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民间文学的研究现状(三篇)

民间文学的研究现状篇一

1、谈谈你对文化中心主义的看法

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常有一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优于他民族的倾向，并且将本民族、本群体的文化模式当做中心和标准，以此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常常敌视或怀疑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模式。这是一个群体认定自己的文化才是最优势、惟一正确的一种观念或习惯，是一种具有浓厚的主观价值的态度。

它的有利之处在于，增加同一文化圈内的民族认同感，减少冲突，对文化的稳定和传承有积极作用。它的弊端在于：

1、容易产生偏见；

2、使文化僵化，不能适应时代变迁；

3、引起团体间的冲突；

4、维持某些阶级的即得现状；

5、造成社会孤立的情境。解释：

它指的是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们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态度和敌对心理。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人的特点、倾向是将人类社会划分成各种各样的群体，而他本人认同其中的一个或数个群体，同时将其他的群体视为“对立认同”

功能：文化中心主义者可能是这样的：一般而言，外部群体和本群体的相似特征越多，在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也越高。外部群体和本群体的差异越大，偏见也越强烈。

2、试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与《战争与和平》进行平等比较

故事很简单，大致讲了封建社会，由于女子比较缺乏人身自由，同时也就缺少了社会经验，结果被三姑六婆挑唆，受到登徒子诱奸。而最后，坏人姻缘的恶人自己的妻子嫁给了被他玷污的女子的丈夫。基本上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风俗人情，宣扬一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念。三言最大的意义在于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展示了出来。

《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

作家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别现象与事物整体、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思想和艺术容量。这是一部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托尔斯泰曾经表示：“在《战争与和平》里我喜欢人民的思想。”也就是说，作者力图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俄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在国家危急的严重关头，许多来自下层的俄军普通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虽然战事一度失利，但精神上却始终占有压倒的优势。老百姓也主动起来保家卫国。

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有力地拓宽了长篇小说表现生活的幅度，并在传统的史诗体小说和戏剧式小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形态。小说场面壮阔，结构清晰，人物形象鲜明，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开阔的美。同时，小说时代感强烈，它虽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但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前途和人

《明清小说研究》答案

一、简述题

1、明末时事小说的特点、优点与缺点

特点：新闻性、通俗性、真实性、政治性、轰动性

优点与缺点：古代信息不通畅，时事小说有传播新闻的功用，有时还打破了封建统治者的新闻封锁；它又具有某些实录性质，史学价值也由此而产生。时事小说以上两方面作用是其他创作流派无法相比的，然而却又是以牺牲文学价值为代价。为保证新闻性，作品一般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作者对生活素材缺乏应有的概括与提炼，结构设置安排也较粗率；而追求实录又造成“文”、“史”混杂，体例不纯。时事小说整体上艺术成就不高，但也有个别较成功的作品。《剿闯通俗小说》等作都写到李岩投奔闯王的故事，较令人信服地概括了当时知识分子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历程，连史学家都信以为真，但这成功却是以牺牲史学价值换来的。那些作家力图使作品兼有新闻价值、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他们又始终未能寻得最佳的结合点。就这个意义而言，一身三任是该流派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

2、《西游记》的历史地位与创作成就。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是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掉书袋似的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这种特点，无疑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爱好。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五、论述题

论《聊斋志异》思想：

1、《聊斋志异》中爱情主题的作品最多，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精神。书中许多故事歌颂了真挚不渝的爱情，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反映了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愿望与行动。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可爱的女性形象，她们美丽、聪明、多情，多数人还蔑视封建礼教，积极主动争取幸福的爱情生活。有些故事还打破郎才女貌的旧套，知己之爱实际上已表现出超越世俗之见的爱情观与道德观。那些有情人在经过艰苦抗争后才能终成眷属，而最后能取得胜利，关键时刻往往是靠神通与魔法才扫清了障碍。这种喜剧性结局等于在暗示读者：争取恋爱、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在那个时代多半要走向悲惨的归宿。

2、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及其埋没人才的罪恶，也是《聊斋志异》的重要主题。书中许多故事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罪恶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却屡试不中，郁闷而死。《素秋》《神女》、《阿宝》等篇都涉及科举中行贿的黑暗面，《司文郎》中很有神通的瞎眼和尚靠嗅觉能判断文章优劣，但正确的判断恰与发榜结果相反

3、《聊斋志异》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揭露了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在《促织》里可以看到，皇帝爱斗蟋蟀，于是地方官媚上邀宠，差役则借端勒索，结果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梦狼》《红玉》、《石清虚》等揭露了官吏、恶霸欺压百姓时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而《续黄粱》揭露了贪官污吏结党营私、奢侈淫与昏庸颟顸。艺术特色：郭沫若评价《聊斋志异》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刺虐入木三分“。它我国文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它具有独特鲜明的艺术特色。

1、以奇法志怪是《聊斋志异的重要特点。志怪是魏晋南北朝时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而唐代传奇揭开了我国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序幕，《聊斋志异》创造性地用唐人传奇法怪，既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把我国的文言小说创作推到更高的阶段

2、《聊斋志异》的故事变幻莫测，境界神异迷人。《聊斋志异》大部分作品描写了花狐魅或幽冥世界，其狐鬼幻化的人物最多那些形象同时具有人与物的特点，他们思想感情、喜怒哀乐和人一样，言行举止又各带有所属物类的特点，更有人所没有的神通与魔法。蒲松龄善于以丰富的想象力建构离奇的情节，同时又在离奇的情节中进行细致的、富有生活真实感的描绘，塑造生动活泼、人情味浓厚的艺术形象，使人沉浸于小说所虚构的恍忽迷离的场景与气氛中，这正是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蒲松龄的小说恰到好处地把握了真实与虚幻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可谓真中有幻，幻中有真。

3、《聊斋志异》创造性地发展了六朝志怪与唐宋传奇以来以狐鬼冥等超现实事物反映现实、表现理想的传统。蒲松龄借小说寄托孤愤，继承六朝志怪和唐宋传奇以来借狐鬼幽冥反映现实表现理想的传统，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把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事物组织到现实生活中，使花妖狐魅人格化，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明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现实矛盾；同时又充分利用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表现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境界，并给好人以美好的结果，给恶人应得的惩罚。这就构成了作品想象丰富奇特，故事变幻莫测，境界神异迷人的风格。

