而辩证的描述，看作是对现代中国复杂历史的全面概括，是有很大缺陷的。他说，最近数十年来，不少人都写过文章来竭力纠正通过去完全决裂的那种僵硬的形象。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它内部的多样性特征，正在进行富有成果的探索；对过去文化在当代中国每一生活层次上尚未察觉或尚未认识的连续性，正在进行彻底的研究。

必须指出的是，面临这种修正的观点（其中很多是有道理的），林教授在这本精深而又严谨的著作里，不再肯定原来的那种形象。他绝不认为，传统的中国事实上是由各个不可分离部分所组成的毫无问题的一个整体，绝不认为人民中国的建立事实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完全决裂的标志，不管这些传统文化是好是坏。他分析的核心是，在中国某些文化倾向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看法已牢固地形成了反映传统主义者本身的观点。

意识对转变人类生活起决定作用的观念，都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在该文化传统内部广为人们接受的思想之综合。他进一步强调，这种文化倾向以很多隐微难查的方式甚至影响了那些对过去持坚决否定态度的人。作序者指出，作者在这本书中还有其他的功绩。那就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一种过分的“修正论”可能将反传统主义混淆的时候，作者使我们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他所说的那种鲜明的反传统的现象。如果把各种斟酌保留的意见都加以考虑没有其他人比林教授更考虑这一点，事实就很清楚，他所论述的那些观点无论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或政治历史，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当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段解释，就能将中国过去的坏成分视为与一切高等文明过去的普遍坏成分所共有，就能毫无保留地赞扬过去所取得的物质成就，以及多少采取一种称赞的态度来对待过去流行的高尚文化的各个方面，但这是就否认它们目前价值的外国观念模式而言的。

有人注意到，如果我们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历和中国的政治历史，与其他非西方文化地区例如印度和穆斯林国家的情况加以对比，林教授的论述所强调的意义就十分清楚了。的确，这些地区也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将来也许还更多，正如现代中国有很多知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家”那样。人们也许会说，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很多知识分子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肤浅的、不真诚的。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社会的知识分子企图在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之间，在印度教和民主主义之间找出它们的和谐共存，而不是明显对立。在这些地区还没有一个国家对群众的传统信仰发动一场正面的冲击。林教授的分析提示我们，无论有其他什么因素发生作用，在那里，旧政治秩序的瓦解，不像在中国对政治秩序瓦解后依然存在的文化产生了完全否定的意义。他的分析还暗示，那些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优秀人物也许不相信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即林教授所说的的那些主张以思想文化来解救问题的人，有力量实现他们对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造。

林教授的功绩还在于，他不是以抽象的命题来提出他的这些论点，而是通过研究五四时期三位非常著名的人物----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思想来证明他的论点。这是一个颇为艰巨的研究途径。这三人是有很大差异的，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然而林教授相信，固然他们彼此迥殊，但都具有某些他所论述的基本倾向。他的观点说服力强，而且他对三人的分析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他们的新视角。同时，作序者说，这本著作还对中国遗产本身做了富有成果的探索。所以，本书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现代中国，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当代世界最棘手的问题，都是有启发、有教益的贡献。

企业家的危机意识篇二

x月9日辽宁电视台记者张先生的乘机经历引发了社会的强烈热议。中央电视台多次深度报道，各类媒体海量转载将南航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此突发事件后南航处理及时，方法得当，将此事件造成的损失尽量控制在最轻的程度。

南航11.9事件

这是一次典型的危机公关案例，其成功之处是事件爆发后，南航采取了积极、公开、诚恳和负责的态度，做足了事后的补救措施，减少了南航品牌社会声誉的损失。不成功之处在于事件发生初期，很多环节本可以避免事件的爆发却没有得到控制。

危机是“危险和机遇”的组合，危机公关专家游昌乔解释危机为：“一种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或面临严重损失威胁的突发事件”。这种事件具备突发性、极速蔓延性、破坏性、广泛性等特质。对于危机的处理不当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危机管理是很多成功企业的重要管理内容之一。

如何应对危机，对危机进行管理，根据危机发生的阶段和应对方式不同，可以分为预防危机、控制危机、解决危机、危机恢复、危机发展和危机形象重塑(承担社会责任)。在六个危机的阶段中，预防危机的发生是成本最低，最简便的。因此，在预防危机上多作些文章能够在企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南航119事件的报道中，乘客和记者提出了很多的假设，“如果机舱门能早点打开……，如何他们能少点争执，早点送我到大医院……，如果在救人面前，大家可以放下彼此在责任方面的考量……”。可以说，如果能实现上述任何一个假设，119事件的危机都不会爆发。

