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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十五夜，也是周末前夕，人好清闲。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汽车在院子外的马路上学仿萤火虫爬行，我们坐在高高的楼房林立的“空井”中，等待着月亮娘娘从房子间隙中露脸，不见乌鹊南飞，无聊地坐在石凳上刷着手机，高兴地在《黄石发布》上看到：“黄石市第八界菊花展”正在团城山公园如火如荼地举行，晚上十点闭园，此时八点还差几分，不等嫦娥了，马上启程，出门打的去看菊展。

花团锦簇，花的海洋里赏花者跟花一样多，穿着与花一样漂亮的各色各样的人群在花海里飘荡惊叹，无一不拿着手机拍照，拍人、拍花、拍人和花；自拍、互拍、单拍、合拍，边拍便成群结队地嘻哈着，那些花挤花的展台前打卡人最多。我望着赏花人，看着被赏的花，心想：哪株是我的或是我呢?我哪有此幸运，从来也未盼得到此种围观。

哪里人多人便往哪里挤，看花人群如浪潮，我是没法成为此处的弄潮儿的，被赏花队伍的浪潮浪出了圈外，站在小幽径旁暗笑，多数人哪是赏花呢，不是在赶热闹吗?猜想五柳先生会来此吗?这些花不是均被动地捧成了趋名于朝的“君子”，这些看花者不似有趋势趋利于市者之嫌了?展台上摆满了名贵品种，像服装店的商品一样每盆都有块吊牌，注明品类和送展的单位或花主名字，它们是花之佼佼者，也是幸运者。我靠近不了展台，便走近一株被扔在草丛的孤单的，也许是没挤进展台被抛弃了的小菊旁，被她虽遭冷落而照常开放的精神所感，她似乎在告诉我：开放不是为了要人欣赏，要人捧场，开放是自己的本能，是自己的夙愿！越是偏僻的地方越该去开放，这才是陶氏所爱的菊，此应是菊魂！

我良久立在她旁，一抬头望见灯火暗淡处有个弱小的身影在晃动，细看他在给人少处的菊花浇水，不时把游人撞歪了的花盆扶正，少有人注意他的劳动，更没人多看一眼无闻的老园丁。我眼睛有些模糊了，身旁的这盆花与老园丁融为了一体。

老人没法离开我的视线，移步靠近老人，因为他太像我记忆中的一个人，去世多年了的三叔。

三叔是位读书人，是村里同辈人中唯一的文化人，他是株从未上展台的只在草丛间开放的老菊。

他毕业于“三味书屋”类的学校，没进过新学，没参加任何政治运动，胆小得怕树叶掉下来打破头，从来未与人矛盾红过脸，但逢见生人总是脸红得说不出话来。是倡办本村学校的资深教师，许多村干部及外出有造化的人都受过他的教诲，全村的“乡党应酬”免费全包，那个年代教书质量好坏，少有人过问，平日除了哪家遇上红白喜事要写个请柬、对联时才想到他外，一般没人记得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平凡的事，日子也平凡地过着。但是“平凡”与“非凡”只隔一个字呀，命运难免跟你开个把“平”字改成“非”字的玩笑。

1966年菊花盛开的时节，他老人家有了“非凡”的经历。他不懂啥运动，造反派要他帮忙起草《造反宣言”》和写“打倒走资派”的标语，他半天不吭声，在“红卫兵”的威逼下他说了四个字：“我不会写。”戴着红袖章的那群人的领头者问：“你是不愿写还是怕写不好?”沉默啊沉默，他们虽无啥文化但从三叔的脸色中领悟到了是不愿写。他们装满了的炸药桶随时就会引爆，压抑着终于放下导火线，极不高兴地离开时咬紧牙齿从牙缝里冒出三个字：“等着瞧！”他老先生知道得罪了造反派，大势不妙，但认为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教书匠，上课无课本了，每天上课念完报纸的空隙，就在黑板上抄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等菊花诗词教学生，学生读起来很新鲜，很顺口，很爱读。他又去野外挖了株野菊花栽在一个缺了两个口子的土钵子里，搬到离伟人画像底下不远的讲台上，当作教具。觉得活跃了课堂教学，扩宽了学生的阅读面，同时感到也在造反派面前有点立功抵罪之意，感到很安慰。

一个造反者听到自己弟弟朗读菊花诗时，一拍大腿：“有了！”马上邀集拢打手们捆绑了先生，剪花了头发，戴起了高帽游街批斗。罪名是在课堂上贩卖“封资修”毒品，毒害革命接班人，那盆野菊花也成了罪证。本来“莫须有”就够了，何况诗教了，花摆了，不低头认罪行吗?从此离开了讲台，被押解到水利工地与“黑五类”一起改造，从此我暗暗地喊他“冤叔”。他在劳动时常想起教室里的娃们一俯一仰地读菊花诗的样子，心底的怨气也消了不少。等到给他平反恢复工作籍时，他的坟头已长满了野草，不知是谁把《平反决定书》的复印件当纸钱烧在墓前，并在坟头插了几支野菊花。

浇水的老花工又去别处浇水了，我也在闭园前悻悻地离场了。晚上我梦中见冤叔坟头摆着一钵野菊花，那开得不算茂盛的弱小的花儿在孟冬的夜风中坚强地站立着，那与世无争的神情让人敬仰，虽然与菊展中的花不能比，但看得出他那“此花开尽更无花”的精魂毫无逊色。