四、《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讽刺艺术：作者讥讽世事是出于对社会真切认识和忧患意识，他常概括提炼与描摹司空见惯的人情世态，使读者从事物本身得到启发。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也需要适度合理夸张，从而突出某些社会现象的荒谬，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严监生临死前见点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手指不肯断气等描写，都属这样的精采例子。作者的讽刺方式与程度还因对象差别而有所不同。如对汤知县、严氏兄弟等贪官劣绅是严厉地揭露与鞭挞；对善良而迂腐的马二先生既同情又讽刺；对鼓励女儿殉节，女儿死后又禁不住伤心落泪的王玉辉，则通过对其矛盾心情及其变化的真切细致描写，既展示人物性格复杂性，又将批判矛头直指吃人的封建教。

简答：《金瓶梅》的历史地位及创作成就

一、《金瓶梅》是一部具有近代意味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模式，在艺术上较之此前的长篇小说有了多方面的开拓和创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演进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莫不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金瓶梅》摆脱了这一传统，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使中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臻成熟，为其后《红楼梦》的出现做了必不可少的探索和准备。它的诞生开创了人情小说这一创作流派，并且成为这一类小说的经典。

贡献：推动了通俗小说创作的发展：

1、在创作题材上，它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和世态人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通过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来表现社会的变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时代性，为此后的世情小说开辟了广阔的题材世界，并使之成为此后小说的主流。

2、在创作主旨上，从立意歌颂理想变为着重暴露黑暗，从表现美转为表现丑。

3、在人物塑造上，从单色调变为多色调，从平面化转向立体化。

4、在叙事结构上，从线性发展转向网状交织。

5、在语言艺术上，从说书体语言发展为市井口

二、明代小说近二百年空白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印刷业落后的制约：明初印刷力量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印刷工匠的匮缺。封建统治者的高压控制：其一，明初封建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加强，明初的文网森严可怖，并强力推行程朱理学。其二，明初封建统治者实行禁毁小说的政策。抑商政策造成的伤害：为了恢复与发展遭战乱破坏的生产，明初的统治者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而小说传播对商业发展具

有很大的依赖性，在商业发展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小说市场无法形成，创作与出版也就失去了动力。

三、论《红楼梦》

1、《红楼梦》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内在原因和必然规律。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爱情、婚姻悲剧为中心情节，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世家贾府盛衰兴亡过程的描写，在客观上全面揭示出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内在原因和必然规律。作者生动细致地描写了贾府生活的各个侧面，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并展示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又非仅停留于事件叙述和情景描绘，而是深入人物内心，刻划其性格特点，揭示他们物质上和精神上面临的种种矛盾危机。于是，作者既使读者对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面貌获得整体、形象的感受，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及其赖以存在的全部制度的虚伪、腐朽、黑暗和罪恶，引起人们对这一制度永久性的怀疑。

2、宝黛爱情的意义作为贾府继承人贾宝玉，他的行为很使长辈们失望。他厌恶读圣贤经典，拒绝走家庭安排的“仕途经济”道路，也不愿结交“为官为宦”的人，甚至将热衷功名的人斥为“禄蠹”；他从不讲究长幼嫡庶、主尊奴卑这类封建等级制度，又反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认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另位一主人公林黛玉因父母早丧寄居贾府，她为在龌龊势利环境里保持纯洁的个性而“自矜自重，小心戒备”，这是她孤傲清高、敏感多疑性格特色形成的重要原因。林黛玉是贾宝玉唯一的知己，她从不劝贾宝玉“立身扬名”，走“仕途经济”之路，这是他们感情最重要的基础。这种在互相了解与思想一致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情，和以往“才子佳人”式爱情有着本质区别。那些才子佳人争取恋爱、婚姻自主时表现出反封建的倾向，但他们的人生追求与封建制度，没有根本矛盾，因此故事结局总是夫荣妻贵的大团圆。宝黛爱情以反对封建主义人生道路为共同的思想基础，而封建势力本来就不允许违背礼教的自由恋爱，对带明显叛逆性质的爱情更不能容忍，因此宝黛爱情必然是悲剧性结局，它不只是单纯的爱情悲剧，而且还是一个社会悲剧。

《红楼梦》的写人艺术：

《红楼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突出的表现在塑造成群的有血有肉的个性化人物形象上。在写人方面，作者主要采用了一下方法：第一，对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给人以深刻印象。如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通过他那可笑的言行反复渲染。第二，作者善于将不同人物，特别是相近人物进行复杂性格的全面对照，使他们个性的独特性在对比中突出来。第三，作者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反复皴染，不是通过惊险的故事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精雕细凿的刻画人物。

第四，对主要人物是反复刻画、渲染，而对于一些次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人物，能通过几笔的速写，勾勒出人物鲜明的轮廓。

可以说《红楼梦》完全改变了过去古代人物小说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此外，对人物心灵及其矛盾冲突的描写，《红楼梦》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四、论《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思想：作品主题是以反对科举与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周进与范进中举的悲喜剧，批判了科举制度对文士心灵的腐蚀，揭示了他们热衷科举的原因；又塑造了一群考取科名的读书人形象，他们出仕为贪官污吏，居乡为土豪劣绅，从而进一步暴露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作品还用大量篇幅批判科场失意后以风流名士自居的人物，暴露了科举制度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讽刺艺术：作者讥讽世事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和忧患意识，他往往概括提炼与描摹司空见惯的人情世态，使读者从事物本身得到启发。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也需要适度合理的夸张，从而突出某些社会现象的荒谬，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严监生临死前见点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手指不肯断气等描写，都属这样的精采例子。作者的讽刺方式与程度还因对象差别而有所不同。如对汤知县、严氏兄弟等贪官劣绅是严厉地揭露与鞭挞；对善良而迂腐的马二先生既同情又讽刺；对鼓励女儿殉节，女儿死后又禁不住伤心落泪的王玉辉，则通过对其矛盾心情及其变化的真切细致描写，既展示人物性格复杂性，又将批判矛头直指吃人的封建礼教。