对于同样提供航空服务产品的珠直来讲，虽然直接面对的客户不是身份各异的社会大众，但细分的市场使我们选择的客户更加具有针对性。任何危机的爆发都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公司业务的发展甚至公司的未来。而且，正是因为公司客户特殊性和当前公司处于业务转型的发展阶段，与客户直接接触的一线人员、幕后管理的人员都应当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20xx年2月珠海基地b7332号机在番禺301平台起飞过程中，发生了两次中断起飞并减载的事件。因当时的背景发生在因安全问题中断服务多年后再度合作，事件引起客户的极度不安，对公司安全的把控产生了信任危机。客户带领安全和平台作业团队多次来公司交涉，要求明确事件真相，采取措施，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这件事件的处置好坏直接影响到公司在客户中的形象建立和深度合作，经过公司领导和各部门的努力，事件最终平复，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但员工对危机的认识不足可见一斑。如果维修人员认真检查了二手飞机的重量，如果在平台没有因为乘客重量过重，如果没有由于天气原因导致仪表飞行需求额外燃油，如果液压系统警告灯工作正常，如果机组及时将遇到的问题进行明确的回复，后续的信任危机可能随时被中断。

类似危机的事件还有很多，例如港澳区域飞行时产生飞行冲突后，如何及时地与管制人员说明意图，减少不信任危机;由于天气原因备降过程中及时通报乘客原委，请求乘客的理解和配合;由于机械原因返航后及时向乘客说明原因，并加以情绪安抚;避免低空作业过程中对地面设施产生的不利影响等工作都是危机意识体现和对危机的把控方式。

1、对全体一线人员进行危机和冲突管理培训。使一线员工提高服务意识，重视服务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并学习对冲突的应对技能。

2、制定危机的管理程序。使公司管理层可以第一时间得到冲突信息，对不同各类的冲突有相应的应对程序，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3、细化业务制度要求。将常见的解决冲突的方法规范在业务层面。例如客户提出在返航、等待期间要进行乘客广播，减少乘客顾虑等。

企业家的危机意识篇三

1、1988年１０月何新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文章《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预言中国将发生**。此文震撼内外。

19**年，中国发生事变。

2、１９８８年何新在《中国金报》撰文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必定失败，苏联东欧帝国体系将解体。1990年6月12日，何新给国家当时最高领导同志(邓公)写信，预言苏联即将面临解体。

1991 年8月，苏联“819”政变发生，何新应某高层领导（丁关根同志）问询而写了一封信分析形势并报中央领导。何新认为此次苏联政变不会成功。并预言：此次政 变失败后苏联政局的崩盘趋势已难逆转，苏联体系将崩溃，叶利钦必将掌控实权，戈尔巴乔夫将仅成为象征性人物和下台。

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体制的彻底瓦解。

这年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前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18时40分许，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1）培育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新买办阶层。

（2）美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3）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即“普世价值”）

（4）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态，为此而作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准备。

（5）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

（6）美国及西方公开策动中国的少数民族分立运动、并伺机准备插手支持区域性的自立运动。

美国对华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心和政治渗透。它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按照美国标准，实施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在经济上实施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此作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文中预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东已很难再结聚为威胁美国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战略性整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动荡状态在这个地区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是从整体看，此地区已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力量所主导和把握。因此，此地区在90年代以 后将不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地区。

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新疆的西部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

此后，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不断涌现。

何新还针对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台湾销售武器，认为这是一种信号。

何新预言：李登辉掌控台湾局面后将搞台独，台、陆关系未来面临急剧裂变。

何新建议以中程导弹威慑台湾。

5、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前夜），何新写报国务院领导《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研究报告，建议警惕金融行业出现危机，此后，中国明显地放慢 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不久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6、1997年3月，何新在《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中指出，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中心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

（二）出现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协小组发言《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并致信朱某公，称被媒体大肆吹嘘的新经济是莫须有的神话。预言香港不久还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年初的11397点下滑到9072点，前三季度累计下跌2325点，跌幅达20.4%。

8、在上文中，何新还认为：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资本炒作决定商品价格，而不是竞争或市场需求决定价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对对国企私有化和让工人下岗失业的政策。他尖锐抨击：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业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有所减缓和收敛，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得到高层的重视。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对伊拉克局势发表评论，预言美国攻击伊拉克根本不会有大型的、有意义地对抗性战争。伊拉克即将发生坍塌性的崩溃。萨达姆政权的 生存期限屈指可数。这种论点与当时央视评论等主流媒体的论调截然相反。