对讽刺程度的把握还表现在随人物性格发展而有所改变上。作者开始时对范进、匡超人虽也讽刺，但主要对其境遇表同情。这两人随科举发达而变得虚伪、圆滑，描写也随之变为辛辣的讽刺。作者并非只展示笔下人物道德品质方面的原因，而是更致力于引导读者思索那些人物变化的原因。于是社会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弊端便显得更为突出，通过那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结构艺术：《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实际上作品中并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上一回中的主要人物到了下一回就经常退居次要甚至不再出现。这种组织情节的方式虽有利于较自由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但作品结构却也因此而显得松散。《儒林外史》奠定了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后来晚清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作品中讽刺手法的运用显然是一种仿效，而且它们又明显地沿用了吴敬梓的结构设置。这些作品的成批出现，很能说明《儒林外史》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简答题：

1、简述神魔小说的崛起及其意义

当通俗小说创作重新起步不久、作品尚还不多时，神魔小说明显地起来了雄壮声势、扩大影响的作用，它有助于引起文化层次较高的文人的注意，或投身于通俗小说的创作，或关注、支持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神魔小说推动通俗小说创作发展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打破了讲史演义的一统天下的格局。神魔小说的实践，特别是《西游记》的成功，实际上是等于在作直截了当地宣布，小说就是小说，它应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要本不必肩负其他功能而蹒跚而行。这一比较从另一侧面说明，正因为超出了讲史演义的题材束缚，神魔小说才具有开辟新方向的示范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创作从此就可以任意地胡编乱造。神魔小说基本上都是有所依据改编而成的作品，其中也有依据话本者，更多的却是搜罗流传于民间的各种神话故事进行编撰。最后就指出，神魔小说的兴起与读者的阅读需求也有很大的关系。

2、康熙朝焚毁小说的措施及其影响。

要消灭一种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文学体裁谈何容易，于是满清政府在康熙四十年、康熙四十八年与康熙五十三年又接连颁布禁毁令，还对写、印、卖、买、看小说的人制订了具体的处罚办法。作者与书坊主是打击的重点，若再创作或刊印销售小说，将分别被判为流放三千里或关押三年，买或看小说的人则将被杖打一百大板；如果查禁的官员失职，他们将受到罚俸与降级等处分。

二、满清政府禁毁小说产生的影响

1、小说在社会上的地位明显下降。

2、宣扬忠孝节义、劝善惩恶的小说方可生存成了作家的自觉意识。

3、、禁毁导致了不利于小说发展的生存环境。

3、拟话本小说的体制特点及演化的大致进程。

1)头回逐减少乃至最后消失。在拟话本创作中，头回逐渐被省略实际上是一种必然现象。在文人创作的拟话本中，头回的存在纯粹是出于对话本的模仿，那些作者不仅没有说话人那迫切的商业需求，而且构想与设置头回还往往会成为创作的累赘。既然头回存在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于是它在拟话本中出现的频数也就慢慢地减少至消失。2)诗词的征引逐渐减少。宋元话本中大量征引诗词的重要原因是说话人为了显示“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而明清时与说书并无什么关系的文人撰写拟话本时，创造力主要显示于人物形象塑造与情排，他们一般都是有一定声望的名士，没有必要以大量引证诗词的方式表明自己的不俗或学问渊博。由于遵循话本的格式，他们作品中也多少出现了一些诗词，但这往往是出于刻划人物与情节发展的需要，并非有意嵌入。于是越往后，话本中征引的诗词就越少，有的故事中竟无一首诗词，作者甚至将篇首与篇尾的诗词也都省略了。

2.什么是熊大木模式？这种模式有什么特点？

熊大木模式“两层含意，同时也是这种模式独有的特点首先，它指负责传播环节的书坊主位，成为创作主体，从熊大木开始到万历中期，他们几乎垄断了通俗小说创作领域。

其次，尽管是在编撰小说，但创作动机、文化水准与艺术品位都表明了这些人仍然还是书坊主，其编撰方式幼稚粗糙，作品形态也易于辨认。在编创方式上，熊大木模式编撰的小说几乎都是根据历史书或者评话、话本等改编而成。由于熊大木是首开其风者，故而通俗小说这种形式的编撰便称为”熊大木模式"，有时书坊主雇佣的下层文人也采用这种方式来编撰小说。

论述题：你怎样理解《聊斋志异》的人文内容。

民间文学的研究现状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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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读后感

前言

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王岳川在前言中这样郑重的抛出了一句时间决定后现代文学的始由。不可否能作为研究学者，研究历史延续的渊源就来至于那不可停息的时间的脚步声中，文学跨度了几个世纪。在历史浪潮的汹涌下，以及在整个世界糟粕了战争的洗礼，文学经历了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以及现代主义的演化，最终走向了一期强烈纷争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时期。

是的，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随着她悄然或惊世骇俗的分秒流转间，人的意思形态、文化观念、价值体系都在我们无法逐戈的潮流中，用着文化这一广泛的视野告示后现代主义的推进，忙碌的人们已在这种思潮的涌动里，麻木的行进短暂的人生。

高瞻远瞩的学者们在世界的论坛上开演了一幕幕舌唇之战，好吧，让我们随着王岳川敏锐清醒的头脑步入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研究殿堂，领略这生生息息的文化思潮横扫整个文化领域时，裹挟着的浸渍了人类精神领域的虚无主义，感受这20世纪思想舞台上愈演愈烈的真实与虚妄的冲突。

或许我们从中得取不到什么，也因生活的忙碌来不及感受什么，或许在匆匆碌碌的行走间，后现代主义就消散在我们步伐后滚滚的红尘，可我们无可否认它的存在和对这个世界最深切的印记，在你闲暇之余，可否品读王岳川引领你走进的怪诞却又真实存在于我们四周的后现代主义？！

正文

我无法清晰的表达是文学表现了哲学，还是哲学指引文学的路途。就像谁也说不清是鸡蛋先于母鸡，还是母鸡先于鸡蛋，谁也道不清，谁也讲不明。

时代的推进，精神意思形态的转化，主义的演化，价值体系的更迭，生于后工业社会的我们，在历史潮流沉淀基石上，我们不得不有自己真实的面目展现我们别于先人的遗留的遗迹。

因此，后现代主义随着历史脚步拖延到20世纪50年代末超越现代主义文化，走向了以文化断裂的方式获得了对现代文化反动的哲学话语，并宣告人类数千年来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正在和将要经历重大的历史变迁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时代。

这个题目很大，对于王岳川将近三十余万字的演说，我无地自容，就于几千字的读后感来涵盖他的内容，我也无力磊述，只能就着自己思绪的澎湃，写些他对后现代研究总体的一种概括，以及我一点点小小的感悟，在电脑前准备写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无任何的感念可言，这是我性格致命的弱点。

在由头不稳的叙述间，请见谅我文字的紊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共同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对于后现代主义无法抑制的浓厚的探究精神，这就足够了，不是么？

翻阅开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目录，十四章大大的黑色标题就赤焰得令我头脑炫目，且让我在细细浏览一番，此刻的我实在没有这样的底气去叙述这么沉重的时间凝集后的文学，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其实要继续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呵呵，先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不亚于大学毕业时的论文，或者还盛于其所涵盖的纲要。

在看过《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而后，回过头来细细品读它的目录，我惨痛的得出一个结论：

在一路细细的看过之后，竟然还不如此刻从整体看概括的目录来的清晰明了，这是我读文学之论等书籍时的个性所在。

对我并不清晰了解的事物总是大头大脑的先从高深的事物着手，而后就好在别人面前大大咧咧的说着文论的言语，好了先不说我读书个性的使然，且该说说中心——有关该书的整个框架和我能说的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一切。

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就我的思维逻辑，整个十四章可以分解为三部分来读（呵呵，感觉像议论文的架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第一部分展示了后现代主义总体的时代背景和整个精神脉络的对抗；

第二部分则通过后现代的各个集成部分（包括知识境况、哲学文化、文学理论、审美思维、诗学代表及写作模式）来充分详细地与读者分解后现代的意思形态及现状；

第三部分就是处在后现代主义引导的后工业社会里的我们对后现代主义深深地反思、分析及对思潮的走向的概括。

全书以一种平静的思维方式来书写，有点类似教科书，却在我看来更是以一种对话的口吻引领着我走进奇妙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世界里，自自然然的就走了进去，或许因为好奇，更多的是王岳川精密思维的讲解，才能让我一步步的走进。

汗颜！我并不具备王岳川如此强烈的逻辑思维能力，面对这一时代凝集后沉淀淀的厚重的文化现象，没有清醒、坚毅和准确的思维逻辑是无法洋洋洒洒的写上三十余万的研究论书的。

所以我也只能在自己理解的思维情况下，尽力简单明了的态度来展现后现代主义的概况。

许多体系（无论是物理、化学、数学、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一旦以一种教学态度来构造的时候，就无法摆脱正常洗礼的模式范畴。

因为制定一个标准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在习以为常的标准模式下却接受陌生的事物，虽然这些事物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却总是要通过正统的体系展现，才能让人们看清了解和接受。

无一例外的，王岳川也是以非常系统严谨的态度来探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虽然后现代主义本身总是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文学形式来展现它别于以前任何时代的文学，以中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先锋文学为例。

这种文学现象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所面对的历史符象的多元性以各自的方式强调了历史终结的普泛化和启蒙观念的衰微。

很显然，那个时代的文学先驱们走的历史前沿的边缘，直至无力后来者的接纳，就消失在滚滚红尘泛起的迷雾间。

或许是他们在文革时期成长起来那种对创伤性敏锐地把握与触动，使得他们在这种记忆痕迹的无意识深处留存了恐怖的原话语的袭击。

悲哀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弃文从商，风风火火的经济浪潮席卷了人们感性的认识，麻木的在金钱面前颓然的度过了年华，这是一个文化漂泊的时代，世人的不解大大刺激了本已伤痕累累的心灵，和着那个时代的摇滚悄然的隐退了。

王岳川并没有在他的研究中加入中国的文学现状，只是一种遗憾吧。不可否认，或许中国的先锋文学正在悄然的迎来她的第二个春天。

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曙光的感召下，膨胀化的信息时代也预知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地的扎根。

我本人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意思形态里，开始接触了这个时代追逐先锋文学的人儿，从而对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也幸运的那么恰巧有机会接触到王岳川在九十年代初撰写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这是一种命运的使然，我无从解答，就如随着时代的召唤而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景观一样。

后现代主义是风靡着整个欧美的文化思潮，它裹挟着各种先锋性、多元性的哲学观念、美学理论和艺术流派，使得清晰描述变得如此的困难，但我们澎湃的心灵无法阻隔的要透过它那“耗尽”般的喧嚣和骚动，去窥视其主要的理论特征。

它的整个理论特征由于它所呈现爆破的文学状态一样，疯狂的反对现阶段历史陈迹下的各种理论立场。它强烈的某种内在逻辑或内在动力所主宰而形成的分歧在基于反中心型、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体系性的思维向度里，以反认识论、反本体论的立场，呈现了后现代这一反体系的时代，构成了它独特鲜明的理论特征。

一种灵魂裸露的逻辑意识形态成为了后现代人“耗尽”之后的准确的写照，也正是它在表面上同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境况下，却无意在实质上承接了同现代主义相类似的当代西方“焦虑”、“无言”痛苦的畸形表达，光怪陆离的展现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到来，及渗透在每一个后现代人的心灵而后堕落一地的丕痫的惊恐中。这个时代已经来临，向走向现代化的华夏提出了挑战，现代的我们是否做好准备迎接这一新历史交界的可

能呢？

期待......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我依旧情不自禁的想起这句话，对我来说，这是全书中最有分量的话了。我说不清自己是带着怎样的情感投入到王岳川漫长的叙述。