然而伊战迅速结束的结果惊人地验证了何新的该预言。

11、2003年3月，何新发表著名《论某公》文，历数某公执政时期改革政策之误，断论其种种私有化及盲目市场化之激进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远，竭译而渔，必 遗患后来。

如今，教育、医疗、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压得国人透不过气，两极分化、贫富对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

12、在2001年出 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序言中，何新预警：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正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元——欧元的 汇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个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灾变。何新还肯定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已经具有不可 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发表《中国人该有过苦日子的精神准备》一文，预言：国内物价和社会就业问题，未来将极其严峻。发生企业 大倒闭、高失业，同时伴随高物价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了。过去几年的国内经济的表面繁荣，奢靡挥霍，廉价货物充斥于超市的时代，就要结束。

这些话在当时仿 佛是“唱衰论”而受到讥笑。但现在对这一点，想必一切工薪阶层已有切肤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层的《人 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必将引发恶性通胀》等文论中提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吸引外汇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兑换人民币 过量发行流动性资本失控。同时人民币估价的一切国内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势必带动中国商品对于世界其他货币和商品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换句话说，伴随人民币 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物价节节高涨。

由于中国也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上涨必然拉动全球通胀。中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商的时 代即将结束。

——如今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发生的，正是中国与世界物价的不断上扬。、2008年6月，何新在《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飚升。

油 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经过2008年下半年短暂下跌后，尽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油价仍然从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过９0美元/桶。一直以来美联储实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 元汇率连年持续走低。

16、201０年夏季，何新发表博文《想到中国未来有时想哭》。２０１１年春，何新发表博文《2011年中看内外 大势》预言：预料国内物价，主要是民生用品物价在今年７月以后将会飞起来。

何新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唱好美国经济以为即将复苏的论调，预言：这场 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仍远未结束。金融大海啸会在未来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态突然发生。

何新还预言：10年之内，中国与世界必有非常之变！无内变则必临外战。

中华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险的时候！

从此何新基本失语，很少发言。但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两年，何 新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金融战争揭秘》、《统治世界：神秘组织共济会揭秘》、《命运与思考》等著作。

在２０１１年于香港出版的《命运与思考》一书中，何新说：我不讲假话。但我并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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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测到东欧、苏联剧变及对中国影响;

2.判读出 当今世界商品经济向资本经济过渡;

3.认为战略中心由中东转移到中国；

4.预言2008金融危机，其后通货膨胀时代，再之后的金融大海啸；

5.揭示出 隐蔽的共济会组织

我想这五点足以奠定何新先生的当代地位。

企业家的危机意识篇四

2013年05月14日10:20 来源：新华国际

中国再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中国梦”是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大清帝国急剧衰落，中国传统国家被帝国主义打败，中国人就萌生了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国家的梦想。直到今天，这个梦想仍然是中国人追求变革和进步的巨大思想动力。但现实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中国梦”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很多人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的前途的信心危机。历史上，每一次“中国梦”的背后都是当时面临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的背后则是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梦”，首先就要克服“中国意识危机”。如果解决不了“中国意识危机”，“中国梦”就会无从谈起。

有危机，才会有梦想;有梦想，才会有进步的动力。今天中国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实际上是自近代以来的第三波。清末到“五四运动”是第一波，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是第二波。今天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波危机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区别。要克服今天的“中国意识危机”，人们可以回顾前面两波危机，看看当时这种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尽管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但仍然可以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深刻危机激发梦想

前面两波危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各种内外因素，导致一些人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没有信心。“五四运动”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清末以来，各帝国主义力量不断深入中国，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深刻感受到了国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时也感觉不到中国有任何希望来拯救自己。早些时候，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曾悲叹道：“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尽管悲观主义在一些精英人物中间流行，但更多的人则被这种情况激发出“中国梦”来。不管今天如何评说“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培养了一代爱国主义者，他们都为建设一个新国家而努力。这场运动拉开了日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实现各种版本的“中国梦”的序幕。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五四”爱国主义的产物。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终点应当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和民族主义)才生存下来，并转化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主流社会意识则是社会成员“中国梦”的意识构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一次出现“中国意识”危机，那就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围绕着“中国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大讨论。这一次“球籍危机”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球籍危机”的反动。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的“中国梦”显然是要建设一个富强中国，其指标就是赶超英美。因此，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一直想用政治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则被忽视。当然，这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批评，但在短时间内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中国梦”。