路崎岖而蜿蜒，或许是由于路的每一个端口都是极其美丽渲染的风景线吧，每一个端口上矛盾冲突的较量所喷发出的激昂与漩涡都让我迷醉而又混沌，我现在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为何要研究这些了，意义呢？谁也没法把握，就像后现代主义呈现出的状态一样，在纷争中我们得到是一个又一个的纷争，有时候真想偃旗息鼓，让他们吵，让他们闹去吧。哇，这话说得大了，毕竟他们是万人仰慕的哲学家丫。也说得远了。还是回来继续说说让我着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后现代主义能如此出现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有人批判，有人响应，也有人无奈面对它的真实存在。这一切都归根人的本性吧和历史不可扭转的进程。

哎呀，思想忽然乱了，或许我从就没有平静过，面对这么庞大的解说，我总是一语还休的矛盾着、解释着、解构着我混乱的思绪。或许我也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像以正统的形而上学的构架去展现后现代主义在我内心的样子，有一个准确的模样么？我不太明了。

好了，该说的还是要说，我解脱不了这样的束缚——自我的捆绑——自我述说的欲望。

任何一种主义的存在都是以某种学说呈现出来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命脉的起始应归结于解释学说。在经历了几代哲学精神运动的奔波，我无从得知这一历程过后，为何就以解释学说为起源掀开了后现代主义的序幕。历史的长河久远漫长，而个人生命历程的短暂，还有现实社会的迷乱，都让我们无法追根逐源的忙乱回溯，只能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靠着他给予的高度，去接触我们脚底深厚脊梁、去展望我们未知的可能。

而此刻的我，品读过后的静静思索或许是对巨人坚实的臂膀最亲昵的抚慰吧，从中我得到是更大更强有力的震撼，因为我真切地接触这臂腕的伟岸。

完了，一到夜晚，我的思路就容易走进一种形象的思维，无法正确的投入到理论解说的轨道。嗯，尽力吧，因为我还想说。

解释学直译中我们就可得到是从解释角度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目的文学。哲学解释学（以伽达默尔1960年发表的《真理与方法》为其标志）剔除了对原有对象简单一元中心论的客观再现，而更多的是从多方位的解释以对话形式体现意义的不确定性，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交融的互助解释。

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整体性到多维性，从客体性到主体性，从空间性（本质）到时间性（历史）的转折，划出了现代精神与后现代精神的界限。

读者在面对对象的时候，解读的过程各自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循环往复的和个人语言游戏、主观偏见及审美观的差异，都带了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广泛性。从这我感觉到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离我们盛远的哲学家、文人，更多的是我们读者自己本身。

我们通过内在的思索分化，对本源存在多元互动的感悟，及我们自身语言的不统一，成就了我们对自身与对象的解释以及对不解结论的循环理解，太多的不解又造就了更多的理解，从而这一矛盾的现象就体现在是读者本身的作者的语言游戏中了。

解释学混沌的告诉我们这一现象的真实存在，也展示着后现代主义启蒙的到来，但却无法用无穷变化的解说回答来打破对理解是何物的一种描述性的内在循环。

尔后读者颓然的放弃了解释的立场，以接受者的姿态去面对文学对象。读者在接受活动过程中，重获了一种清新自然的求新求变的快感，以及与文学交流中一种再接受后自己与作者交流的再创造，因此新思路不断地涌现，呈现出了以读者为中心论的接受美学。

审美经验也再一次展现了读者在审美愉悦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解放并自我确证，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经

验方式，使人性从日常生活的麻痹猥琐和习惯偏见中解放出来。

然而，解释—接受理论依旧是以罗各斯中心主义从现实的角度去理解过去和把握未来的理解历史性，无法摆脱人类以一种终极价值认同感去展现真实的愿望。似乎有赶不上后现代主义快速步伐的进程，于是一种新的后现代图景出现——解构策略，在与之不断批判的过程中浮出水面，占据了后现代前进的方向。解构理论（代表人物德里达）摆脱了单一狭隘的思想背景所无法展现一个哲人全部思想轨迹以及向传统挑战的真实动机。是的，我们总是批判，总是想摆脱旧有的束缚，找寻到一种全新真实的理性的言说去解释历史进程中的我们。

然而，历史的淘汰并非单纯的取消。好吧，就让我们在解构的过程中，感受这已构成后现代精神的底蕴和基色的解构理论。

其实面对解构理论，我真不知道从何下笔，解构理论的涣散及解构他者即自我解构的统一性，还有主体隐退而结构凸现的表征，以及它肆无忌惮的对整体神话的破灭和对语言中心论的消解，和它自身瓦解在场的解构策略，都让我迷失中心方向去进行论述。我极易沉静在别人呈现的意思形态中而无法自拔。

好吧，或许你已经在我简短陈述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什么，我无力解述，只好在王岳川的一句结论性的区别话语里，结束今天我个人的思索吧。

立足于对本文的解释，并为了交流而重设理解的历史性，这就是伽达默尔。

立足于对本文解释的重新解释，并为了本文而放逐历史，这就是德里达。

历史与当下，本文与届时，中心与边缘，秩序与无序，同一与差异，共识与中断，解读与误读，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使当今世界这一大本文充满了困惑、矛盾与焦虑。“

晚了，世界本文再怎么变动，也改变不了人们正常的时物钟的运转。嗯，我真的该睡了！

我开始陷入一种意识混沌的状态中了，面对众多哲人的磊述，我不如王岳川那样清晰明了地将他们分数清楚，这依旧是个庞大的工程，是要在一种思想沉积积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如建筑工程图纸那样明晰干练的构造图纸。

而此刻的我，只能在肤浅概念及混乱的平静心态里，继续我未完的旅程。是的，有份责任催促着我疲乏的头颅迎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风浪前行、再前行......当我们堕入意志漩涡的时候，总是想抓住一根救命草，希望它能把沉溺中的我们解救。后现代主义的异军突起，让哲人们殚思竭虑，这一文化现象出现的根源及背景呢？人类意识演化都逃脱不了历史进程的步伐中经济、科技、政治体系冲突、变化的大背景。

因此，一位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从现代主义喧嚣中听到了一个异样的声音。正是这样一种声音的传递，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后现代主义呈现的文化大背景的社会正是后工业时代的社会。这一社会形态表现为大工业生产的高效高能，成为了一个以信息为工艺对象、以科技产业为主要职业的崭新的信息时代。

首先，我们来体味一下这一”后“冠名的概念。世界瞬息万变，一不小心科技迅猛的发展，经济稳步的迈开它大步坚定的脚印，席卷这个社会的经济浪潮，冲昏了人们还未清醒的意识，麻麻混乱中接受这个潮流，拜金的混沌造成了这一”后“的呈现。

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时代，这是一种对未来先进工业社会到来的迷茫的”生活于间隙时代的感受“，我们无法确切地判断这种意识形态的超前与进步，只能无奈的选择一个”后“表达我们所有在间隙的狭缝里黑暗摸索的困惑。至此以往的进程中，我们总是能够总结出一个时代跨越另一个时代的时候，终要经历一种迷茫、一种无奈、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无法辨清方向进行。

错还是对，我们无从判断，只能接受的姿态面对它，就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在我们经历那么漫长的演化后，才真正认清了我们演化的始源及一条我们祖先迷乱中走过的路线。

我们在这种次序紊乱、意念冲突的矛盾里，以文化领域惯有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的”个性化“、”自由化“及”反体制化“精神与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的非人性化和类型化一步欲趋的组合成三足鼎立的社会冲突

及机制断裂的一个世界层面。我们将它截取开来，细细言述，细细评论。

世界是矛盾的，面对”矛盾“这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状态词，我不能清楚自己到底对它了解多少，或者在现实社会里运用了多少，只是在这矛盾冲突的文化后工业时代里，这词无法规避。

它拓延出了太多指引性的标杆，例如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里体现了文化沉淀性和扬弃性与科学的革命性和创新取代性的矛盾；体现了资本主义速食文化的庸俗和放荡与宗教道德文化的严谨和保守的矛盾；体现了文化本身光电影等不断翻新寻求刺激的盲目与崇尚文化艺术习俗真实的经验渴求的矛盾；体现了文化信奉自我、一种”距离消蚀“的审美观念与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碌碌有为的先进科学历程的矛盾......都造就了现代主义文化的断层不可抹灭的痛楚及沉重的代价的现实状态。

从而这种文化的矛盾也暴露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矛盾，凸现了现代主义失掉的文学一致性、颠覆文化秩序时对文化标准本身的影响、艺术和生活间界限的模糊及消融。矛盾的理论让我们无从叙述错与对，只是在这种矛盾意识状态里，还未对现代文化有个清醒地认识，悄然间我们就已经走入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中了。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性，显现在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价值方面进行的一场”反文化“运动，它以个性解放、本能释放、冲动自由等为旗号，以一种特久不衰的激进态势，猛烈冲击一切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撞击着文明的历史戒律和心灵禁忌。是的，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意识形态里，众多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论作者们都被喻为”超出意识范围的冒险家“。

他们得冒险创作令人们意志观念抽空，在欣喜若狂的吟诵中又再一次的达到困惑焦虑的终端，后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指引方向去解脱我们现实状态里那张杨跋扈的个性中脱离超验观念而堕入的那种虚无，在一种涣散力的勃发中我们感觉到了那种绝于世外的极端分离的迷茫与痛苦。这是后工业社会话语断层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文学。

这种张扬非理性以及完全依赖本能呈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张显了后工业社会里的现代的我们反叛、宜化、退隐、冷漠的文化性格。艺术成为了一场游戏，我们玩弄文字的同时，也是在玩弄我们自身不成体系的意志理念。用这反文化的气息、视觉的冲击、艺术的支离破碎、反释义的报复和对理性的抗击呈现了这个时代意义的匮乏，我们不用寻根，仅仅只要回归最原始的状态去满足人的物欲，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

我深感痛心！在这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我们迷茫思索与”崇拜“，在这从未有过的外部世界迅速变化的体验力，我们产生了某种空间感和时间感的错乱，忙乱的积极寻找长久以来支撑我们精神家园的救命草，一种”新宗教“渴求的呼声高涨，却无奈在丧失信念里丢弃了所有，招致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生命中那无法承受的”轻“！

痛！

在一种相对论的意识形态面前，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是否敢对抗后现代性了，因为它太让人心痛。我们开始对它提出质疑了，后现代真的可以成为可能么？还是在转轨的意识形态里，它只是昙花一现，我们终究要归入到另一个能正确引导我们精神家园的文化领域里呢？我没有答案。只能简单重述一下王岳川所呈现的走中间道路的哲人的一点点思想光辉。

现代性成了问题、出了问题了，哲人们用批判的理论尽数这一事实的存在。人在现代科技中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控制了人（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网络），人异化了。现代问题显现：理性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非理性；从而人们在这种理性疯狂扩散而导演出的人类毁灭性的悲剧。

人们只用重新拿起批判的眼光去面对现代性的问题。世界似乎只有呈现三足鼎立的状态才能造就下一片安

详宁静的天地，在批判路上也呈现了这种状态，左、中、右的批判家各抒己见，划出了”批判理论“步步后退的轨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其最终解决只能是打碎旧的生产关系，改革这个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尔库塞认为，必须首先改革经济和科学技术，将人变为单维人的单维社会；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改革的是上层建筑中的文化结构；福克认为，应改变的是现代文化中的语言结构。

而这种由制度→科技→文化→语言的后退势态，却更让人进入了一种迷惑状态，因为文化的存在无法脱离社会制度及经济形态。然而他们还在继续追问，想从中获取某种解决现代问题的答案、向”现代性“发起进攻的武器及批判后现代存在的可能性，进的而推出纠正原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重新构建和修复去建立一个新的理性图式——交流理性。

这一理性图式是惯于人们习性交流及相互理解批判的产生的。抛开迷茫困惑的意识，人们透过互动与交往，通过言语在概念滑动中增进相互的理解与信任。从而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获得精神领域的依托与互解。即以一种理论建设性的视界，是我们可以将交往活动作为媒介，使整个生活世界能再创造其自身。