三十年下来，中国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贫穷社会主义模式。当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有机会了解外面世界发展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再次出现。人们发现，且不说发达已久的欧美国家，即使中国的近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经在中国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大大超越中国。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二战摧毁了日本，但到19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是广东的邻居香港也超越了上海，而上海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远比香港繁荣。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促成了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也就是那一代人的“中国梦”。《河殇》、“球籍危机”的讨论、政治改革的呼声等等，都是当时人们“中国梦”的反映。

但是，使得世界惊讶的是，中国很快就从这种深刻的危机之中走了出来。这个标志就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和当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概念的提出。这淘汰了1980年代很多过于理想的主义，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个主流意识的引导下，中国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人们的“中国梦”也是在这个主流意识下展开的。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新的意识，就很难想象1992年之后中国高速度的发展。

今天，人们所面临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次有明显的不同，很多现象甚至很难理喻。1992年之后，中国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取代了日本。并且，当发达的西方仍然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再者，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但同时，中国社会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信心，也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前两次不同，第一次是国家的生存问题，第二次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但这次是国家的富强问题。在国家生存有危机和国家贫穷的情况下，人们的担忧和低信心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富强了之后还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对中国人来说，富强不仅仅意味着不受外国的欺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应当有的尊重。但尽管中国崛起了，对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且，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面临着越来越糟糕和严峻的国际和区域地缘政治环境。这使得很多中国人不高兴。近年来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这种“不高兴”现状的反应。非理性的“不高兴”，和缺失自信、妄自菲薄是同一件事情。

中国是转型中的社会

和前两次一样，中国内部问题因素更为重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中国是转型中社会。所有国家的转型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今天的中国特别像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面临食品不安全、药物不安全、环境污染、社会不安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资本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展的同时，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过，中国的问题更为深刻。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经济发展路程，在这个紧缩的时间里，很多社会问题也加速度地暴露出来，让社会不可忍受。

再者，如果和日本与“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发展模式显然有很多问题。东亚经济体尽管也经历过同样高速度的发展经历，但没有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中国社会，人们往往把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欧洲、美国和东亚经济体做比照，而不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展问题，这种比照往往导致悲观的结论。

其二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问题，执政党对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毫无理论准备。无论是官方所坚持的理论教条，还是盛行于社会上的各种不断变化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毫无解释能力，无论是积极的发展和消极的现象，官方和社会群体都是在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来解释中国。左派和右派都拿着西方的东西来看中国，评判中国。不过，西方的东西解释不了中国的成功与失败。无论是官方对其陈旧、教条的坚持，还是左、右派对西方话语的借用，不但不可能培养中国意识，反而是在加速度地去中国意识。和前两次危机一样，当来自西方的过于理想化的概念泛滥的时候，尤其当这些概念走出书本和校园，来评判中国的改革实践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必然加深。

其三就是前两者的综合症。因为不知道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来的，也说明不了这些问题可以如何解决，就导致了社会成员深刻的焦虑症状，不知道国家的明天会如何，自己的明天会如何。这种情形在“五四运动”期间产生过，也在1980年代中期产生过。

如何解除“中国意识危机”呢?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中国信心。确立中国信心并不是像一些人在做的那样，关起门来，说自己优越。人们必须一方面持开放的心态，不能因为政治上的考量，人为地把中国价值和普世价值对立起来。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价值，都是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结合体。应当抛弃“西方的就是普世的”这种简单的想法。西方的一些价值是普世的，但也有些价值是西方特有的。中国价值也是如此。再者，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阻止普世价值的流通和传播。当中国成为世界共同体一员时，中国本身所拥有的普世价值，也不断影响其他国家。但同时，正是因为有些价值是特殊的，在实践层面，人们也不能滥用外来的理念，要切实考量哪些理念和中国国情相冲突，哪些理念接近中国国情，哪些理念可以并且应当加以中国化，进而把其整合进中国本身的核心主流价值。

简单地说，“中国意识危机”能否克服，取决于，第一，能否确立这样一个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的主流意识;第二，这个主流意识能否帮助中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确立有效的政策来消化和解决目前所面临各种社会问题。从前面两次危机的经验看，前者是关键。只有有了主流意识，社会才会有共识;有了共识，社会就会具有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才可以动员资源来克服危机。(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