这是一种近乎理想化的理论构架，真的能在现实生活中呈现么？我期待，却也茫然的困惑它的到来？真地会么，或许我们只能期待了。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吧。阳光好好！难得假日，我要去海边好好玩耍一番啦！这个困惑就明天再思考吧。生命短暂，大自然赋予的美妙，我们都不该错过，不是么？

结束语

我忽然想结束这个旅程了，再接下去翻阅王岳川其他篇幅的论述更多的是一种重新磊述，只不是通过了”知识“、”文化观“、”策略“、”审美“、”诗学“及”写作模式"几个方面又一次阐述。尔后以旧式的文学研究模式，将后现代主义新思潮趋势作为结束篇章。

而我这拖沓了许久了读后感又应该以什么作为结束曲呢？

本来想以对一位诗人的诗的解说来作为我这漫长旅程的最后一站，可惜我不敢乱用他人的文字，毕竟我没挣得他同意，而且我也很害怕自己的评论不够到位。好吧，就以自己的诗为结束曲，随便找个机会对自己的文字做一个评论。

民间文学的研究现状篇三

西汉文学研究

摘要：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而这一时期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由于“不遇”文士身份的不同，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遇”之情绪也有差别。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突出，既与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士人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意识和中国文学中的“风雅”精神有关。

关键词：西汉；士不遇；主题；风雅

“士不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常见的一大主题。自从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以来，在绵延的文学历史长河中，此类作品可以说是代不乏作，历久不衰，并且涉及到诸如赋、散文、诗歌、词乃至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统观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西汉时期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特别多，十分引人注目。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之世，却产生了如此多的“士不遇”作品，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下面我们试就这一问题加以简要分析和探讨。

一、西汉“士不遇”主题文学作品鸟瞰

西汉时期，去战国未远，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终自沉汨罗江以明志的悲剧性命运，很容易引起西汉士人的同情与联想，因而汉代的“士不遇”文学作品往往是从吊屈原开始的。贾谊的《吊屈原赋》是汉代最早的凭吊屈原的文学作品。贾谊少年得志，受到文帝的赏识，擢为太中大夫，但因受到灌婴、周勃等人的谄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路过湘江时，很自然地想到了与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屈原，便创作了此赋。在赋中，贾谊对屈原的遭遇扼腕叹息，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圣贤逆曳兮，方正倒植。”“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极其强烈地抒发了志士不遇的悲愤，谴责了黑白颠倒、小人得志、俊才遭弃的社会现实。这篇赋名为吊屈原，实则自吊。在贾谊《吊屈原赋》的影响下，西汉文人纷纷以凭吊屈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士不遇”的情怀或对“士不遇”这种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以及扬雄的《反离骚》等等。东方朔在《七谏》中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对于屈原选择以死来抗争的方式并不认同。篇中曾提到“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托”，这就表明东方朔思想中有着较为浓重的归隐意识。无独有偶，扬雄《反离骚》篇末云：“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餔歠兮，洁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同样对屈原自杀明志的行为颇有微词。在汉初，黄老思想大盛，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思想并未销声匿迹，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汉士人。因此西汉士人除了受到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思想影响之外，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现“士不遇”这一主题的，作者的愤懑之情充斥其间，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这类作品的肇始。此赋大约作于作者晚年居家之时，赋中的“不出户庭，庶无过矣”正是其待家避罪的心灵写照。汉武帝时，董仲舒与公孙弘同治《公羊春秋》，公孙弘的学问不如董仲舒，但由于善于奉承，而至公卿之位。董仲舒心里不服，认为他是阿谀得宠，公孙弘怀恨在心，建议汉武帝使其相胶西王，妄图借胶西王之手加害董仲舒。虽然胶西王善待董仲舒，但董仲舒恐时久获罪，便称病辞官，居家至死。董仲舒在此赋的开始，“首先高扬了‘士’之独立存在的价值”[1]，认为“士”之所以“不遇”，是因为既“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又不“屈意从人”，此后对黑白混淆、世道幽昧的社会现实作了批判。鲁迅先生曾评价此赋说：“虽为纯粹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2]在中国文学史上，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第一次以“士不遇”为题目，并把它作为独立的重要主题来论述的文学作品，尽管其文学价值不算很高，但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篇赋的直接影响下，司马迁创作了《悲士不遇赋》。这篇赋并“没有对‘个人’的不遇表示什么悲切的看法，只是对‘士不遇’类于概念化的表述”[3]。而司马迁直接表达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气与不遇情怀的则是其《报任安书》。在这封给任安的信中，司马迁声泪俱下地叙述了自己忠而获罪以至遭宫刑的悲惨遭遇，以及无法“推贤进士”以尽职责的尴尬处境。

此外，汉代还有一些“士不遇”主题作品是通过主客对答的方式来表现的，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答客难》中，客人向东方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之流，凭借自己的纵横之术而践将相之位，而东方先生学富五车，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东方朔以时迁事异来回答：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了生存与壮大而礼贤下士；现如今，“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由以上观之，在西汉盛世的文学作品中，抒发怀才不遇之感与不平之气并非个别现象，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这充分说明悲士不遇已成为西汉文士对自身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否定性情感体验。反映了‘盛世’对人的压抑情况。”[3]

二、汉代“不遇”文士的身份探析

东汉班固曾在《两都赋序》中说：

故言语侍从之士，若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文选》卷一）

由此可见，在班固看来，西汉擅长文章的作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侍从之士，另一类是公卿大夫。这两类人都创作过“士不遇”的作品，而这一文学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西汉以经术取士，很多通一经或数经的士人地位显赫。“如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为汉武丞相。倪宽为廷尉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遂见重。以议封禅贡谀，为汉武御史大夫。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武帝又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断于外，不报，天子皆以为是。”[5]精通经学者，都被统治者视为栋梁之材，并给予一定的职位以尽其材，但宦海**险恶，总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重用。这些未得到重用的公卿大夫所写的这类“士不遇”作品，有着浓烈的愤懑之气。像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主要宣泄的就是那种无法施展自我才华的抑郁不平之气和对于小人得志的愤慨。因为他们有经天纬地之材，也有大施宏图的心志，但总是受到别人的排挤与陷害，于是只能“不平则鸣”，通过文章来宣泄自己的不平之气。然而对于东方朔、王褒等这些侍从之士来说，他们在统治者眼中只是视如俳倡。他们被“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在皇帝身边，只供“诙啁而已”。时人称东方朔“口谐倡辩”、“应谐以优”（《汉书》卷65《东方朔传》）。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緤黩贵幸”，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汉书》卷51《枚皋传》）；又《汉书》卷64上《严助传》称“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在汉代帝王中，大约数汉宣帝对辞赋的评价最高。他不仅视辞赋为娱乐的工具，还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既有“仁义讽谕”的作用，又能帮助人增长有关“鸟兽虫鱼”等博物的知识（《汉书·王褒传》）。尽管如此，当有人批评汉宣帝爱好辞赋时，汉宣帝称赋家“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实质上他看待赋家依然等同倡优。因而西汉那些不通经术的文学之士，在政治上毫无前途可言，根本没有一展“治平”宏图的机会，而他们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些人所创作的“士不遇”作品，抒发的是“时不我遇”的无奈之情，而不是遭受别人排挤与陷害的愤懑之情。

三、“士不遇”文学主题凸显的文化成因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在文学领域“士不遇”主题却如此明显，这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它既与封建专制制度确立、皇权膨胀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文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大多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有关。

西周时期，“士”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中最低的一个等级。进入战国以后，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局中，西周以来严格的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作为介于贵族与庶人之间的士阶层，便成了庶人上升与贵族下降的中间地带，因而士集团不断扩大。并且在等级制度崩坏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士人所拥有的知识与职守分离，从而使士阶层从统治集团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智能阶层。士阶层作为智能阶层崛起之后，便形成了与以各国诸侯为代表的权势阶层相对立的政治局面。智能阶层代表着道统，而权势阶层把持着政统。智能阶层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以自己的立场为立场，从“道”不从君，自觉地把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而权势阶层也需要道统的支持来加强其权力的合法性。因此，“战国时期的知识阶层自重有加，争取和王侯之间保持一种师友而不是君臣的关系”。如从《史记·魏世家》所记载的田子方与文候太子击的对话，就可以见出当时主与客是一种比较民主的关系。太子击在朝歌遇到魏文候的老师，引车回避并下车拜见，而田子方却不以适当的礼节应对。太子感到不高兴，便问：“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答道：“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履然，奈何其同之哉？”类似的例子在战国时期可以说不胜枚举，如《淮南子·修务训》、《吕氏春秋·期贤》中记载的魏文候过段干木闾，未尝不轼，以及《战国策·齐策四》所记载的齐宣王与颜斶的辩论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战国士人在直面世君时，有相当的主体性，敢于与其争辩。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一国不能实现时，士人便另投他国。“合则留，不合则去”，“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此时的士人不存在遇不遇的问题，此处不遇可以遇于彼处。当然，士人这种主体选择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士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依靠某一位“知己明君”。因而，“先秦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和现实政权已有相当的依附性，正是这种依附性，对他们的人格气质、文化心理及精神生产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7]。由于这种依附性，孟子理想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士人对政权的依附性逐渐增强，甚至产生了某种奴性。

士阶层的黄金时代——战国逝去之后，随着秦汉中央专制制度的建立，皇权的膨胀，士人阶层所受到的束缚日益加重，尽管在汉初的一段时间内，诸侯王拥城自治，罗致人才，形成了士人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文士司马相如、枚皋等都有客游诸侯国的经历。汉景帝削平七国之乱后，藩国势力大大削弱，尤其是汉武帝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中央专制，大一统形态逐步强化。汉武帝也注意招徕各诸侯国的士人为己所用，司马相如等人逐渐聚集到皇帝身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还是为实现对现实的干预，只能入仕为中央朝廷服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而先秦士人已具有的对王权的依附性，在此时空前加强。原来的主客或师友关系变为纯粹的君臣关系，皇帝高高在上，而臣下只能匍匐在君威之下，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力。司马迁只因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不得不面临遭受宫刑的惩罚。在这种情势下，汉代士人对专制政治普遍感到一种压力，汉文帝时贾山《至言》中说：“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断者；万钧之所在，无不靡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君对臣“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惶恐隐忍，便成为西汉士人普遍的情感心理状态。西汉文士对战国士人优游于诸侯之间，甚至弄诸侯于股掌之上的风采，何其钦佩与羡慕。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于是对比之下西汉士人心里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并且汉代的士人与先秦诸子一样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精神，梦想位至将相之尊，然而西汉士人若想实现自己的价值，途径只有一条即得到皇帝的赏识。但要得到皇帝的赏识何其难，皇帝也是一个凡人，他对周围人事的看法受到种种的局限，况且还有官僚重臣的弄权，就像贾谊被周勃等人谄害一样。所以西汉的士人要想“遇”，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不容易的。战国时代一去不复返，士人又在现实中常常遭到种种不平，他们便通过文学创作来宣泄这种对美好时代逝去的失望与自己

[6]的牢愁。这样，西汉时期的“士不遇”文学作品便应运而生。

“士不遇”文学主题，战国时屈原的《离骚》、宋玉的《九辩》已肇其端。但到了西汉文士手中，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才蔚为大观。其实西汉的“士不遇”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诗经》的“风雅”精神，因为西汉的文士有关注现实的热情与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来抒愤，也委婉曲折地批判现实的不公正。西汉的“士不遇”作品同汉乐主悲一样，弥漫着一股感伤的情绪，对后世的“士不遇”主题文学有着不小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入仕参政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而由于时代环境、用人制度以及个人才能等诸多因素，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是众多士人的共同遭际。在“不遇”感的驱使之下，他们发愤以抒情，不断创作出“士不遇”主题的文学作品，乃至形成了中国古代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学传统。

参考文献：

[1]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a]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池万兴．从西汉“士不遇”赋看西汉文士的“不遇”现象[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4）． [5]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4．

[6]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万光治．汉赋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